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 文学和语言的关系

我在一本书里头，偶然看见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法国的画家，叫德卡，是一个印象派画家。这位画家，除画画之外，还喜欢做两首诗，对于做诗也很热心。有一天，他做诗，那个诗老是做不出来，他去找他的朋友，一个诗人，叫马拉梅，他是一个有名的诗人。德卡跟他说：“我呀，一肚子的诗，写不出来，是个什么问题？我有很多诗的思想，不能把它写出来。”马拉梅就对他说：“老兄呀，诗这个东西，是拿语言把它写出来的，用文字把它写出来的，不是用思想写出来的，思想没法子写，要写就得用语言。”

就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引起我一些感想。文学作品是用语言作媒介，用语言把它写出来的。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诗人懂，散文作家也懂，现代的诗人和作家，有的懂，有的就不太懂。现在的文艺评论都是强调生活，说一个作家要有生活，没有生活写不出东西，这话很对。但是光有生活够不够呢？你把生活经验转化成为文学作品，你要通过一种媒介，就等于我们吃东西进去，要有一种酶帮助消化。把生活转变成作品要通过语言，这个道理，我们的作家，至少是大部分作家，是懂的，因为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光一肚子生活，没法子把它变成作品，这就跟德卡问马拉梅问题一样。怎么办？马拉梅说你得用语言把它写出来。这个道理就跟一个画家画油画一样，你首先得调色，这个颜色，这个色彩，你得会调，然后才能画。你不借助于颜色，没法子画出画来。我们作家，大部分都懂这个道理，因为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

非常遗憾，我们的好些文艺评论家，像是不懂这个道理。他开口生活，闭口意识形态，却不讲语言。这种文艺批评是片面的。我们的文艺批评家这样讲了，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就跟着这样讲，也是在那儿讲生活，讲意识形态，很少讲语言。那样讲文学，我认为是片面的，讲不好的。

因为有这个感想，我就去查查书。我查了两本文学史，一本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本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我看这两本书讲杜甫是怎么讲的，当然都讲到杜甫的思想等等，这是两本书共同的。我就看这两本里头讲杜甫运用语言是怎样讲的。刘大杰的书上讲的不多，讲的是杜甫入蜀以后，他的作品就有一种“逍遥恬静的风格”，就那么很笼统的几句，好像杜甫运用语言的能事就那么一点，没多少可以说的。文学研究所讲杜甫，有专门一节讲“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这里头讲的就比较多。说他是“精工锤炼，卓然成章”。又说“他的风格主要表现为：‘深沉凝重’，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沉郁’”，“或雄浑、或悲壮、或奔放、或瑰丽、或质朴、或古简、或轻灵，无不达于胜境”，就是说他各种风格都有。还有一个地方说：“杜甫的诗歌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点出他用字，举了几个例子：“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一个“垂”字，一个“涌”字，都用得好，“群山万壑赴荆门”，“赴”字用得好。另外一个地方说他“还善于运用民间口头语言和方言俚谚”，另外一个地方，说“他卓越地掌握了中国语言的声韵”，“他的诗不仅具有形象的美，而且具有音乐的美”，如《石壕吏》这一首诗，内容有转变的地方，诗的韵脚也换了，换韵是配合它的内容的。总的说来，文学研究所讲杜甫的语言运用比较多一点。

我又查查从前人的诗话。这种书我手头不多，就有一部《苕溪渔隐丛话》。这部书分前集、后集，杜甫在前集有九卷，后集有四卷，共十三卷。我就拿他跟别的作家比较，韩愈是三卷加一卷，共四卷；欧阳修两卷加一卷，三卷；王安石四卷加半卷，四卷半；苏轼九卷加五卷，十四卷；黄山谷三卷加两卷，五卷。杜甫跟苏轼两位，讲的特别多，引的材料特别多，讲他们的这首诗、那首诗，讲他们的作品比较详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古人讲文艺作品，很重视作家怎么运用语言，有些什么特色，举了很多例子。而我们现在讲文艺，对这方面非常忽略，光讲内容，不谈语言的运用，片面性很明显。我希望这个讲习班上讲文学的同志——当然有分工，有的题目就是说明讲思想的，那当然讲思想了，是不是也有的可以多讲一点作家怎么运用语言的。就是讲思想，他的思想也不能赤裸裸地往作品里头搁呀，他还得给它穿上衣服呀，那就是语言了，他得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出来，总之还是离不开语言的。我今天就这么个意思：咱们的题目是讲语言的，固然是要讲语言；题目是讲文学的，也讲讲文学作品是怎么运用语言来表达内容。我就提供这么一个建议。

（《中学语文教学》198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