祝允明
【诗人小传】
（1460—1526） 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孝宗弘治举人，曾官广东兴宁知县，应天府通判。后自免归。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能诗文，工书法，小楷学钟繇，王羲之；狂草学怀素，黄庭坚，笔势劲健，又能出入变化，自成面目。文章潇洒自如，诗词清丽可诵。著有《祝氏集略》等。
太 行 歌
祝允明
上客坐高堂，听仆歌太行 [1] 。六岁从先公，骑马出晋阳 [2] 。遥循厚土足 [3] ，忽上天中央。但闻风雷声，不见日月光。狐兔绕马蹄，虎豹嗥树旁。衡跨数十州，四面殊封疆 [4] 。童心多惊壮，慄气已飞扬。自来江南郡，佳丽称吾乡 [5] 。邈哉雄豪观，寤寐不可忘。人生非太行，耳目空茫茫！
【赏析】
太行山绵延于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范围广大，山势雄峻，是以艰险著称的一座名山。《尸子》说：“龙门，鱼之难也；太行，牛之难也。”曹操《苦寒行》一开头就惊叹：“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相比之下，江南却是沃野千里，山媚水软，遍地花树，可称人间温柔乡。明代中叶的苏州，更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城市，青楼朱阁，光彩耀目，丝竹歌舞，终日不绝。论环境的舒适宜人，两者不啻天壤之别。
祝允明是苏州人。但因其祖父祝颢曾任山西布政使参政，他出生于山西。六岁时，他随父亲穿越太行山，回到家乡苏州，住了几十年。在这首《太行歌》中，诗人将太行山与江南作对照，其结果却是向往于前者的雄峻阔大，对后者的佳丽风光，没有任何好评，似乎有些奇怪。
先从诗本身说起。这诗语言浅易，好像写得随便，其实颇为讲究。开头四句交代清楚，然后以十句集中描叙太行山，作为全篇的主体部分。“遥循厚土足，忽上天中央”，注重于山之高；“但闻风雷声，不见日月光”，注重于山中气候的恶劣；“狐兔绕马蹄，虎豹嗥树旁”，注重于山中荒凉恐怖的气氛；“衡（横）跨数十州，四面殊封疆”，注重于山域的广大。然后，归结到“童心多惊壮，慄气已飞扬”。———如此景观，对幼年的祝允明来说，当然是相当可怕的。但稍微想一下，就会意识到：穿越太行山，须有几十天时间，岂能无一时风和日丽，无一处旖旎光景？诗只写太行的险恶，显然是有意选择和构造的结果了。
从表面上看，前十四句并无只字赞美太行山。转入“自来江南郡，佳丽称吾乡”，前后形成对照。江南既称“佳丽”，又是“吾乡”，以常情而论，自当为离太行而归江南额手称庆。出人意料，诗的下两句，却是对太行山寤寐难忘的思念。这一不合常情的转折，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有末两句的收结：“人生非太行，耳目空茫茫！”这才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如太行之行那样充满艰险困厄、不测风云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平庸安乐的境遇，却令人感到空洞无聊，白白浪费了生命！最后六句三层，层层跳跃翻进，节奏急迫，使结句格外高亢惊人。
从诗歌的传统习惯来说，如果强调高山的险峻艰危，则诗人所表达的情绪以畏惧退却居多。曹操《苦寒行》作于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出征高幹时，作为三军主帅，一代豪杰，本不会面对太行山而产生畏怯心理，但诗中却一再说：“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李白的名篇《蜀道难》，多奇幻之思，惊诡之句，但也是一再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像祝允明这样，既有意写山势的险恶，又特别表示对此险恶雄大之境日夜难忘的诗，属于例外。是什么因素引起此种变化呢？
在诗人笔下，险恶的山岭从来不仅是自然的存在，而且常常是压迫人生的外在力量的象征。李白《行路难》也写到太行山：“欲渡黄河冰寒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表达了难以找到出路的悲哀。《苦寒行》、《蜀道难》多少也有这样的意味。确实，人总是难以与命运相抗，发出这样的哀叹原是自然的感情流露。但在明代出现了新的情况，那就是一部分文人对自我的重视和期待要远超过前人。不管实际的地位与成就如何，在人生哲学中，他们绝不承认有任何高于自我的存在。祝允明的狂傲自负更是人所皆知。他的《大游赋》，劈头一句，就是：“宇宙之道，于我而止矣！”这是把“我”视为所面对的世界的主宰者。狂者进取，个性自然向外拓张。尽管在现实世界里，他们仍可能被外在力量所压倒，但在精神世界，以及反映自我精神的文学世界，他们是不肯向任何力量退却的。这跟前人有很大区别。
再回到《太行歌》。从美学意义上说，西洋人把各种景观分成两大类：粗犷、雄壮、巨大的一类，称为“崇高”；秀丽、温柔、细洁的一类，称为“美”（又译为“优美”）。祝允明将太行山的雄峻可怖与江南风光的佳丽可人相对比，很接近于西洋人关于“崇高”与“优美”的区分。他是舍弃“优美”，向往“崇高”的。这是诗人个性扩张、冲动，追求刺激而不甘于平静的表现。从象征的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渴求有所作为的人，在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此种渴求更其强烈。虽说祝家世代官宦，他的生活绝不会太差，但由于仕途困顿，又无其他可以发挥的余地，便觉得内在的创造力受到压抑，而更为厌恶平庸的生活。所以，回想起幼年穿越太行山的经历，尽管惊慄恐怖，却令人兴奋激动，便以此为象征，表现内心中对壮丽人生的向往。
