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文章
怎样写文章[1]
写文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仅就我个人的经验作点报告，这不是一定的不变法则，只是提供一些参考而已。
不论是写一百个字，两千个字，或是五十万字的一篇文章，都是一个样子，全想过了再写。在我们小的时候写文章，老师在黑板上出个题目，不管是爱国论也好，是清明时节也好，总先写上“人生于世”四个字，再往下连。这样当然写不好文章。又大家都说用白话好写文章，只要将说的话写下来就行了，其实不然，说话到底不是写文章。譬如两个人坐冷酒馆，他们从酒味谈到日常生活，谈到女人，又谈到世界大局，甚至于谈到平价米，买猪肉，爱谈什么就谈什么，是可以随便的。写文章可就不能这样了，设若将坐冷酒馆的谈话，一字不漏的记载下来，送往报章发表，人家看了，一定会骂你胡说，有神经病。所以，写文章是应该先想过了再写，就不会被骂为神经病，也不会每篇都用“人生于世”了。现下有些青年，只想到了一点，甚至连想都不想，提笔就写，大有所谓才子，不假思索，简直是在糟蹋纸张。
当想的时候，我们得想到这篇文章大致要说些什么？第一段说什么？第二段说什么？第三段说什么？第四段说什么？把它截开成一段一段的来想。我们常听说写文章是有灵感作用的，这话确也不错，只是灵感一涌，文章都来了，完全是胡说。灵感只是很少的一点东西，决不够写一篇文章用。一篇文章的写成，是靠我们的功夫，我们自身的文章修养，而我们得到了灵感，不想全就下笔，结果只能写得很少的一点。即使，至多高高兴兴地写一万字就没有了，你必得先想完全，一段一段地想过了该说些什么，然后下笔，就保了险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看到了最后一段，不致中途而废的！要不然，永远只是“人生于世”。
过去的老八股，都是千篇一律，没有异样，提倡作八股，正是养成那时候的一般人麻木性，奴隶性，好使服从皇帝。现在我们写文章，要每篇每篇的不同。假如分好了段，看打那边写起，是人生于世呢？人生不于世，还是先从狗说起？决定用那种写法漂亮，那种写法经济。写法经济是写文章很主要的一点。只有要每篇文章不一样，将来才越写越高兴，花样越多。有些人往往拿起笔就发愁，正因为他根本不去想，若大致想了从那个角落下笔，再一直写，如此，写文章倒是很快活的事情。
写文章必得抓牢每篇的重点，没有重点，就不能成其文章。有些青年，老是罗嗦一大篇，结果不知道他写些什么。你问问他自己都不明白重点在哪儿。不论是什么样的文章，必定有一个重点，假若本篇以人为中心，则人物的性格，举止容貌，我们必须描写得灵活生动。假如本篇以事为中心，我们就得老老实实，必须将这件事写得清清楚楚。知道了重点，就懂得用哪一种文字或支配文字。比方写限价一类的文章，你用上些“祖国在呼唤”，“怒吼”的字样；写赈灾，你也用上了些“祖国在呼唤”和“怒吼”的字样，那根本不是文章。文章应是一篇一样，要刺激读者的眼泪，使读者读到必哭。要使读者高兴，读者读到必乐。如何决定了内容，如何用什么样的文字。并不是写上祖国在呼唤，写上怒吼就成了文章。假如能这样写，你的笔才会是活的，不是刻板的。所以先得想过，然后决定从什么地方写，怎么样写的经济，漂亮，写人类是写事，使人笑，还是要使人哭，总之，你必得用你的思想来支配文字。我们读莎士比亚写的悲剧，是悲剧的情调；喜剧，是喜剧的情调。而如今的青年，只背得“祖国”，“怒吼”这一套字眼，被这一群字压得不能动，不管什么地方，都填满了这些字眼，可说不是写文章，而是替文字做奴隶。我们是文字的主人，我们要如何写？文字就得写成如何，必得使文字受我的支配！因此每一篇才有每一篇的特色，如果没有特色，无论如何写不成文章的。
文字能用好了，很有趣，你让它做什么，它就替你做什么。我们读到杜甫、李白、陆放翁们的诗，读到《兵车行》一类的文字，使你觉到很紧张，很振奋。读到垂钓一类的文字，使你很轻松，很安闲。不但字面不同，颜色不同，连声调也不同。雄壮的，字朗音强而较快；悲哀的，字淡音长而较缓，多念念就可明白这一点。再拿平剧来说，焦急时总是唱快板多，皇帝出场差不多老是唱慢板，从没有人发怒，还慢吞吞地子曰，诗云。因之，我们可知道文字是有音乐性的。把握了重点，决定了情调，全由你自己调动文字，使高使低，使快使慢。我们时常又听到说“风格”两字，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怎么看，我怎么说，老是有个我，将我的情感放在文字里面，对文字适当的运用和支配，就是有了风格，简单的说，就是如何让每篇文字有每篇的味道，我们让它酸，读者就感到它酸，我们让它甜，读者就感到它甜，不酸，不甜，不苦的文章，就是没有味道，和豆腐一样。豆腐是没有风格的，至少我们也得想法，使豆腐做成酸辣汤呀！大致分好了段，决定了说法，又看刺激是些什么，用怎么样的情感，生出怎么样的效果来，再才提笔谈到写。
首先，你得认识这头段的思路，由几十句子中，即可看出发展的倾向。句，是段的单位，是完整的东西，好些青年一段写上六七十句，从头句直到一段末了，才划上一个圈，这无法成文章。断不成句的文章，是没有办法读的，就永不会知道说些什么。切记断句，写一句像一句。
