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金元帝国”的揭露者
——在世界文化名人马克·吐温逝世5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
五十年前,马克·吐温,这位美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位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美国资本主义的虚假文明的揭露者,离开了人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吐温对“金元帝国”的批判却和当年一样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马克·吐温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是美国内战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从自由资本主义跨进帝国主义的时期。吐温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发展过程,看到英美帝国主义侵略澳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强盗行为。他自己也曾到印度、菲律宾等英美殖民地进行访问。实际的生活经验使这位正直的美国作家充满了不平和愤怒,正是这种正义的愤怒使他的表面轻松幽默的作品含蕴着对于美国统治阶级的辛辣讽刺。
在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妄图垂死挣扎,亚非、拉丁美洲遍燃民族解放运动的烽火的今天,吐温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斥责和对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的同情,特别使我们感到富有意义。这是吐温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成为帝国主义的那一天开始,马克·吐温就不断地对它发出严正的谴责。吐温在《美国权益的申请人》(1891)一书中嘲笑了企图霸占全世界的美国野心家们。在这部书中被吐温嘲笑的塞勒斯关于征服世界的梦想,很快成了代表美国金融资本的政界人物追逐的目标。吐温笔下的塞勒斯正是我们时代中艾奇逊、杜勒斯之流的原型。《赤道旅行记》(1897)虽然只是一部旅途随笔,却有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重大意义。吐温在他的环球旅行中看到了一些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生活。他愤怒地揭发了白种侵略者给他们带去的“文明”。他举出种种例证说明,白种侵略者像对败类一般地屠杀澳洲人,甚至用砒霜毒害他们。帝国主义者吹嘘他们在土著居民中传播了“文明的福音”,吐温则斥之为“用饥饿和酒精进行慢性屠杀”。他谴责英国侵略南非是“一件杀人的罪行”。
1900年秋天,吐温回到了阔别九年的美国。他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我反对兀鹰把脚爪伸到别国的土地上去。”
对于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吐温也表示热烈的支持。早在1868年他在《对华和约》的杂文中,就斥责侵略者强拓租界地的无耻行径。1900年8月12日,就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前一天,吐温写信给友人说:“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人方面。欧洲的匪徒们曾经欺凌了他们多少年,我希望他们将一切外国侵略者驱逐出境,永远不许他们再来。”同年11月,吐温在公众教育协会年会上致词,公开宣称:“我是一个义和团人,义和团人是爱国的,我祝他们胜利。”
九十年代以后的二十年间,吐温以出色的政论和杂文勇敢地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1900年吐温在一篇题为《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欢迎词》的讲演中以尖刻的口吻祝贺“尊严的基督教民族以其对胶州、满洲、南非洲和菲律宾的海盗式的偷袭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它的灵魂充满了卑鄙无耻,口袋里装满了赃物和贿款,谈话时充满了虔诚的伪善;劳您的驾,把肥皂和毛巾给它,可是得把镜子藏起来。”吐温认为美国侵占菲律宾的事件玷污了美国国旗,如今唯一适宜绘在这面国旗上的只是“骷髅和两根交叉的白骨之下的黑白星条了。”
作于1901年冬天的《给坐在黑暗中的人》是一篇揭露侵略者所谓“文明”的出色的杂文。作者揭示出帝国主义者带给殖民地人民(即所谓坐在黑暗中的人)的“文明礼物”的实质。这些礼物中有锁链、机关枪、祈祷书、威士忌酒,还有正义、自由、平等等鬼话。但:“这些不过是一种鲜艳、美丽、而又迷人的包装……而隐藏在包装里面的才是这些礼物的实质。生活在黑暗中的顾客们为它付出了眼泪、鲜血、土地和自由的代价。”全世界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都会证明,这是对殖民政策最确切的注解。吐温辛辣地嘲笑了“一手拿着和平旗帜,另一手拿着小偷提篮和凶手刀子”的“爱好和平”的侵略者。这个极为真实的形象描写,不禁令人想起不久以前艾森豪威尔的十一国之行。
1905年吐温写出了讽刺性的短篇小说《战争祈祷》。这个作品显示出侵略者祈祷战争胜利的实质是将死亡赐予破产的异国居民。“主啊,请帮助我们用炮弹把他们的士兵打得血肉横飞……为了拯救我们,拯救那些尊崇您的人,上帝啊,求您毁掉他们的希望……用他们的伤痕累累的双脚的血迹染红地上的积雪吧。”对于曾经饱受美帝侵略的亚非各国人民说来,吐温的揭露真是一针见血,非常深刻。
