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俗文艺

所谓通俗文艺者，就是一向被高等文人所忽略，而生长自民间的文艺作品。为什么这里要用“高等”这个形容呢？因为生长自民间的文艺，除了一些简短的歌谣与笑话，并不是老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老百姓还没有这种本事。这种作品大概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职业的歌者，说书者，与伶人：歌者自编歌曲，说书者自编故事，伶人自编剧本。这种歌者，伶人等，自然是略通文墨，又深知歌唱的诀窍，与听众的心理，所以本子编出来，便能不很费事的演出；而后随时随地几经修正，就成了定本，被徒弟们视为秘传。这种作品有许多是没有印出来的，一来因为师徒们口授心习，不肯广为流传；二来是因为重在演奏，技巧胜于文字，根本没有以文行世的志愿。街市上卖的小本子，往往不是内行人印行的，而是略知一二的人记下来的，所以看完这种本子而后去听书听戏，有许多地方便不相同。

第二个来源是“文艺作品”了。在都市或乡间，有些读过书而又好唱好说的人，闲着没事，便按着他所嗜爱的玩艺的规矩，写写评词或戏本。这些作品也许只为自己写着玩，也许是帮忙职业的歌者或伶人而写出的。但是无论怎说吧，这种东西是偏重于文艺的，因为出自文人之手，虽然不必一定是“高等”的文人。高等的文人，有时也弄弄小玩艺，可是这纯出于高兴，假通俗文艺的形式来卖弄文章。他们能把鼓词写得像律诗一样工整，二黄戏像昆曲那么华艳。这种东西多数是不能上演的，因为词句太雅，难学而不讨好。职业的伶工与歌者看不起外行——不管是高等还是低等的文人——所编的东西，因为外行人的作品在实际表演上不讨俏——这就是说，词太文雅，穿插松懈，抓不住听众的心理，不能引人入胜。因此，文人们作成的稿本，幸能因特殊关系而得出演的机会，也必由内行人加以修改，使它火炽，讨俏。所以，大概的说，今日流行的通俗文艺总是文人与职业伶工等的集体作，不易找到个人创作的原样子。不过，有时候，当国家太平，“游于艺”的风气昌盛，上层社会也会热心提倡小玩艺儿，于是太平歌词一类的东西便五花八门的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高等游艺场所：腔调虽各不同，可是文字一律高雅，这种东西能够风行一时，而不能够持久，因为到底打不到下层社会里去，不能根深蒂固。

由上面这一点说明，可以找出一个结论来，就是通俗文艺里面不能太重视文艺性。不管是谁写的，它的成败都由听众的接受或拒绝而决定。有些雅洁的作品，尽管为上等社会所赏识，可是它的活动也只老限于那一个小圈子里，不能博得普遍的欢心。黛玉葬花诚然是情深文懋之作，可是一遇到铡美案它便甘拜下风了。秦腔，二黄，川戏，都有铡美案：由广东到陕西，人人知道铡美案。没有多少人关心黛玉葬花。

所谓文艺性者，第一是来自文字。文人写作，即使不弄词藻，至少也要通顺。通俗文艺有许多地方不通。虽然不通，可是能懂，实足使文人皱眉。“听说来了穆桂英，吓得我三魂不在，七窍地流平！”什么是“地流平”？老百姓知道，就是吓倒在地的意思。反之，文人用个典故，或苦心的找个妥当的修词，文章是通顺了，听者，反倒茫然。比如说：“虎帐外来了穆桂英，吓得我魂魄离形！”也还不算太文，可是力量便远不及“地流平”了。至于“听说来了女性穆桂英，吓得我汗水满身，四肢挛痉！”便更是费力不讨好了。旧文人喜用典故，新文人喜用新词。二者都是没能注意百姓的教育程度，而专为表现自己的本事。这一定是个错误。写通俗文艺必须有热诚，认清了为谁写的，从而去选字遣词；若专为表现自己，便是不忠实，近于自私。自然这不是件容易事，因为有时候为说明一件事，就非用一定的词或字不可，而这词与字未必是老百姓所能懂的。要忠于听众，当然不宜用他们不懂得的话语；可是不去用非用不可的话又难以正确的表现出那件事；怎办呢？譬如说，有什么俗话可以代替“军阀”呢？有什么可以代替“帝国主义”呢？真是件难事。据我看，克服这个困难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尽量的采取民间成语，宁可忠于听众，而使文字吃亏。“霸道的武将”实在不等于“军阀”，可是也只好将就着用。不妥当的字汇，总比听不懂的强一些。第二个是不要一下子把世界大势和政治问题等等全搬进来，因为述说这种东西非用许多经济的或政治的专门用语不可，使作者无法下笔。写通俗文艺不可太着急，记住，谁也没有用一篇作品把大众教导明白了的本事与能力。先写些家长里短的故事，带手儿矫正错误的思想，并输入新的知识，倒比一下子教病人吃十剂药妥当。由民间取得言语，而善为利用之，是最要紧的。