把一段想过了说些什么，再看头句应当说什么，第二句以下应当说什么。我写文章，总是想好了四五句才落笔，向来没有一句一句的想着写，因为把句子想得起，下笔就很省事。这四五句都是在脑子里想过，在嘴里念过，这样地落笔，就会很有把握了。
句子的组织，非常重要，你得把你的感情放在文章里面去刺激感情，决定这情调是悲哀，你的句子的组织，得多用灰色的、悲哀的字眼。是快活，你得多用轻松的、活泼的字眼。你把你想的句子写出声来，落笔就能成为像你所想象的句子。有时看看不错，可是一写出声就不成了，那你必得修改，声音在嘴里经过时，已经都将句子调动好了。
将句子组织想好，便成立得住，方可能合乎口语。必要时，我们也可用用欧化文法，因为中国的文法较简单，假如能不用欧化文法，而能用自己的文法，那岂不更好吗！若写前先写出声，写出来总会合乎口语的，能用好的口语代替欧化文法，会更好听。
第一步求得句的完整，其次就是调动句与句之间的变化，那即是说句之长短，非念出声不晓得，这与生理有些配备关系。比方第一句三十字，第二句三十字，第三句还是三十字，这样，读时就无法喘过气来。如果第一句十个字，第二句四个字，像这样有长句，有短句，读时就可以喘过气来，也会感到舒服。调动句子并没有什么一定法则，只要能用心。譬如上句用“吗”字，是平声，下句就用“了”字，是仄声。不要老了了了的了到底，除非是特殊效果——钱没有了！米没有了！眼泪也流完了！除非是特别的情形，两句里是不用同字的。像五绝七律的几十个字中，很少用相同的字，甚至于完全没有。写白话，有时不好避免，可是得尽量找出同意义的字替用，拿起一篇文章一看，即能断定用没用心写，就怕是一挥而就，像叶圣陶、朱自清等先生的文章，都是极清楚，极用了心的。又像鲁迅先生的三四百字一篇的散文，写起来都非常结实，因为他把每个字都想过了。
句的构成是字。在西洋有“一字”说，特别是法国的文艺，福罗贝尔教莫泊桑说：“一个意思，必有一个极恰当的字，而且只有一个。”这话并不一定正确，至少得拿它当个原则，得尽力找出最恰当的字。我差不多天天都接到青年的习作，里面常常用字用错了。例：
原野上火光熊熊 ——熊熊在《辞源》里的解释，是青色光貌，是我们在炭盆里，常看到的一点火光，用在原野，描写火光的烈和旺，又怎能恰当呢？
征子 ——我们只常用征夫，征人，而从没有人用征子。
太阳耀了大地 ——耀字不可拿作动词用，除非用于旧诗里。用照字不是很好吗？
所以用字不可乱用，要用的恰当，要怎么才能恰当呢？就是不怕麻烦，用一个字得查查辞典是否此意，再想想有没有第二个字比这个字更好。所谓恰当的字，并不是叫你造字。如同砖瓦匠，砖瓦是固定的，砌得矮矮小小的就不成为人住的房子，而成狗窝了。语言是固定的，也不能随意改，随意造。我们写东西应当深，深的使人懂，并不是使人迷。陆放翁有两句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当中没有一个让我们不懂的字，而且，两句绝对相对。没有办法可以去修改一个字，虽然这已经是宋朝时的文字。尤其是用的“听”和“卖”两字。让我知道有两个人，有声音。更可看出当时的境界，是诗人的境界。愈是好文章愈浅，最不好也能使人懂，这就是如何去找像你所想的声音和意义的恰当的字了。更明白的说：“选用人人都懂而恰当的字，排列起来成一绝好的图像而无法更改，就叫创造。”
不要乱用字，更不能乱造字，一个字有一个字的习惯，言语是极自然的东西，是从古来的，并不是打昨天才开始有，我们岂可随便更改言语？这不仅是字的问题，同时还有体贴的问题，在人情中体贴到某种情况时，就用某种字，体贴愈深，用字的情愈热。对人情越发明白，才能写出好的文章。这样谈又近于生活丰富的问题了。
每一个字都必得用全力想，想不到第二个字，就要用得恰当使人懂。形容词很难用，最好少用，用得不恰当，会将整篇文章弄得更坏。要形容，一定得在体贴中形容出来，才不至于贫乏。人说过了的，我们就不再说，可是也不能凭自己意思乱编造。有时写一段七八十句的文字，写到三四十句，觉得很平淡，这时用一个很好的形容字眼，可以醒目，使文章增加力量。普遍形容，是永远不会写好文章的。再就是要有极好的联想，文章要能惊人，就是将两个极端的什物拉拢在一块，显明图像。如脚踵形容秃顶，柳条形容女人的腰。如果没有好的形容字从联想中产生出来，最好还是淡淡的写，少抄袭。
除以上将全篇大致想过，决定这篇文字的路向和把握重点。选用方法的漂亮而经济。句与句的调动，以及用字的恰当和体贴运用形容字，更使得丰富生活，真诚，负责任，决不要欺骗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将文章写好。虽然我们不能保险每个人都成为作家，至少写出来的文章，不会被骂为胡闹，有神经病。
切记！全想过了再写，不要提笔就挥。如果今后一挥而就的文章都算成功，我敢说，中国以后就会永远没有文艺了！
原载1945年4月20日《书报精华》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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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是作者的讲演，由胡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