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任何一个潮流都难免不起一些泡沫。在中国的新文艺里，有时候就能看到一二篇无聊的小品文，或俗艳伤感的短诗。然而，这些小玩艺儿只是泡沫，在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时候，就自行破灭了。反之，在那文艺的主潮上，无论它是多么粗浊狂厉，无论它是急流或渐进，狂呼或冷笑，它的声音总是喊叫着革命与斗争。中国的新文艺始终自居、自信、自证，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这严肃的态度，与苦斗的热诚，已被保持了二十多年。在这也不算十分短的时间中，没有产生过一篇供小姐少爷们消遣的侦探小说；市场上仅有的那几本什么大侦探与什么血案，倒是由英美的文艺商品翻译过来的。

这时候在激跳的文心，遇到了神圣的抗战便极自然的要证明它自己可以变作枪炮与炸弹。所谓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就是这激跃的文心要在抗战中去多尽斗争的责任的自信与自励。自信，因为中国底文艺写家们已经战斗过二十多年；他们不怕由革命而招来的杀害，也就不怕侵略者的刀枪；他们自己这样相信，也就要把这信心推展出去，使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也都相信；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在一个抗敌必胜的信仰上去斗争，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自励，自励出于自省：一个衰老的国家遇到极猛烈残暴的侵略，当然要自省；那自居为民族的天良的文艺工作者，无疑的会首先下一番自我检讨的工夫。

看看吧，二十多年来，文艺到底走到了何处呢？不错，它在扫荡封建的思想上，在培植革命的精神上，的确是树立了不少功绩。但是，这是作了什么的问题，而没有回答出作到了什么地步。假若它的扫荡与建设只在个很小的圈子里旋绕，那么即使它的态度是严肃的，心情是热烈的，它也不能不承认它这朵相当美丽的花朵呀，虽美而脆弱。它没有很多的种子，随风散播到远处，而仅是足以自慰的一朵相当美的花罢了。这使人不安的检讨，却遇上了铁一般的证据。看，还有那么多的百姓连字也不识！看，在一个四五百户的村庄里可以找不到一本新文艺的作品！是呀，怪不得大家的版税收入是那么的微薄的可怜呀！这事实使人愤怒，特别是那热情而简单的文艺青年们；他们喊了：有这样的事吗？可以一个村子里连鲁迅这个光耀的名子都不知道吗？可是，发怒是没有用的，事实是事实。大家因战争而从军，而流亡，不复在上海与北平闭户著书了。他们遇到了老百姓与军队——噢，这不知道新文艺的可怜的群众哟！这时候，就是以为不知鲁迅，理当斩首的热心者，也要沉默一下而想怎么“设法”使群众知道鲁迅了；否则真要斩首的话，得有多少人头落地呢？

愧悔是良心的活动。新文艺的弱点，在敌人的屠杀里，大家承认了——它的构思，它的用语，它的形式，一向是摹仿着西欧，于是只作到了文艺的革命，而没有完成革命文艺的任务。革命的文艺须是活跃在民间的文艺，那不能被民众接受的新颖的东西是担不起革命任务的啊！这是个极可宝贵的发现，或者也可以说是伟大的愧悔。于是，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便被提出来。

