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翻译工作的几点意见
关于文学翻译工作的几点意见[1]
我没有作过翻译工作，因为我知道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不敢冒昧尝试。因此，我首先要向您们——饱尝艰苦，成绩卓越的翻译工作者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对科学著述的译本，我读的很少。我是从一些外国文学著作的译本体会出翻译工作的困难来的。但是，这并不减少我对翻译科学著作的同志们的敬意！
我说，我是从阅读文学作品的译文体会出来翻译工作的困难。再说得仔细一点，就是我从某些译文中发现了某些缺点。假若缺点所在，也就是困难所在，这就很值得谈一谈，好去克服困难，弥补缺点。必须指出，我也读过非常优美的译文，其中并没有我将要谈到的那些缺点。这就一方面证明了，那些缺点不是不能够克服的，另一方面证明了我们的翻译工作已有了很高的成就；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我们的翻译工作质量的逐步提高是很明显的。那么，就请允许我谈一谈那些缺点吧，批评不是比互相标榜更有好处么？
（一）有时候，我只读了一个译本的几行或几页，就读不下去了。放下它，隔一会儿再拿起来，还是读不下去。我知道，除了少数的特例，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学作品的文字是顺畅美丽的。可是，我拿起来的这个译本的文字很不顺畅美丽，它不能使我心悦神怡，爱不释手，而使我觉得像吃汤药似的那么苦涩，能不吃就不吃！这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这样翻译出来，便已失去它的文字之美，损失了应有的令人吟味欣悦的效果。这样的文字不足以支持一部文学著作！假若有人告诉我：你读的是某一国的苏东坡或曹雪芹啊！我必会纳闷，外国的苏东坡或曹雪芹怎么这么不会写文章呢！不少青年是与我有同感的，他们曾向我反映过类似上述的意见。幸而如此；要不然，青年们若是天真地就按照这种不流畅美丽的译文去练习写作，那就很难希望培养出来一个苏东坡或曹雪芹了！
以翻译文学著作而言，我以为译者的责任不仅限于介绍原著中都说了什么，而也应当注意传达原著中是怎么说的。翻译工作不是结结巴巴地学舌，而是漂漂亮亮地再创造。文学作品的内容与文字的关系如血之与肉，不容分割。假若我们只管干巴巴地介绍内容，而遗忘了文字之美，我们的工作便只作了一半！
说到这里，我切盼青年翻译工作者多下工夫，练习写作，以期用我们自己美好的文字去译外国的美好文字。我们须以文学家的姿态去翻译文学家的作品，切不可借口自己是作翻译工作便给语言文字的修养打个折扣！这就是翻译工作者的困难：既须精通外文，还得精通自己的语言文字，二者须齐步前进。可是，翻译工作者的光荣也就在这里！青年同志们，一部文学杰作的译本若也成为杰作便与原著同垂不朽啊！
（二）有的译本的文字不止不美，而且不易看懂。
最常遇到的是句子太长，念到下半句已经忘了上半句，必须翻回头来再念。这样，读一本书就往往须花费读两三本书的时间，因为念着念着就得“返工”啊。假若别的读者也跟我同样的迟笨，时时要“返工”，这一本书要多耗费多少人的多少时间啊！这不大符合增产节约的道理。
一般地说，中国语言是短小精悍的，不大用拉不断扯不断的长句。习惯成自然，咱们读起长句就觉得吃力。它之所以简练，一方面是因为文法的关系——我们没有联系代名词即是一例。关于这一点，我愿建议：不管原文的句子有多么长，我们应当设法在适当的地方把它断开切开，分为较短的句子，既不损失原意，且合中国语法。即使非照原样译为长句不可，我们也该力避堆砌；堆砌就必不可避免地造成生硬别扭。另一方面，我们的语言之所以简练，是由于我们常把某些个字在暗中交代，不必一一列举。在诗歌里，我们特别爱用此法。假若我们把“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译为外国文字，我们也许要补充上许多字，成为：“我在松下问一童子：你的老师何在？童子回答：老师采药去了；他就在这山里，但因云深，不知确在何处。”可是，我们自己读诵它，就无须作任何补充，自古至今一向明明白白。连我们说的大白话也常常不言而喻地省去许多个字。因此，我管咱们的语言叫作富于神韵的语言，用的字少，而管的事多。我想，假若我们能够体会及此，我们必能适当地收敛，不使译文冗长累赘，而仍能不损失原意。
为避免误会，我须再多说一点：我们现在是谈翻译文学作品。假若我们是翻译一件契约，我们当然不该按照“松下问童子”的办法，而把甲方乙方什么的也都减去。同时，就是翻译文学作品我们也不该随便用陈词滥调，为言简意赅而损伤了原文的精致细密。比如说，原文中形容了一个人怎么生气，怎么忿忿而去，而我们只用“拂袖而去”四字敷衍了事，那便是不负责任。我们既须给读者以顺畅美好的文字，且须对原著忠诚负责。我们既须善于运用自己语言的简练特质，也须尊重外文的细腻明确。我们应热爱自己的语言，也不拒绝吸收外文的优点。良好的译品是有丰富我们的语言的功效的，何去何取是要煞费苦心的！