马克·吐温在这一方面的作品是进步人类反对侵略战争、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有力武器。
马克·吐温是美国资本主义虚假文明的一个有力的揭发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他看到了美国资本主义肮脏丑恶的一面,就对它进行了狠狠的抨击,认为五十年来,美国“一直是共和党居于皇位的君主立宪国”。吐温对美国资产阶级惯于吹嘘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更作了尖刻的嘲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1870)描绘出一幅美国“自由竞选”的典型喜剧,只是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政客们不惜玩弄种种卑劣手段,破坏竞选对方的名誉。吐温明白揭示,所谓“选举自由”实质上就是玩弄各种阴谋诡计的自由。吐温早年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新闻记者,他对美国所谓“新闻自由”更有第一手的切身经验。他在《横行无忌的报刊界》中说:“据说,我们享有出版自由,也的确是太自由了,自由到可以恣意诬蔑于己不利的社会活动家和个人,并散布最最荒谬无稽的谰言。”
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贪污舞弊、贿赂公行一向是骇人听闻的。七十年代初期这些丑闻不断地被揭发出来。他们腐化到了极点,买卖选票,将国家拨款用于虚设的私人企业,借此获得大量土地和利润。这些资本主义美国政界的特点被概括地反映在他和查尔士·都德莱·华纳合著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1873)里面。小说展示出一幅政府官吏、法院议会和新闻界中贪污盗窃的画面。书中塞拉斯这个体现了投机取巧心理的人物,如今已成为美国人民生活中的日常用语。另一典型人物参议员狄尔华绥则具有美国企业主和政客所必不可缺的一切恶劣品质。吐温曾以记者身份在国会采访过七个月,因此他在小说中能够精确地刻画出国会内外幕后的欺骗勾当。
资产阶级对于金钱的贪婪总是以伪善的道德、虔诚的宗教信仰作为遮羞布的。吐温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资产者形形色色的伪善心理成为他一生抨击的鹄的之一。《汤姆·索亚历险记》决不是什么专供儿童消遣的小说。它反映了维护资产阶级道德的加尔文教派的虚伪习气。资产者一方面掩饰各种淫乱腐化现象,一方面却不许别人触犯他们的“清规”。用“清规”约束别人,任自己腐化堕落,这是统治者的两面手法,同时也是一种伪善手段。吐温写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来揭露这种无微不至的伪善。九十年代最著名的短篇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描写一个以清高自负的市镇上的十九位首要居民既想获得不义之财,又想保持清高声名的趣剧和丑剧。作者抓住了这两种动机之间的矛盾冲突,充分揭露出资产者种种伪善的心理特征(例如只要别人不知道,我尽可为非作歹)。
“我对我们的文明是怎么个看法呢?”吐温在一封信里写道:“我认为它是微不足道而又毫无价值的;它充满了残酷、忙乱、无耻、卑劣和伪善。就连文明这两个字,我都感到憎恶,其中包含着谎言。”
马克·吐温就是这样概括地对美国资本主义“文明”作出了评价。
美国资产阶级的“文明”社会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野蛮现象,即是对黑色人种的歧视和奴役。吐温对这个问题最初是认识不清的,而且曾经支持过美国南方的蓄奴制度,直到南北战争结束以后,他才认识到种族歧视的罪恶,对黑人的态度开始转变过来。这时他像许多好心而天真的美国人一样,以为黑人从此真正成为自由人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实践很快就粉碎了这种幻想,黑人一直到今天还备受奴役和蹂躏。吐温愤怒地称美国为“使用私刑的合众国”。他在1884年所发表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其反对奴役黑人的主题成为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作品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白种少年哈克和成年黑人吉姆之间的真挚友谊。吐温赋予吉姆以可贵的品格,高尚的情操,使尚未完全摆脱种族偏见的哈克自惭形秽,自愧不如。这个主题思想就足以促使美国反动派将小说列为禁书。吉姆这个形象的出现在美国文学中有巨大的意义,是对于当时恶意歪曲黑人形象的资产阶级御用小说的一个大胆的挑战。正在三K党横行无忌,私刑逞凶肆虐的关头,吐温公开主张维护黑人的自由、生存和权利。
作为“美国的伏尔泰”(肖伯纳语),吐温在许多作品中反映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即使在他的幻想小说中,他也毫不含糊地透露出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吐温在八十年代所作的《亚瑟王朝廷中的康涅狄克州人》实际上是一部现实意义很强的、意味深长的政治讽刺小说。作者在十九世纪美国所看到的人民大众的疾苦、蓄奴制度下的可怕现象、统治阶级的凶横暴戾,这些都曲折地反映在书中主角对中世纪英国政治社会制度的评论之中。小说突出地显示了吐温的民主思想,他使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和劳动人民的创造力量构成一个鲜明的对照。他说:“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智慧,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内部,而绝非出自那些统治阶级……”更重要的是,吐温认为人民有权为推翻专制而进行武装斗争。
