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典故的形成

《人民文学》1984年第6期有李国文的一篇小说《危楼记事》，第47页上有这么一句：

［双方］互相“文攻”几个回合以后，就一拨楼内一拨楼外“武卫”起来。

同上1985年第1期有王蒙的一篇小说《高原的风》，第27页上有这么一句：

小时候他冻得尿过裤。触及灵魂的时候他冻得把唯一供给他热能的高粱米饭吐了一地。

这“文攻”、“武卫”、“触及灵魂”，没有经历过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不懂得什么意义的。“文攻”和“武卫”也许还可以蒙个八九不离十，“触及灵魂的时候”就很容易误会成比“小时候”大点儿的时候。这就需要注释，这就成了典故。

又如《现代作家》1984年第1期有金河的一篇《打鱼的和钓鱼的》，其中有一句有：

啊，当年的“九爷”，覃技术员，今天当了县长了！

这个“九爷”是“臭老九”的美称，而“臭老九”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恶谥。

又如《小说选刊》1985年第9期有一篇小说《山风》（作者肖亦农、张少敏），第37页上有这么两句：

大概是张山摊出“工人阶级”的硬招牌，才把王淑娴说服了，她也就不再推辞了。接受工人阶级的馈赠，够光彩的，仔细品一品，颇有些芒果味呢！

这“芒果味”就更需要注释了，因为张山送的是“几张十元票子”，钞票怎么会有芒果味呢？这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比较注意小道新闻的人才知道这儿的芒果是怎么回事。也可以参考李准的小说《芒果》。

同一期又有一篇小说《话说老温其人》（作者蒋子丹），第143页上有一句：

老温心里什么滋味儿，小侯、大张可不管那些，一切还在“按既定方针办”。

这“按既定方针办”，照字面的意义，倒是没什么难懂，难懂在于那一对引号。“按既定方针办”紧接上文，就是在做饭做菜上捣乱，可是干吗要安上一对引号呢？这就非得熟悉1976年9月间的时事不可了。

很多所谓典故就是这样形成的，只是时代较早，不像这几个例子近在眼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