其实，对现代人来说，这种情绪是容易理解的。许多环境安逸、生活富足的人，偏偏喜欢冒险去攀登杳无人烟的奇峰绝顶，不正是为了克服人生的平庸吗？开首引《尸子》：“龙门，鱼之难也。”但跃过龙门，鱼即化龙，非复庸常任人宰割之物。这传说的真正意味，恐怕也正在于此。
（骆玉明）
注 释
[1].上客：贵客。太行：太行山。
[2].晋阳：太原的古称
[3].这句说：沿着高大的太行山的山脚遥遥上攀。
[4].这二句说：太行山横跨数十州之地，四面分属不同的地区。
[5].这句说：吾乡江南自古有“佳丽”之称。
述行言情（其二十七）
祝允明
大仪靡停运，百生岂淹息。
丽天星汉度，附地虫鸟疾。
把策诣有司，五往五见黜。
岩栖岂无尚，廛托病多役。
钱刀坏心气，霜露损毛质。
憔悴勿复言，流尘蒙白璧！
【赏析】
祝允明的《述行言情》组诗，共有五十首，作于三十岁。当时他已五次应乡试，都没有考上举人（三年后中举，但再也没考上进士），心情郁闷，便作了这一组诗自抒怀抱。这里所录的是第二十七首。
“大仪”即太极，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指产生并支配天地宇宙的一种不可见的内在之物。“百生”即世间一切运动之物。开首四句写宇宙运转不止，万物生生不息，群星和银河在天穹上时刻移动（“丽”是附着的意思），虫儿、鸟儿在地面上迅急地飞舞。诗人从至大和至微两方面写出整个天地宇宙的运动，浑浑灏灏，景象极其壮观。然后，在此背景上，写出自己的活动：
把策诣有司，五往五见黜。
“把策”，握着马鞭。这两句，不过是说他五次应试，五次失败，怎么也不能算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吧？作者却把它放置在无比壮丽的宇宙背景上，实在是很不寻常的写法。
但是，如果知道祝允明对个人生命的看法，就不会对此感到奇怪了。《述行言情》是组诗，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参照。第一首头二句就是：“昔受皇灵命，结此轩奇姿。”意思说自己禀受了天地之灵气，生就不凡之材质。还有《大游赋》的头二句是：“允明以为宇宙之道，于我而止矣！”《和陶渊明饮酒》：“遐览天地间，何物如我贵？”都是把自我视为天地宇宙间最高贵最伟大的存在。
在中古代哲学中，本来有天、地、人为“三才”的说法（《周易·说卦》），并且认为人是“天地之心”（《礼记·礼运》），这比西洋古代哲学要重视人的地位。但是，在过去的历史上，“人”是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人的高贵与伟大，表现在“人伦”即人类的文明准则上。至于具体的个人，只是依附于“人伦”而存在，反而是渺小不足道的。到了明代，哲学观念发生重大的变化。所谓“人为天地之心”，被理解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禀有宇宙间最高贵的品质，具有无限可能性。这就是祝允明所说的宇宙之道，于我而止；天地之间，以我为贵。
但是，“我”的高贵与伟大，毕竟只是一种内在品质或可能性，至于这种品质或可能性是否得到实现，却受到环境的约制。回顾“把策”二句，就是包含了双重意义：自我既是天地宇宙之灵，又是那么卑琐可笑，一次一次地考什么可怜的举人，还总是失败而归！
以下就此加以发挥：
岩栖岂无尚，廛托病多役。
钱刀坏心气，霜露损毛质。
憔悴勿复言，流尘蒙白璧！
虽然也有隐居的念头，但托生于市廛，有多种需求，有家室之累，怎么就能够隐居呢？没有钱，使人心情变坏，各种各样的烦恼，把人折磨得衰老了（“损毛质”谓头发变白）。这样来看，人是多么卑琐可笑！
但一切的一切，归根结底，“流尘蒙白璧”才是最大的悲哀。流尘指岁月的痕迹，白璧譬喻人的内在品质。一个人所具有的高贵禀赋，不能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最终将化为乌有。特别是祝允明，自视甚高，确实也有出众的才华，他是无法忍受这一点的。
通常，中国文人在仕途不利时，常表现出对世俗荣名鄙弃的高姿态。如西晋的左思，久在京都，无由闻达，就宣称要“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咏史诗》）。本是为世所弃，偏说有意弃世，气魄果然很大，却难免有些矫情。这种自我安慰的办法，对祝允明就没什么用。他不是没有自己的人格理想以及自我认定的道德追求，却不肯以此否定世俗生活，否定对物质与荣名的向往。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内心中真实的欲望，饰以虚辞，陷于可厌的“恶伪”，还不如承认自己的卑琐。
再说下去，人的内在品质之实现，在具体的社会中，就有具体的形态。在祝允明的时代，名利官位，都是一个文人自我肯定的条件。所以，这首诗中，他虽然空泛地承认了“岩栖”即隐居是一种可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不愿如此的。《和陶渊明饮酒》诗说得更清楚：“士生三代后，于名本其情。”如果不做官，不能闻达于世，又怎么能够显示自己超群出众的“白璧”之质呢？这又是一个矛盾：追求名利使人显得卑琐，不追求名利人又无法实现他的内在品质与可能性。这样来读，此诗又显得颇为有趣。