（三）有的人不喜欢翻译作品，他们说译文生硬难读。是的，有的译文中往往把欧化语法的句子与中国语法的句子掺杂在一起，而一句之中又把文言的与白话的字汇词汇掺杂在一起，这就难怪字句生硬，读着不顺口了。我们有责任使语法统一起来，我们也有责任先找到恰当的字，而后再费一番心思，把它变为既恰当而又现成的字。这就是说，我们须费心思从现成的字汇词汇中找出最恰当的字眼。恰当而现成的字必是从生活中来的，所以才能够使读者感到亲切生动，念起来也才顺口。据我的了解，世界文学中最好的文字多数是生动而现成的文字。假若我们只利用字典词典，而不从生活中去找生动现成的字，我们就不但使译笔生硬，而且损害了原文的风格。
这样，创作者应当深入生活，翻译者也非例外。没有丰富的生活，就没有丰富的语言。语言丰富了，我们才能从容地找到活的现成字汇词汇，不再文言白话两相掺混，像“夹生饭”似的不生不熟。假若我们翻译一本描写战争的作品，而对部队生活全无所知，就很难成功。单说部队中的军衔，不同的字典上就各有不同的译名，我们怎样去选择呢？一般的字典不是军用字典，就是军用字典也因编辑的时期不同，译名有新有旧。至于部队生活的描写，我们若没有接近过部队，就一定很难找到适当而现成的字汇词汇来翻译。没有生活，便只能顺着原文逐字翻译，而译不出部队生活与战斗的特殊气氛与气概。
同样的，我常在译文中见到某种服装或花草的名称，而不懂到底那是什么服装，什么花草，使人闷气。我想，原著者在某一种情节中提到什么服装或花草，也许不是没有原因的。很可能，他是要用这一服装或这一花草来加强某一情节的某种气氛。比如说，在西欧的一些国家里，穿黑皮鞋是比穿黄皮鞋更规矩一些的。假若在一段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一个人身穿蓝哔叽衣裳（这是礼服而又最规矩的服装），而下边穿一双黄皮鞋，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可能，作者是形容这个人不拘形迹，故意这样打扮，表示对繁文缛节的反抗。这点形容不是泛泛的，而是顺手刻划人物的性格。我们一般的读者恐怕不知道个中底细。假若译者就那么随手译过，不稍加注解，就必使原文受到损失，且使细心的读者纳闷这黄皮鞋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作用。同样的，四季绣球（也叫洋绣球）就表示平平无奇，而玫瑰则表示高贵。在我们的译文中，我们用的花草名称往往是照抄字典，不说四季绣球或洋绣球，而说天竺葵。天竺葵是什么，连译者恐怕也不晓得。是的，四季绣球或洋绣球是咱们北方的通称，南方也许另有个名儿；可是，天竺葵大概只有字典知道，南北都不晓得。不晓得它是什么，怎么能晓得它是最普通的花，和借着它所表现的人物的身分与环境呢？
翻译工作是多么不容易啊！最保险的方法是我们要深入生活，每事必问，连一草一木之微也不轻易放过。知道的多，我们才能处处译得明确，才能多作注解——别怕麻烦，多作注解！给黄皮鞋，给四季绣球，作注解！一本戏剧，一部小说，都是描写一段生活的；我们怎可以只把它们看成一些死死板板的文字呢！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一定有助于了解外国人的生活，虽然中外的生活方式不尽相同。而且，知道了生活的重要，我们才会从各方面去找有关于生活的参考书。
（四）从风格上说，我以为：译笔有风格的不过是好的译笔而已，最好的译笔是保存了原著者的风格的。用不着说，不好的译笔没有任何风格。
保存原著者的风格大非易易。但是，假若我们能够真对一位外国作家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在思想上艺术上的地位与特点，我们还是能够从我们的文字中表现他的风格的。我们决不该随便抓起一本书就动手翻译。我们有组织起来的必要，我们的工作要有计划。有了计划，我们就不至于大家抢译同一著作。有了计划就有了准备的时间，要翻译某个作家的某一本书，就先阅读他的其他著作，研究他的传记（假若有传记的话），对他的身世、思想、风格等等作全面的了解。翻译工作是重大的事业，理当这样郑重从事。我们不能想象，一位毫无幽默感的人能译好迭更司或马克·吐温的作品。我们必须分工，看谁翻译哪一家的著作最合适。当然，现在我们的人力还不够用，不能马上有极详密的计划与分工，可是理想永远是宝贵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看到远景，而不满足于现状。我们应以高度的政治热情鞭策着自己英勇地前进，使我们的事业日益发展光大。
在这么些位专家的面前，我大胆地说出以上的幼稚的意见，实在太不自量。我诚挚地请求大家不客气地指正！
原载《我热爱新北京》，1979年4月北京出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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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是作者在1954年8月18—25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