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通俗文艺

谁都知道中国人最重视文艺；有好几个朝代，是用考试制度选取文官，而考试就是教大家作文章。同时，谁也知道中国文盲最多，当定立各项契约的时候，他们连自己的姓名也不会写，只能在代笔人写好的姓名下画个“十”字。

这样，中国在一方面有很长的一部文学史，有极丰富的文艺作品，使每个研究文艺的人都感到生命太短，就是昼夜不停的读阅，也难以尽览群籍。另一方面，在街头上，村庄里，另有一批歌词戏剧小说，印刷的很不讲究，装订的非常草率，以很低的价钱售卖给民众。这些著作十之八九是用俗语讲说民间的故事，文字很俗浅，故事更多是不见经传的；因此，文艺研究者一向不用正眼去看这些东西，它们在文学史中也就始终没有地位，文人们虽不看这些东西，可是没法限制它们的生长，而且它们的发展并不完全靠着印刷，因为文盲们连这种图书也看不懂。有许多人为它们作宣传，这些人可并不是怎样的热心民间文学，而是以此为职业，挣碗饭吃。他们有的是伶人，有的是歌者，有的是评书家。他们以俗浅的言语，简单的音乐，各样的腔调，演出民间的故事。他们采用既成的稿本，也有时候自制稿本，于是这种作品就越来越多，有的已经印刷出来，有的还在歌者或伶人的心中。这些作品，直到如今，才得到一个名称，叫作通俗文艺。

在上面提过的两种文艺——古典的与通俗的——而外，还有一种文艺。这第三种文艺只有短短的廿年的历史。它不像汉朝的或明朝的正统文艺作品，因为它是用白话写成的。它也不像通俗文艺，因为它的企图很大，要运用活的言语，传达新的思想，成为新兴的文艺。它把文学史上那些正统的文艺当作仇敌，非打倒那些旧的拘束，无从使新的自由发展。它同情于通俗文艺，因为通俗文艺虽然简陋浮浅，可到底是活在民间，总比那些死的古董强一些。

总起来说，中国现在有三种文艺，古典的，新兴的，通俗的。古典的虽然已死，可是视之为文艺的遗产，自然不能全付之一炬；它不与民众发生关系，可是它能很尊严的存在图书馆里。新的文艺是有志于服务民众的，可是它的思想太新，字汇丰富，它替民众讲话，而民众并不能了解它：看不懂，听不懂。所以通俗文艺依然活在民间，用它自己的言语，自己的形式，演唱或讲说它自己的故事。它以简陋的小册子出现于街头，也以简单的歌调活在民间的口与心中。

远在清代的末年，就有人注意到通俗文艺，并且作出一些小册子来。不过，文人们偶尔注意到这问题，甚至于热心的去试写，总还脱不了文人的习气，他们知道利用通俗文艺的形式，而不晓得民间的言语；他们仍然想要在这给民众预备的东西里，耍些字眼，显显本事，于是写成的东西，比原有的民间文艺雅洁了许多，可也就不受民众的欢迎了。

在革命以后，提倡平民教育的人，也有不少看到这问题的，有的去搜集民间读物，加以研究；有的试写新本，以资推广，可是这些工作，大半附属在平民教育机关之下，没有大量的金钱，也没有官府的协助，所以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这种工作是需要许多金钱的，因为只有以极低廉的价钱，大量的发给小书贩子，才能流传到民间去；若只印几本摆在都市里的书铺中，便永远不会到民众手里去。

“九一八”以后，新文艺的工作者，为国防的不修，为民族的危急，吼叫起来，中国人设若继续酣睡，日本帝国主义者将不费什么力量而吞去华北，使中国失去独立，或且强迫着中国帮助日本攻打苏联。这个警告是热烈而正确的，可是作家依然使用着他们自己的言语；这种言语只能在学校中发生效力，一般民众是无法看懂听懂的。

同时，有很少数的人，依着过去的若断若续的通俗文艺运动，以为打算救国，必须唤起民众。打算唤起民众必须利用通俗读物。这些人不像清代末年那些文人，他们主张通俗文艺必须俗浅，俗浅得和街头上原来流行的那些小册子一样，不许往雅洁里改变。他们也不像新文艺运动中的作家，他们不管什么文艺不文艺，而专着眼于宣传。这些人组织了“通俗文艺编刊社”，到如今还存在着。他们所编的小册子，每本都印到几万份。这是从清末到现在最有力的一个通俗文艺的运动者。

卢沟桥事变以前，通俗文艺的活动，略如上述。它始终没能成为广大的运动，可是也没完全死灭。它是个最容易被文人忽略过去的问题，可是当国难在前，它又是最先惹人注意的问题。

在全面抗战以后，新的旧的文人都马上把笔尖移到抗战上来；旧的也好，新的也好，文艺必须尽它抗敌卫国的责任。在这里，文艺的宣传性战胜了艺术性是事所必至的。这事实也就极合理的把文人的眼转移到通俗文艺上来。大家不要作宣传则已，要作，就必须注意到这问题。于此，前面所提到的三种文艺，古典的，新兴的，通俗的，乃获得了同样的心理基础，而去分头应战。在应战的能力上，无疑的是以通俗文艺为最大，于是它就得到空前的优越地位。