（骆玉明）
春日醉卧戏效太白
祝允明
春日入芳壶，吹出椒兰香。
累酌无劝酬，颓然倚东床。
仙人满瑶京，处处相迎将。
携手观大鸿，高揖辞虞唐。
人生若无梦，终世无鸿荒。
【赏析】
梦，除了指生理上的睡梦以外，一般还指各种各样的幻境，以及一切超越现实限制的向往。人生若无梦，将是怎样的呢？那大概就不是人生了。深山里的穷汉，会梦想造几栋大楼房，娶个漂亮老婆，结果只造起三间草屋，娶了个粗手大脚的女人；他儿子会梦想当省长、总统，结果只当了乡长。梦，说起来很可笑，但倘若没有梦，他们什么也不会有。
人类群体又有共同的梦。天堂，桃源，乌托邦，无不是梦。以往凡是关于理想社会的预言，终了都被人发觉是不真实的梦，但那时它已经引导人们走了很长的路。
按照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说法，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能够超越“现实性”的规定，不断地向着“可能性”即理想世界前进。换句话说，人之为人，就因为人有梦。
但梦又是造成冲突的根源。皇帝只有一个，做皇帝梦的人，何止有一万个呢？所以，在人类的社会文化里，又专门有些道理，教人安分守己、规矩老实，少做梦或者不做梦。这种道理好像在中国最发达。
现在再回过头来读祝允明的《春日醉卧戏效太白》诗。这是写独自饮酒的乐趣：在这个春日里，和暖的风吹进了酒壶，把酒香散布在四周的空间，造成迷人的氛围。一杯一杯地喝，虽没有朋友共饮，却也很有兴致。直到酩酊大醉，斜倒在床上。于是眼前出现幻景：仿佛身在仙界，有无数仙人环列四周。便拉着仙人的手，逍遥自得，从天界俯视人间（“大鸿”犹言大荒、大野），感受到超脱之乐。唐尧、虞舜是以禅让天下出名的古代贤君，这时若将帝位让给自己，一定高揖不受。比起梦境中的逍遥，帝位有什么味道？最后两句已经是醒来的话了：人生倘若没有梦，永远也不会感受到“鸿荒”的境界！“鸿荒”本来是指世界浑沌未开的状态，用在这里，是指纯然放任、彻底自由、绝无规范的境界。这当然是现实世界里所不可能有的。
这首诗又怎么跟开首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呢？
首先，从诗的最后两句可以体味到一种自我辩护、向可能的批评者提出反驳的味道：为什么不能沉湎于酒醉的幻境？不在梦里，哪里找得到自己所向往的“鸿荒”之境？同时，可以注意到这诗是标明效仿李白的，末两句其实也是反驳向来对李白的批评。
这首诗的意境在李白笔下经常可以看到。他爱喝酒：“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有酒就豪气倍增：“当筵意气凌九霄”；他也常常沉醉在虚幻的梦境里：“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
跟李白同时、在诗史上同样有名的诗人是杜甫。李杜优劣的问题，历来争论得很厉害。这样的争论，就像一位茶客与一位酒鬼争论茶与酒的味道哪一样更好，永远不会有结果。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李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尊李或尊杜的原因是什么？这样，事情就清楚多了：李白是把个人的自由、尊严看得很高的，在现实的世界中有许多不如意，所以他的诗常以疏放的语言表现狂放的情绪与奇幻的想象；杜甫则注意个人对国家对君主的道德义务，他所想的大都是实际问题，诗歌虽不乏激情，但很注意节制。本来在唐代，李白的地位明显高于杜甫，但到了宋代，杜甫被抬到“诗圣”的地位，又远远高于李白了。李白在宋代受到的批评也特别多。王安石说他十首诗有九首说酒和女人，罗大经说他只是任侠使气，沉醉于花月间，哪里比得上老杜满腔忠愤？这还不算是最大的问题，整整一代宋诗在尊杜的旗帜下，越来越崇尚知性与冷静的表现，甚至以“平淡”为诗的至境（梅尧臣诗句：“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那才是对李白诗歌的幻想与热情特质的根本否定。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宋代抑李扬杜，并不是一个评判两人诗歌优劣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变。宋代的诗人真是不大做梦的。苏轼（东坡）算是有几分仙气，偶尔也会向着月亮说“我欲乘风归去”。但看他那么善于自我排解，逆来顺受，实在是跟唐人大不相同了。
祝允明是一位思致深湛的哲人，但他很重视感情的价值，厌恶因过于理性化而变为僵死。在明代，他是最早明确提出反拨宋代文化、反对扬杜抑李的人物之一。《祝子罪知录》明白宣称：“称诗不可以杜甫为冠。”“李白应为唐诗之首。”同时还攻击宋人自以为独尊杜甫，其实也达不到杜甫的境界，弄得毛病百出，诗不成诗。
所以，这首《春日醉卧戏效李白》并不是简单地描述一场李白式的醉后梦境。诗人是在呼唤社会的热情，呼唤李白式的神奇的幻想，以及这幻想中所蕴藏的创造力。因为没有梦的社会、没有梦的人生，实在是太平板，令人难以忍受。
（骆玉明）
短 长 行
祝允明
昨日之日短，今日之日长。昨日虽短霁而暄，今日虽永阴复凉。胡不雨雪为岁祥？胡不稍暖开初阳？徒为蔽天氛曀日黭黮，人物惨懔无精光！物情望有常，造化诚叵量。淑美气候少，君子道难昌。阴阳长短不可问，古来万事都茫茫！独怜穷海客卧者，魂绕江南烟水航。
【赏析】
祝允明五十多岁到广东兴宁做知县，寂寞枯索，心绪恶劣。在一个阴沉的天气中，他写下了这首《短长行》。
