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通俗文艺
谁都知道中国人最重视文艺;有好几个朝代,是用考试制度选取文官,而考试就是教大家作文章。同时,谁也知道中国文盲最多,当定立各项契约的时候,他们连自己的姓名也不会写,只能在代笔人写好的姓名下画个“十”字。
这样,中国在一方面有很长的一部文学史,有极丰富的文艺作品,使每个研究文艺的人都感到生命太短,就是昼夜不停的读阅,也难以尽览群籍。另一方面,在街头上,村庄里,另有一批歌词戏剧小说,印刷的很不讲究,装订的非常草率,以很低的价钱售卖给民众。这些著作十之八九是用俗语讲说民间的故事,文字很俗浅,故事更多是不见经传的;因此,文艺研究者一向不用正眼去看这些东西,它们在文学史中也就始终没有地位,文人们虽不看这些东西,可是没法限制它们的生长,而且它们的发展并不完全靠着印刷,因为文盲们连这种图书也看不懂。有许多人为它们作宣传,这些人可并不是怎样的热心民间文学,而是以此为职业,挣碗饭吃。他们有的是伶人,有的是歌者,有的是评书家。他们以俗浅的言语,简单的音乐,各样的腔调,演出民间的故事。他们采用既成的稿本,也有时候自制稿本,于是这种作品就越来越多,有的已经印刷出来,有的还在歌者或伶人的心中。这些作品,直到如今,才得到一个名称,叫作通俗文艺。
在上面提过的两种文艺——古典的与通俗的——而外,还有一种文艺。这第三种文艺只有短短的廿年的历史。它不像汉朝的或明朝的正统文艺作品,因为它是用白话写成的。它也不像通俗文艺,因为它的企图很大,要运用活的言语,传达新的思想,成为新兴的文艺。它把文学史上那些正统的文艺当作仇敌,非打倒那些旧的拘束,无从使新的自由发展。它同情于通俗文艺,因为通俗文艺虽然简陋浮浅,可到底是活在民间,总比那些死的古董强一些。
总起来说,中国现在有三种文艺,古典的,新兴的,通俗的。古典的虽然已死,可是视之为文艺的遗产,自然不能全付之一炬;它不与民众发生关系,可是它能很尊严的存在图书馆里。新的文艺是有志于服务民众的,可是它的思想太新,字汇丰富,它替民众讲话,而民众并不能了解它:看不懂,听不懂。所以通俗文艺依然活在民间,用它自己的言语,自己的形式,演唱或讲说它自己的故事。它以简陋的小册子出现于街头,也以简单的歌调活在民间的口与心中。
远在清代的末年,就有人注意到通俗文艺,并且作出一些小册子来。不过,文人们偶尔注意到这问题,甚至于热心的去试写,总还脱不了文人的习气,他们知道利用通俗文艺的形式,而不晓得民间的言语;他们仍然想要在这给民众预备的东西里,耍些字眼,显显本事,于是写成的东西,比原有的民间文艺雅洁了许多,可也就不受民众的欢迎了。
在革命以后,提倡平民教育的人,也有不少看到这问题的,有的去搜集民间读物,加以研究;有的试写新本,以资推广,可是这些工作,大半附属在平民教育机关之下,没有大量的金钱,也没有官府的协助,所以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这种工作是需要许多金钱的,因为只有以极低廉的价钱,大量的发给小书贩子,才能流传到民间去;若只印几本摆在都市里的书铺中,便永远不会到民众手里去。
“九一八”以后,新文艺的工作者,为国防的不修,为民族的危急,吼叫起来,中国人设若继续酣睡,日本帝国主义者将不费什么力量而吞去华北,使中国失去独立,或且强迫着中国帮助日本攻打苏联。这个警告是热烈而正确的,可是作家依然使用着他们自己的言语;这种言语只能在学校中发生效力,一般民众是无法看懂听懂的。
同时,有很少数的人,依着过去的若断若续的通俗文艺运动,以为打算救国,必须唤起民众。打算唤起民众必须利用通俗读物。这些人不像清代末年那些文人,他们主张通俗文艺必须俗浅,俗浅得和街头上原来流行的那些小册子一样,不许往雅洁里改变。他们也不像新文艺运动中的作家,他们不管什么文艺不文艺,而专着眼于宣传。这些人组织了“通俗文艺编刊社”,到如今还存在着。他们所编的小册子,每本都印到几万份。这是从清末到现在最有力的一个通俗文艺的运动者。
卢沟桥事变以前,通俗文艺的活动,略如上述。它始终没能成为广大的运动,可是也没完全死灭。它是个最容易被文人忽略过去的问题,可是当国难在前,它又是最先惹人注意的问题。
在全面抗战以后,新的旧的文人都马上把笔尖移到抗战上来;旧的也好,新的也好,文艺必须尽它抗敌卫国的责任。在这里,文艺的宣传性战胜了艺术性是事所必至的。这事实也就极合理的把文人的眼转移到通俗文艺上来。大家不要作宣传则已,要作,就必须注意到这问题。于此,前面所提到的三种文艺,古典的,新兴的,通俗的,乃获得了同样的心理基础,而去分头应战。在应战的能力上,无疑的是以通俗文艺为最大,于是它就得到空前的优越地位。