在第一期抗战中，因战事初起，文艺工作者有的忙着自陷落的区域逃出，有的忙着到战地去服务。他们都无暇思索计划什么，而只把耳闻目睹的写出来，报告给大家。上海三个月的苦斗，使文艺者兴奋的相信抗战必胜；眼睛盯住上海，自然就忽略了别方面，文艺的唯一使命，在这时候，仿佛完全在报告沪战的情形，与国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大家似乎并没有想到，广大的民众是否已经了解中日战争的意义，和军队里是否需要精神食粮。这时节，偶尔有人讨论到通俗文艺的问题，也只限于讨论，并没能引起文人试写此种文艺的热心。

随着抗战的持久，失地的增多，大家由兴奋而沉着。心定下来，马上看到民众是怎样的缺乏组织，军队里是怎样急需读物。看到了这个弱点，当然便想到了通俗文艺，因为以前所写的宣传文字——以新的形式，新的文字写成的——分明是没有在民间收得多少效果。宣传的热心是前后一致的，宣传的手段可是有改变的必要——必须赶快写作军民能懂得的东西。

这就一度的发生了“旧瓶新酒”的争辩。争辩是文人们自己的事，无关于民众。可是，因为这争辩，才引起全国文人的注意，不管你拥护或反对那项主张，你总感觉到这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

在这争辩中，大概有三项不同的主张：（一）新文艺是前进的，它永远应当前进，不能轻易的把它装入落伍的形式中，减降了文艺的水准，阻碍了文艺的发展。（二）抗战高于一切，新文艺既没能深入民间，就不能不去利用民众已习惯了的文艺形式，而装入新的内容，以利宣传。（三）不妨折中一下，在采取固有的民间文艺形式中，顺手儿也就改造旧的形式。举个例说把新体诗写得通俗一些，到了能朗诵的程度，岂不就能直接达到民众的耳中去了么？反过来，把大鼓书词破析为长短句，使之活动自由，岂不就与新诗相近了么？这个主张，不怕旧形式，也不一定喜爱旧形式，而是在旧形式中看出新的园地来，可以利用，而不被它管束住。

在这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一部分文人不声不响的开始作实际的试验了。争辩的是文艺界中的人，实验的也是文艺界中的人。这证明了文人们都注意到了文艺的宣传力与实际效用。这是个空前之举。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的时候，通过的许多议案之一，就是给军民写一百种通俗读物。

经过了实验，争辩中许多的过虑与疑惑，都渐渐减除与明朗了。那怕因提倡旧瓶新酒而阻碍了新文艺前进的，也开始明白这不过是战时的文艺运动的一部门，并非要把文艺全盘的自高而卑，溜滑到最低的处所。以知识阶级为对象的，与以一般民众为对象的，都该有人写作，而因对象不同，写作的手段即当有别。船多并无碍于江。那以旧瓶新酒当作民众宣传唯一的法宝的，开始明白了这种作品并不容易写得好，因为民间文艺有他的实际生活为出发点；倘若不明白军士与民众的生活，虽然利用了他的形式，还是没有多少效果。那以为旧形式可以改造，使之渐次与新文艺接近的，开始明白了理想毕竟是理想。原来通俗文艺并不只生存在纸上，他还有民间的歌调戏腔，能歌能唱；他是综合的，离开音乐与表演姿态，他便受了损失。朗诵诗毕竟不是鼓词，而革新的鼓词又上不了丝弦；只凭文字宣传而不去朗读与奏演，又不能发生什么效力，因为文盲们不会读，只会听。通俗文艺必须印在纸上，能使识字的看得懂。还须口头传播，能使不识字的听得明白。

有了这个认识，通俗文艺的运动才由争辩疑虑走入实验与讨论实际问题上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了时行的口号；这口号并没有推倒新文艺的图谋，而只是坦白的道出抗战宣传的所需。它既是急需的东西，就不能不大量的制作；要制作，就首先应当把握住它的技巧。于是，有许多机关与团体都不再观望，而切实的把它作为正式工作。新的旧剧，新的鼓词，新的小调，都有人拟制，并且拿到戏园中与街头上去演唱。“八百壮士”，“空中大战”，“台儿庄胜利”等等，都被编成了歌词，谱入了民众所熟习的歌调。就是抗战的真义，与游击战法等也被制成俗浅的韵文。在第三期抗战的开始，通俗文艺已经稳固的立定，只待广大的推行了。教育部政治部中宣部都收集了专门人材，专作此项文艺；文艺团体也都附设了通俗文艺研究或写作的小组织；报纸与刊物都匀出地位登载歌词与戏文。在台儿庄大捷的时候，宣传的文字已多属于通俗的韵文；以后，“七七献金”，“九一八纪念”，“劝募寒衣”，“慰劳伤兵”等等宣传，都配备上这类的文字，印成小册，发给军民，并且及时的在公众场所表演。到今天，这已不仅是一个运动，而是成了公认为必要的工作。这工作若能因种种便利而日见发展，那民族争取自由平等的圣火，将无疑的假借着歌词与剧文普遍的在民众心中燃烧起来！

原载1938年11月7日《中苏文化》“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一周年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