首先是从天气说起。接连的两天，本无日长日短之分。只是晴日风光宜人，情绪开张愉快，便觉其短；阴日寒湿渗肤，举目无娱，苦苦捱延，遂觉其长。这是就眼前光景发端，却已经有了象征意义。接着便顺势展开。干脆就下一场大雪（“雨”作动词用），要不就云开日出，为什么这么阴沉昏暗，人也好，物也好，都在这阴森之气的笼罩下，显得灰暗失色，无法放出自身的鲜丽光彩！字面上还是写天气，而且写得很真实，但一个象征的主题，已经被巧妙地表达出来了，这就是沉闷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压抑。
对于个人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生命的短暂，也不是追求的失败。项羽叱咤风云，横行天下，三十岁时自刎于乌江之畔，谁敢说他不是一个令人追慕的英雄？人以其自由创造的能力区别于一切生灵，而且每个人就其本性而言都具有这一种宇宙间最宝贵的品质。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许多机缘并不是人能够把握的，但总要发扬个性，努力创造自我，放出独有的光彩，这才是人生。
同样，一个社会最令人感到厌恶和可怕的，不是贫困，甚至不是暴虐，而是对人性的压抑。汉唐盛世，常牵惹后人的怀古之情，这不仅是因为国力强盛，疆域拓张，而且因为许多英雄才士得以骋其智能，各著风流。自宋代以后，却是用压迫人性的手段求得社会的稳定。在理学的教条中，世界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个人的义务，只是崇仰圣人，忠诚于国家和君主，消除自我的欲望，便完成了一生。于是，人渐渐变得萎靡，像受了阉割似的；变得虚伪，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变得猥琐可笑，看不到一点飞扬跋扈的豪气。当历史发生变化，个性精神开始复苏时，先觉之士最直觉的感受，便是那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闷。
因此，这一首短诗的前半部分，实际是一声新时代的呼喊：宁可要短暂而美好的生命，也不要漫长而阴沉的岁月；要求打破社会的沉闷，使各人所具有的一段“精光”闪耀光彩。这一思想渐渐成为新的社会思潮，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晚明的李贽。李贽是福建泉州人，有人讥讽地问他是否认识福建的一个海盗头目，他回答说：那位海盗头目，横行海上几十年，攻城略地，朝廷也奈何不得，如果没有过人的才智，岂能如此？一班“大头巾”（明代人对酸腐儒生、假道学的蔑称）只会打躬作揖，跟在人屁股后面转，怎么敢同他相比！所以，清代《四库总目提要》站在正统立场上指责说，祝允明实际是李贽的前导。
即使到新思潮最为盛行的晚明，旧势力仍很强大，李贽就是被陷害至死的。何况祝允明比李贽还早近半个世纪，更是孤单无助。他不得不提出一个深刻的怀疑：历史是有理性、有规则的吗？为什么尽管人们希望事物的运行能够遵循常道，而事实上支配万物的“造化”却不可探测？为什么在生活中美好的时光总是很少，君子之道总是难以昌明？顾望千古，真是茫茫不可知！在兴宁时期，祝允明常常为这样的迷惑所困扰。如《悲秋三首》之一：“日似宝珠容易掷，道如沧海等闲求。爱憎衮衮风千变，今古茫茫貉一丘。”《秋宵不能寐》：“官街彻夜鼓声悲，万古浑无至静期！”这也是明代文人的普遍苦闷。他们不满于现实，却总是找不到出路，不知道怎样才能令社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结末两句，百索无解，无可奈何，只能回到眼前的实际，转为对家乡的怀念。作为结尾显然是弱了一些。
从明中叶到晚期，要求舒张个性、发扬个人创造精神的思想潮流，曾经对社会的统治思想形成冲击，但最终仍告失败。清人入关后，更将专制统治发展到极点，所以后来的先进思想家仍旧重复着祝允明所感受到的沉闷。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所说“万马齐喑究可哀”，等于《短长行》的“人物惨懔无精光”。而且，晚清的沉闷，比明代更甚。用龚自珍的尖刻批评，是朝廷无才宦，军队无才将，甚至市井无才匠，山林无才盗，一切人才，都被摧毁干净。直至到鲁迅的时代，仍然感叹社会像是一间密封的铁屋子，人人还是沉睡不醒。
（骆玉明）
口号三首
祝允明
枝山老子鬓苍浪，万事遗来剩得狂。
从此日和先友对，十年汉晋十年唐。
不裳不袂不梳头，百遍回廊独步游。
步到中庭仰头卧，便如鱼子转瀛洲。
蓬头赤脚勘书忙，顶不笼巾腿不裳。
日日饮醇聊弄妇，登床步入大槐乡。
【赏析】
祝允明以放浪不羁著称于世。他竭力要打破扭曲人性的理学桎梏，追求真实的自我，在精神上达到自由无碍、光明纯洁的境界。因此，同他的放浪外貌相为表里的，是好学深思的习惯。陆粲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说：“在众若无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时独居著书，解衣槃礴，游心玄间，宾客来者，叩户呼之，若弗闻也。”（《陆子余集》卷三）《口号三首》集中表现了他这种外放内潜的个性，描绘出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口号”是随口吟成的诗，虽然不很精细，却有直达本心、毫无假饰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到活生生的诗人自我形象。