这两个口号，在抗战文艺中至少是作了：（一）消极的使写家们省悟了，二十年来的新文艺还差着深入与远播的力量，因为二十年来大家的心血似乎是花在了学习上，而还没有由民族的本色中创造出民族自己的文艺来。（二）积极的，全面的抗战必须动员全体民众。精神的食粮必须普遍的送到战壕内与乡村中。在无可如何的情形之下，我们宁可以缺少一些枪炮，而不能缺乏战斗的精神；抗战文学便是战斗精神的发动机。前者，有意的或无意的使抗战以来的文字都有了新的倾向——要简单、清楚、明快，抗战的文艺不是耍弄风格与字眼，而是要迅速有力，如机关炮的发射。这样的文学自然要向民间与军队中取得故事与字汇，以民众的语言道出民众抗敌与建设的牺牲与壮举——这，打破了“上海”的摹仿文艺，而渐次吐露出民族文艺的光焰来。后者，因需要的迫切而产生了街头剧，壁报诗，和利用民间固有的文艺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小说、鼓词等等。学生们参加了这运动，他们在村里，村里就有壁报；他们到前线，前线便有了歌曲唱，与油印的小报看。政府也注意到这运动，在教育部，编辑这种明浅的读物中，设有专员；中宣部与政治部也时时大量的印刷宣传的小册子。民众团体，像中苏文化协会、全国文艺协会，也为士兵们印有战线专刊。戏剧的发展更足惊人，原来只有上海与北平的人才有看到话剧的眼福，如今却在绥远、宁夏等荒远的地方也能看到舞台与灯光；甚至于秦岭与中条山上也有青年们在为士兵与百姓们演剧了。这些新的，半新半旧的，或完全旧的形式，未必都好，可是都出发自抗战的热情，而在不同的程度上收了激励人民的效果。是的，这些作品与办法，未必都好，可是这的确是个大的潮涌。按照中国的俗话说：黄河清了天下就太平了。我说，这个抗战文艺之潮，因为它是潮，所以夹杂着许多浑浊的东西；不过，等这些东西沉在地面上，吃入土里去，那该当有多么肥美的一片文艺园地呀！目前的问题，不是要急盼着浊浪澄清——一时盼不到，也作不到——而是应当使这潮流更盛旺一些，因为印刷、纸张、运输种种的困难，都在这儿阻抑着这潮水的畅行，而中国又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呀！再有几十万青年参加这运动，再有几千万的经费来支持这运动，也不算多，真的！

在这个运动里，写家们的眼睛确实的看到民间。写家的界限也开始往外推展。青年们敢写了；写的即使不好，可是总有机会发表，至少可以写在壁报上。当写家的脚步接近了战地的时候，士兵与军官们不单要东西看，而且动问了：怎么写呢？真的，在这伟大的抗战里，凡是尽了力气的，谁不想写出几句来呢！我的一个武装朋友，虽然在上海作战丢了一只腿，现在却能用他的手写出他的血战经验来了；文艺协会已通过他作会员了。这样放下枪便学习拿笔的人，我相信，还有很多。同时，在前线上跑来跑去的也有不少的写家。我敢肯定的说，当文艺的园地拓展了的时候，写家的界限便越来越宽了；谁知道，明日的伟大的写家不是今天伏在战壕中的人物呢！

对于这个运动，自然有许多辩论，辩论永远是琢磨真理的砂石。大概的说，有的人虽然承认了文艺——为了抗战的宣传，为了深入民间——应当俗浅明朗，但是不必一定要通过民间旧有的形式，因为旧形式的限制足以限制住一切新的内容与教训的自由运用。有的人以为民间还有许多许多不识字的，他们须用耳朵代替眼睛去接受文艺，所以文艺应当采用民间听惯了的歌调与语言，使他们也能从听器官得到新的消息与启发。前者注意在文艺的发展，后者注意在文艺立竿见影的效果。据我看，这问题的不好解决，倒是因为搀夹了教育问题的原因：假若中国的教育已经普及，没有文盲，那么新文艺的前进自然便利了许多。也许根本用不着讨论利用旧形式或这一问题。至于把利用旧形式看成民族文艺唯一的路径，未免又有些像看见一个鸦片烟鬼而使十个人都吃戒烟丸了！在抗战的今日，我以为，文艺必须以民族革命出发而完成民族的文艺。在这伟大艰苦的过程中，有人专为文盲去作一些可以听得懂的东西也是要紧的，抗战文艺是个大潮，我们不怕它浑浊如黄河，只怕它不猛烈不旺盛！

原载1941年7月25日《中苏文化》第九卷第一期“抗战四周年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