文艺性的构成，文字而外，自然是要注意到结构的精密，与形式的独出心裁了。这个，可又用不到通俗文艺上来。通俗文艺是活的，于文字而外，还有它在舞台歌场上的生命。作者得先明白它的技巧，而后才能在实际办得通的条件下耍出新花样来。大鼓书有大鼓书的形式，只有按着大鼓书的形式编词，这个词才能成为大鼓书。这就是说，这篇鼓词不但写了出来，而且能唱；不但印在纸上给识字的人看，而且能配上丝弦唱给不识字的人听。不谙技巧，或自作聪明而花样翻新，恐怕就只能成为纸上的死物，不能成为民间口中的活文艺。结构的精密，形式的翻新，这样，都须取之于熟中生巧，不是硬造新东西。新东西怎不可以造呢？连词带调一齐新创，岂不甚好？是的，若是有工夫，大家把新的词与新的腔教给大众，本是更有意思的事。不过，为是救急，为是马上能用，便不能不找大家所熟习的调子，填以新词了。歌调不变，只换装新词，歌者与听者都省事，便经济得多了。一般的说，民间是缺乏音乐的；哼，简直可以说，中国整个的没有音乐。那么，要把新的音乐歌曲教给大家，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倒不如因陋就简利用原有的那一套咧。在北方乡间唱秧歌，一段歌要唱九次，大家并听不腻。四郎探母在戏台上，留声机中，有声电影里，永远翻来覆去的唱着，而且似乎越听越有味。在另一方面，好莱坞制造的歌舞影片，每有新歌，可是只能在男女学生的口中热闹几天，便声销音寂了。这是事实，应该如此与否，当作别论。有志写通俗读物者应该记住这事实。

文字须为民间的活文字，形式须为民间的活形式，好，这就该提到思想了。无疑的，民间的思想是落后的。文艺若不负输入新思想之责，那根本就无须要文艺了。显然的，通俗文艺也当尽它的责任，使新的思想在民众心中生根发芽。可是，这也须留神，不可过急。思想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由生活中凝炼出来的。在民间的文艺中，也并非没有很激烈的思想。但这种激烈思想是就着实际的生活提了出来的。因为民间生活困苦，它所要表现在文艺中的理想的富足，与理想的自由，便也从极简陋的话语与故事中表现出。一个凭功劳而作了驸马爷的，可以一怒而打公主几个嘴巴，连皇上也无可如何。一个绿林好汉，只要他能劫富济贫，法律便可以管不着他，而且时常把官吏戏弄得不成样子。写通俗文艺的必须先知道民间的思想，何者可以保留，何者应当矫正。否则一味求新，便有全盘被拒绝的危险了。

情感也如是。民间的喜恶也由生活方式而决定。农民爱牲口，木匠爱家伙，正如文人爱书，摩登妇女爱高跟鞋。假若在通俗文艺中拚命去形容一套沙发的舒服，或洋装少年的舞厅生活，便与民间毫无关系，也就难以发生好感。通俗文艺须利用民间习知的故事；其次便是创制新故事，而完全以民间生活为背景。旧有通俗作品中往往形容皇帝吃大饼卷葱，虽然可笑，可确是本地风光。如今欲试写此种读物，吃大饼的皇帝尽可去掉，而换上的一定不要用香水洗澡的阔小姐。

话该往回说：摆出“高等”文人的架子，而写通俗文艺，一定不能成功。通俗文艺必须俗，浅；就民间生活的光景，设为故事，使民间辨清是非善恶；旧有的美德宜力加激勉，新的知识宜徐徐输入。

原载1938年10月15日《中国社会》第五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