先说第一首。“枝山”是祝允明的号。他因右手多生一指（俗称“六指”），取此号戏谑自嘲。开头两句：“枝山老子鬓苍浪，万事遗来剩得狂”，一种兀傲不可一世的神态跃然纸上。鬓发苍苍，阅事已多，但人间的所谓毁誉宠辱，成败得失，都不放在心上，都可以扔在一旁，只剩一个“狂”字不可改。这就是说，外在世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诱惑他、改变他。但反过来说，一个狂傲的人，在现实中也难免处处碰壁，往往只能反躬自求，从内在的精神生活中寻求满足。“从此日和先友对”，指出其途径之一，是博览群籍，与古人为友。读书，不可狭隘地理解为仅是一种求知行为。个人的生命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其有限，而凭藉书籍，却可以使人的精神在广大的时空上开展，探求历史与人生真理，而不为产生于一时一地的规范所限制。祝允明把读书说成与“先友”相对，就是采取积极参与、体验、砥砺的态度，而不是被动接受。末句“十年汉晋十年唐”，也不是随意说的。在他看来，汉、晋、唐是中国历史上富有生气的时代，自宋代理学兴起，民族的生气遭到了扼杀。他激烈地指斥：“学坏于宋”，“诗死于宋”，这种极端的态度，不能说是对宋代文化的正确评价。但它的意义，在于通过追踪汉、晋、唐，恢复中国文化在宋代失去的生机。这种意识，与西洋文艺复兴运动追寻古希腊文明，有相似之处。
第二首渗透着禅学气息。禅宗认为，人们在世界的幻象中迷失了本性，而通过内向自省、摒虑静思式的修炼，可以发现真性，解脱烦恼，达到人与宇宙本质的同一。“禅”的境界，信徒们说是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祝允明通过形象的描绘，至少能够引起别人的某种感受。首句写自己衣衫随便，头发散乱，这是同外界疏离的表现。衣饰的严整，反映出拘谨、严肃的态度，所以人们越是在重要的礼节场合，越是注意衣饰。“不裳不袂不梳头”，便显出萧散无拘，忘怀人世。这样，在自家庭院的回廊中一遍又一遍地独自漫步，渐渐排除一切有意识的思维活动，进入无意识的沉冥状态，最后达到清静之境，这就是入禅。据说，进入禅定的人，能摆脱一切尘世欲望与烦苦，只留下未经人世污染的生命所具有的内在的、纯净的、自然的乐趣。这种带有神秘性的内省经验，很难用文字传达。本诗后二句，“步到中庭仰头卧，便如鱼子转瀛洲”，祝允明用了一个比喻，就是仰卧中庭、物我俱忘之际，只有自由之心活泼泼充满生机，如鱼儿在水洲间回转自如，毫无阻碍。不过，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呢？只能由各人去体会了。
第三首写了作者在求知和情欲两方面的沉溺。在一般人的认识中，这两者是对立的：前者是理性的活动，是冷静的思考，后者是感官的满足，是迷狂的状态。而且，如韩愈《进学解》所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沉湎酒色总是被看作是学术事业的大敌。祝允明偏偏将两者合在一起来写，而且都写得兴致勃勃，显然是与前人作对。这种诗，不能理解为对享乐生活的描摹，内中同样包涵了对人生的深思。首先，“勘书”（这里是比照推究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文字校勘）被写成充满热情、非常快乐的活动，而不是正襟危坐、枯索无味。也就是说，求知、研究学术完全是出于自我的需要，决不是为了外在的目的（如获得声誉、受人赞赏）来折磨自己。其次，求知与情欲，都是人的自然本性所要求的东西，并没有高下之分，善恶之别。由此揭示：理学家以求知否定情欲，也是“恶伪”的表现，承认人的生活具有多方面内容，在多方面都合理，这才是“真善”。从而，亦可以看到明代人对学术事业不同前人的理解。
祝允明生活的年代，正是社会的变化刚刚显露兆头，而思想界总的还相当沉闷的时期。他的兀傲，其实不仅是自适自放，而且带有与社会势力对抗的意味。因而，他无疑也是孤独的。在这三首诗中，无论写日对先友，独步回廊，还是写纵情酒色，都是孤独无侣的形象。所以，他只好尽量向内心沉潜，在个人的精神世界中遨游。但是，这样的自由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满足吗？读者不妨细细品味，在兀傲的情绪中，可有交杂着不易察觉的悲凉？
（骆玉明）
歌 风 台
祝允明
掉臂长安市，遥从日边来。因过芒砀下，步上歌风台。沛公善任使，猛士亡其骸。帝业袖手成，慷慨襟抱开。大风飞云亦壮哉！韩彭英卢相继死，寄命寺人髀股间，未央志气拉飒摧。相望千余年，安能为之哀？明朝放舟淮浦去，项王韩侯祠下亦徘徊。
【赏析】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所写的《大风歌》。公元前196年，刘邦平定了淮南王英布的叛乱，还师途中，经过家乡沛（今江苏沛县），召集家乡父老饮酒作乐，醉中取筑（一种乐器）自击，信口唱出这首豪壮的歌。他唱歌的这个地方，便成为有名的古迹，叫作“歌风台”。
刘邦实在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按照《史记》的记载，他原只是个乡村无赖，平时好吃懒做，爱说大话，贪酒好色，常借钱不还。但当秦末大乱之际，刘邦奋起草莽，提三尺剑取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起于社会下层的皇帝。骁勇无敌的西楚霸王项羽最终败在他的手里，韩信、彭越、英布等一代英杰，先是为其驱使，效命战场，功成之后，兔死狗烹，又一一丧命于其刀下。这一段历史令人产生许多感慨，祝允明也在近二千年后写下这首《歌风台》。
掉臂长安市，遥从日边来。
因过芒砀下，步上歌风台。