吐温一直是站在美国人民这一边的。他说过:“我永远追随大众。”他的许多作品反映了农民和矿工的疾苦,在晚年所作的《贞德传》中,他刻画了这个优秀女农民的英雄形象。在美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八十、九十年代,他更欢呼工人阶级的局部胜利,虽然他并未真正理解他们伟大的历史使命。
马克·吐温,这样一位热爱和平、民主,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作家,不能不引起美国反动势力的恐惧。无论在生前或死后,吐温都遭受到这种势力的迫害。他们把他的许多作品列为禁书,从公共图书馆中抛了出去。资产阶级御用的出版家对吐温晚年所写的自传杂文进行删节,甚至根本不让出版。这是对于美国“出版自由”的莫大讽刺。一些被华尔街收买的评论家更把吐温说成一个逗人发笑的幽默作家,蓄意抹煞吐温隐蔽在幽默后面的辛辣讽刺。
我们认为吐温完全不是什么“幽默作家”。他是一位含意深刻的卓越的讽刺家。他说过:“没有东西抵挡得住笑声的冲击”。他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可鄙可笑的一面,使读者在一笑之中感到愤怒和憎恶。吐温出生于美国西部,早年做过排字工人、矿工、领港员,长期和劳动人民来往,因此他从西部民间幽默文学的传统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运用民间幽默故事中特有的极度夸张、鲜明对比、悲喜剧交错等手法卓有成效地鞭挞了丑恶的美国资本主义“文明”。
吐温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是和美国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和捍卫美国文学中民主传统的斗争分不开的。正是八十、九十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高涨促使吐温对美国“文明”采取更为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不断地和资产阶级反民主的文学流派进行过斗争。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产阶级文学公开为帝国主义的内外政策辩护,鼓吹向外扩张的反动的“赤血文学”和宣扬资产阶级“事业成就”的所谓“实业小说”一时充斥书市。这时,吐温以自己的创作和言论,捍卫了惠特曼以来的美国民主文学传统。他的作品对后起的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塞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成长,起了有益的影响。
马克·吐温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由于吐温本人世界观的限制,他在早期的作品中(如《汤姆·索亚历险记》)也还有着抽象的自然的理性观点。即使在某些成熟的作品中(如《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他对社会的抗议仍然带有个人反抗的性质。因为在吐温写作这部小说的八十年代,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已经出现,却没有在作品中得到表现。七十年代以后,吐温对美国“民主”开始感到幻灭,但他并未放弃对于“一般民主”的信念。到了晚年。由于看不清人类的光明前途,吐温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吐温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深度。
和惠特曼一样,马克·吐温是我国读者喜爱的一位美国作家。我们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翻译他的作品。1935年吐温百年诞辰之际,我国进步报刊更对他的作品有过广泛的评介。解放十年来,吐温的译品日见增多,读者日趋广泛。到目前为止,吐温的主要代表作品差不多都已有了中译本,有的还不止一种。我们尊重吐温留下的文学遗产,因为它里面鲜明地反映出美国人民的一个优良传统:热爱和平和民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反对殖民主义。
马克·吐温离开人间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在这半个世纪中,吐温曾经严正抨击的美帝国主义是越来越腐烂,越来越凶残,现在早已变成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严重地危害着人类的和平。全世界人民决不会饶恕它的。今天,在日本、在刚果、在古巴、在南朝鲜、在土耳其、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人民正以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向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和走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
吐温是站在美国人民这一边,也站在全世界人民这一边。当我们今天纪念他时,我们觉得他好像还站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进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
原载1960年《世界文学》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