在第一期抗战中,因战事初起,文艺工作者有的忙着自陷落的区域逃出,有的忙着到战地去服务。他们都无暇思索计划什么,而只把耳闻目睹的写出来,报告给大家。上海三个月的苦斗,使文艺者兴奋的相信抗战必胜;眼睛盯住上海,自然就忽略了别方面,文艺的唯一使命,在这时候,仿佛完全在报告沪战的情形,与国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大家似乎并没有想到,广大的民众是否已经了解中日战争的意义,和军队里是否需要精神食粮。这时节,偶尔有人讨论到通俗文艺的问题,也只限于讨论,并没能引起文人试写此种文艺的热心。
随着抗战的持久,失地的增多,大家由兴奋而沉着。心定下来,马上看到民众是怎样的缺乏组织,军队里是怎样急需读物。看到了这个弱点,当然便想到了通俗文艺,因为以前所写的宣传文字——以新的形式,新的文字写成的——分明是没有在民间收得多少效果。宣传的热心是前后一致的,宣传的手段可是有改变的必要——必须赶快写作军民能懂得的东西。
这就一度的发生了“旧瓶新酒”的争辩。争辩是文人们自己的事,无关于民众。可是,因为这争辩,才引起全国文人的注意,不管你拥护或反对那项主张,你总感觉到这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
在这争辩中,大概有三项不同的主张:(一)新文艺是前进的,它永远应当前进,不能轻易的把它装入落伍的形式中,减降了文艺的水准,阻碍了文艺的发展。(二)抗战高于一切,新文艺既没能深入民间,就不能不去利用民众已习惯了的文艺形式,而装入新的内容,以利宣传。(三)不妨折中一下,在采取固有的民间文艺形式中,顺手儿也就改造旧的形式。举个例说把新体诗写得通俗一些,到了能朗诵的程度,岂不就能直接达到民众的耳中去了么?反过来,把大鼓书词破析为长短句,使之活动自由,岂不就与新诗相近了么?这个主张,不怕旧形式,也不一定喜爱旧形式,而是在旧形式中看出新的园地来,可以利用,而不被它管束住。
在这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一部分文人不声不响的开始作实际的试验了。争辩的是文艺界中的人,实验的也是文艺界中的人。这证明了文人们都注意到了文艺的宣传力与实际效用。这是个空前之举。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的时候,通过的许多议案之一,就是给军民写一百种通俗读物。
经过了实验,争辩中许多的过虑与疑惑,都渐渐减除与明朗了。那怕因提倡旧瓶新酒而阻碍了新文艺前进的,也开始明白这不过是战时的文艺运动的一部门,并非要把文艺全盘的自高而卑,溜滑到最低的处所。以知识阶级为对象的,与以一般民众为对象的,都该有人写作,而因对象不同,写作的手段即当有别。船多并无碍于江。那以旧瓶新酒当作民众宣传唯一的法宝的,开始明白了这种作品并不容易写得好,因为民间文艺有他的实际生活为出发点;倘若不明白军士与民众的生活,虽然利用了他的形式,还是没有多少效果。那以为旧形式可以改造,使之渐次与新文艺接近的,开始明白了理想毕竟是理想。原来通俗文艺并不只生存在纸上,他还有民间的歌调戏腔,能歌能唱;他是综合的,离开音乐与表演姿态,他便受了损失。朗诵诗毕竟不是鼓词,而革新的鼓词又上不了丝弦;只凭文字宣传而不去朗读与奏演,又不能发生什么效力,因为文盲们不会读,只会听。通俗文艺必须印在纸上,能使识字的看得懂。还须口头传播,能使不识字的听得明白。
有了这个认识,通俗文艺的运动才由争辩疑虑走入实验与讨论实际问题上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了时行的口号;这口号并没有推倒新文艺的图谋,而只是坦白的道出抗战宣传的所需。它既是急需的东西,就不能不大量的制作;要制作,就首先应当把握住它的技巧。于是,有许多机关与团体都不再观望,而切实的把它作为正式工作。新的旧剧,新的鼓词,新的小调,都有人拟制,并且拿到戏园中与街头上去演唱。“八百壮士”,“空中大战”,“台儿庄胜利”等等,都被编成了歌词,谱入了民众所熟习的歌调。就是抗战的真义,与游击战法等也被制成俗浅的韵文。在第三期抗战的开始,通俗文艺已经稳固的立定,只待广大的推行了。教育部政治部中宣部都收集了专门人材,专作此项文艺;文艺团体也都附设了通俗文艺研究或写作的小组织;报纸与刊物都匀出地位登载歌词与戏文。在台儿庄大捷的时候,宣传的文字已多属于通俗的韵文;以后,“七七献金”,“九一八纪念”,“劝募寒衣”,“慰劳伤兵”等等宣传,都配备上这类的文字,印成小册,发给军民,并且及时的在公众场所表演。到今天,这已不仅是一个运动,而是成了公认为必要的工作。这工作若能因种种便利而日见发展,那民族争取自由平等的圣火,将无疑的假借着歌词与剧文普遍的在民众心中燃烧起来!
原载1938年11月7日《中苏文化》“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一周年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