长安是西汉的都城；芒山、砀山在河南与安徽交界处，距沛县约有一百公里，刘邦起兵前曾躲藏在芒砀之间。长安、芒砀、歌风台三个地点，实际是刘邦一生经历的概括。这四句同时也写出了诗人自身的形象：他挥着手臂离开长安，顺便经过芒砀，随意地登上歌风台。这样广阔的空间，他似乎很轻松就跨过了，显得非常豪爽潇洒，不大把那位汉高祖放在眼里。当然，若不是很豪爽很潇洒，怎么能任意议论刘邦呢？要批评一个大人物，必须自居甚高。
沛公善任使，猛士亡其骸。
帝业袖手成，慷慨襟抱开。
大风飞云亦壮哉！
韩彭英卢相继死，寄命寺人髀股间，
未央志气拉飒摧。
刘邦是以善于用人著称于史的。他初登帝座，对群臣自述得天下的原因，说自己论计谋不及张良，论管理国家不及萧何，论用兵不及韩信，但对这三个当世豪杰能悉心任用，所以就获得成功。但刘邦用人的奥妙，不仅是善于发挥一个人的长处，而且是善于利用一个人的短处来控制他；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再有用，反而形成威胁时，还要抓住适当机会把他除掉。为他立下绝大功劳的韩信、彭越被诬为造反，英布被逼得造反，结果有的砍了头，有的剁成肉酱，连家族都杀个干净。《大风歌》的末句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那么“猛士”都到哪里去了呢？“猛士亡其骸”，全给杀了！这句顶着“沛公善任使”一句，显得极其尖锐。然后是两幅对照的画面：一边是刘邦凭藉手下良将谋士的努力，成就帝业，慷慨高歌；一面是曾为刘邦效命沙场的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相继而死，特别是韩信，被吕后骗入未央宫，英雄豪气，摧为灰土。
祝允明说这些干什么呢？为古人悲悼吗？不是。
相望千余年，安能为之哀？
但是他又说：
明朝放舟淮浦去，项王韩侯祠下亦徘徊。
尽管那些已经死去一千八百年的豪杰无法引起诗人的悲哀，但那一段历史却是令人感伤、发人深思的。诗人想象，在离开歌风台，经过项羽的都城徐州和韩信的家乡淮阴时，自己仍会在他们的祠庙前久久徘徊。
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用了挖苦的语调描述汉王朝这位开国皇帝的种种无赖行径，而用充满同情的笔墨刻画了失败者项羽直率勇悍、富于感情气质的形象。鸿门宴、霸王别姬、乌江自刎，一系列戏剧性的、诗意的场面，至今还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读者。还有那位韩信，刘邦的天下差不多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在完全可以脱离刘邦自立的时候，他因为顾念刘邦对自己的重用，拒绝了谋士蒯彻提出与刘、项鼎足而三的建议。对韩信最终无辜而死，司马迁也是充满同情的。那么，历史的结果，还能说总是合于正义的吗？事实是，在历史上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坚忍狡诈、蔑视一切道德法则的人，他们更能捕捉住机会。至于那些信奉固定的行为规范、多少有些浪漫情调的人，却是失败居多。这绝不是个别的现象，用祝允明的另一首诗中的句子来说，是“万古茫茫貉一丘”。甚至，在日常生活里，也经常看到善良正直的人走投无路，不顾信义、惯于取巧的人左右逢源。难怪会有这样的谚语：“善良是无能的别名。”也难怪有诗人会这样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但是，若拿这样的话去指责刘邦，只会引起一阵耻笑。成功就是合理的证明，其余都是废话。何况，杀戮功臣，确确实实是汉初稳定政权的必要措施；既然是必要的，当然也就是合理的。历史难以用日常的道义原则加以解释。
祝允明是一个自负而渴望获得社会成功的人，也是一个追求真诚的道德生活的人———行为上的任诞放纵，只是表示对伪道德的排拒。他登临的歌风台，他徘徊流连的项羽和韩信祠庙，提供了成功与失败的重大范例。他不能不思考，在历史的深处，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奇怪法则？在追求成功和追求道德完善之间显然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人应当作什么样的选择？这些在诗中虽然没有明白说出，却是可以体会的。“相望千余年，安能为之哀”说明自己并不是为前人悲哀，也是为了指引别人对诗歌作正确理解。
还有一个隐映本诗后面的问题：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刘邦最为相像。他也是出身于社会底层，在元末的大动乱中力克群雄，建立帝业，并在开国后以残酷的手段杀戮了一大批功臣。祝允明这首诗，是否有影射当代史实的意思？这固然无法证实，但他至少曾经想起这一种历史的重复。
（骆玉明）
首夏山中行吟
祝允明
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
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垆煮酒香。
【赏析】
祝允明是一个活得焦虑而紧张的人。倒不是有多少繁重的事务要他操劳，而是他常常在那里探究天地宇宙的精微、人生的本原和归宿，并且总是感受到自我舒张与社会约束的冲突，导致情绪的不平衡。因此他所写作的诗歌，也大多显得敏锐而深邃，具有内在的紧张感。本书选入的《短长行》、《太行歌》、《歌风台》诸篇，均有上述特点。不过，一张一弛，有时候，他的诗又写得特别散淡，如这首《首夏山中行吟》就是。
诗中所写，当是苏州西郊一带的景象。此地濒临太湖，大大小小的湖泊、河道交错密布，青翠的山岭或断或续，丰饶的田野便舒展于山水之间。得天之利，农、蚕、茶、渔诸业兴旺，农人的生活，自然地较别地富裕些。他们固然勤劳辛苦，却也不乏自足的快乐。这种环境，使诗人感受到特别的情趣。他好像是毫不经意地随口吟出这么一首短诗，让人读起来像一支小曲，轻快而闲淡。语言似乎未经任何修饰，景物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诗歌所描写的景物愈是特殊，语言的书面程度愈高，读者与诗境的距离愈远，从而造成诗学理论上所说的“陌生化”效果，使人完全把诗境作为一种艺术化了的审美对象来审视。相反，平易的语言，寻常的景物，使人觉得这只是生活的原貌，司空见惯，无足为奇。在这样的诗里没有所谓“迫力”，令人感觉得诗中的一切，是如此轻松闲逸，而忘记生活的紧张，得到情绪上的舒缓。尤其是末句，令人想象在村头简朴的小酒店中，从村女手里接过一碗米酒，是何等惬意。
然则这诗真的仅仅是写出一种生活场景吗？却也未必。中国的田园诗，从陶渊明开始，就是把上层社会的文明以及整个城市文明，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关系，看作是社会堕落的表现，认为农村的淳朴生活更符合理想的人性，更美好、自由。只是，无论如何，隐士们仍然是同上层社会的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当他们在歌咏自己的解脱、或者说表现对这种解脱的向往的时候，如陶渊明写下“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王维写下“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的时候，心理的冲突依然存在，所以诗歌中依然存在紧张的情绪。祝允明是否想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够证明。但仅从这首诗来看，他是把一切可能引向冲突和紧张的因素都排除掉了。他没有说农村的生活如何闲逸，没有说自己怎样向往从这里得到解脱，但在这一刻，在这首诗里，他是解脱的。而且，正因为祝允明的日常生活总是焦虑而紧张，在他感受到舒缓的一刻，那舒缓尤其显得充分。
其实，农人何尝没有他们的苦恼？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恐怕更强烈。说到底，诗总是一种构造，一种在特定心理需要上的构造。
（骆玉明）
哭子畏二首（其二）
祝允明
万妄安能灭一真？六如今日已无身。
周山既不容神凤，鲁野何须哭死麟？
颜氏道存非谓夭，子云玄在岂称贫。
高才剩买红尘妒，身后犹闻乐祸人！
【赏析】
明代中叶，苏州地区的祝枝山、唐伯虎、文徵明、徐祯卿四位文人，皆极具才学，而且互相友善，因此，被人们称作“吴中四才子”。而他们中间，又以祝、唐两人的关系为密，这是因为他俩除了才华超众之外，又都以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傲立于世。唐伯虎去世之时，祝枝山以莫逆之情，奋笔直书，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将好友的人格才华，一一表白于世，并怀着满腔的悲愤痛惜，一再作诗恸哭悼念，此诗便是其中之一。
要理解这首诗，还须先稍稍了解唐伯虎的大致生活经历。
少年时代的唐伯虎，聪颖过人，才气奔放，且极具性情，风流倜傥，无视礼法，和祝枝山一样，是有名的“狂士”。因此，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唐伯虎二十九岁那年，在乡试中一举夺魁，成了众士企羡的解元公。次年，即春风得意地北上京师，参加会试。正当他风华正茂、于功名踌躇满志之时，却遭到了飞来横祸的打击———被指控为科场中舞弊，因此而锒铛下狱。后虽因查无实据，终获开释，但却要被贬往浙江，充作小吏。他不甘受此侮辱，便绝意仕进，在漫游名山大川之后，回到吴中，以卖画为生，过着更加放浪名教之外、却又十分潦倒的狂傲生活，把封建社会中被缙绅阶级们普遍尊奉的科举功名、权势荣耀，蔑视得如同粪土，一钱不值，统统加以冷嘲热讽。甚至到了狂诞放废而不顾惜风雅体面的地步，表示：“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老后思量应不悔，衲衣乞食院门前”，即要率性到底，不向权贵低头，就是沦为乞丐，也毫不后悔。面对这样的“狂士”，当时的礼法社会、缙绅阶级，是绝对容忍不了他的。从此，唐伯虎常常只能过着那种“亲知散去绨袍冷，风雪欺贫瓦罐冰”的窘困生活。直到最终，一代才学出众之士，就在贫病交加的极度潦倒中，无声无息地离去。
作为挚友的祝枝山，是深深了解并理解唐伯虎的品格和才学的，因此，他痛恨社会对这位才士的极端不公，愤愤地喊出了“万妄安能灭一真”的不平之鸣。接着，又借用历史上周公因得凤而国兴、孔子悲世而哭麟的典故，把唐伯虎视作“凤毛麟角”的奇才，又以向为历世称道的颜回的高尚人格、扬雄的渊博才学，来歌颂唐伯虎的人品和才气，并愤怒地表示：像这样品学兼备的才士，竟不为社会所容，真是世道的不幸！是人间的不公！真是唯有目无礼法、注重情义的祝枝山，才能如此毫无顾忌地举笔愤书！而诗的最末两句，更是直对当时的社会缙绅阶级及其他们所提倡的价值规范，发出了沉痛而又强烈的抗议之声。祝枝山在为唐伯虎写的墓志铭中，有这样几句：“有过人之才，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此其冤何如已！”寥寥数语，正可用来作为本诗的一个注脚。
我每读祝枝山此诗，总是从心底里钦佩他那对知己朋友生死不渝的赤诚真挚，对人间不公敢怒敢骂的血性气魄；也很欣赏诗中那种直言不讳、一吐为快的风格，不知读者朋友们的感觉如何？
（陈麦青）
甲寅端午拟白
祝允明
少小喜时节，而今一掷梭。
真欢妻举案，宜耳子工歌。
天地清明少，人生辛苦多。
问他痴祝老，不醉待如何？
【赏析】
这是诗人三十五岁那年端午节写下的模仿白居易的诗作。
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和中秋、春节一样，是我国传统的重要节日。热热闹闹要过节了，诗人在想些什么呢？很自然地，他首先回想起了儿提时代过节的欢乐。俗话说，逢年过节，最高兴的，莫过小孩，因为他们尚未涉世，本来就无忧无虑，一到节日那不同平常的气氛，有吃有玩，更是格外地欢天喜地，诗人的童年，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人终究是要长大的。一旦开始踏上那漫长而又沉重的社会人生之道，那种盼望最好天天过节的童趣，便开始日渐逝去。面对种种艰辛烦恼，往往会感叹光阴如驶、生命短暂。不是吗？这位五岁就能作径尺大字、九岁能诗，年未及三十，索书求文者即履满户外的名士，虽然才气过人，名动一时，但屡赴乡试，却每每名落孙山，直到第五次时，才中得一名举人，自己却已经是三十三岁的人了，难怪要发出“而今一掷梭”的感叹之声了。
那么，三十几岁是否有三十几岁的乐趣呢？还是有的。诗人借用东汉梁鸿夫妻举案齐眉、相敬相爱的典故，写出了屋有贤妻的家庭欢乐。而儿子那动听的诗歌朗诵声，更在这种欢乐之上，增添了一层情趣。诗人的感觉是，这种人世间最平凡、最普通的家庭生活，才给他带来一种真正的愉快。但是，他又马上回到社会的现实之中，面对那充满黑暗不公的人间世道和艰难遥远的人生之途，巧妙地借用也是属于传统节日的清明一词，非常自然贴切地一语双关，概括成“天地清明少，人生辛苦多”这样出色的对句，来引发读者的共鸣共叹之情。
在清楚地知道了这一切之后，诗人也许深感自己的苦闷之多，力量之微，因此，只能借酒浇愁，一醉了事。后世每称祝枝山其人放浪不拘礼法，嗜饮至入不敷出、典衣卖字，岂不知他胸中原有着难言之痛苦，直藉此求得暂时解脱耳！全诗以几乎接近口说的浅显之语，精心构成易懂上口而又含意深刻、耐人回味的句子，写出了成年人那种由儿时喜欢过节，长大又怕过节的心态变化。这不仅仅是诗人当时自己心绪的写照，恐怕直到如今，三十多岁的人们，也常常在逢年过节之际会有诗人一样的同感共叹吧？当然，这怕过节的具体缘故，也许会有些不一样。但是，节日里酒菜一般总略比平日丰盛些，心中倘有苦闷，多喝几杯，甚至醉他一场，就是在而今现在，也还是被认为是情理中的事。
本诗的欣赏价值、诗人的艺术魅力，大概也就在于此。
（陈麦青）
新 春 日 [1]
祝允明
拂旦梅花发一枝，融融春气到茅茨。
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
【赏析】
人生得意何必蟾宫折桂，金榜题名；诗酒风流，占尽春色亦是赏心乐事，神情洒脱，内心充实，比功名利禄更可贵，这就是明朝才子祝枝山在屡试不第后的大彻大悟。
作者在癸丑（1493）腊月二十一日立春日写下这首诗是意味深长的。这一年他参加了进士考试，结果名落孙山，而物换星移，又到了四季之始。清早起来，但见晨光熹微，腊梅花发，而诗人只云“一枝”，既包含对它孤标傲世的赞美，也暗寓“动人春色无须多”之意。这芬芳的使者，带来了融融的无边春意，充溢于竹篱茅舍，令作者沐浴于一派春光之中。
这时候，诗人赏花品酒吟诗作赋，满怀面对万物复苏、生机蓬勃的喜悦，在第三句中，作者连用了三个有：“有花有酒有吟咏”，不惮词费，为的是表达自己在新春伊始喜悦欢庆的心情，那份满足，那份陶醉，都通过这并列复沓的词语充分地表露出来了，而昔日人生坎壈的苦恼、功名不就的烦闷，都在这一派春光、诗酒风流前暂时地烟消云散了。作者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据说他五岁能书，九岁作诗，三十三岁才中举人，然就此为止，尔后屡试进士不第，始终功名无望。于是，人生的荣辱升降、进退沉浮一直是个横亘在他面前的大问题，作为一个书生，是否只有读书做官才是人生在世的无上目标、唯一归宿？诗人常为之彷徨苦恼。然而，面对梅花的高标，融融的春意，作者杯酒骋怀，诗言志，歌咏言，不禁神情飞扬、荡涤心胸，思想精神得到了升华，他顿时觉得，人生的富贵并非只有功名利禄，个性的自由发展，回归自然的真趣才更可贵，所以，生命的充实满足就在目前，岂劳向外驰求，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其中虽然亦包含着些许的自嘲与牢骚，有点“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味道。但他毕竟在诗酒风流、梅花春色中重新发现了自我，找到了真正的人生归宿。也从此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恃才傲物、放浪不羁的风流才子的形象。“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春对于作者来说，不仅是岁时之始，更是一个新的生活起点，而这首质朴无华的小诗，即以其新的人生境界显露出作者的风流本色。当他摆脱以往名利缰索的羁绊、实现人性的自由复归时，我们今天的读者真应该为之庆幸，否则明代文士们的风流异彩将要黯淡失色许多。
（祝振玉）
注 释
[1].此题下有原注：“腊月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