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客问(文艺作家与抗战)
问:文艺作家有在前方的没有?
答:有不少。在河南,有姚雪垠,臧克家,田涛,碧野,黑丁,王莹等二三十人。在江西有邱东平,何家槐,王亚平,柳倩等十几位。在太行山里的有贾午等。陕西有郑伯奇,丁玲,田间等许多人。山东大概也有人,可是得不到消息,只听说山东各处的游击队首领多是文人。
问:他们都作什么呢?是不是都当兵?
答:他们除了在游击队里的,大多数是在战地服务。他们用不着扛枪打仗,因为他们优于服务,而拙于作战;教军人服务,而教文人冲锋,是谓不善取材。
问:他们也还写作吗?
答:生活苦,工夫短,自然不能多写,可是像姚雪垠,王亚平,臧克家,何家槐等位还时常发表很好的诗歌与小说。
问:我怎没有看到?
答: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刊物的发行十分不易,所以往往在华南印好的东西,在华西就看不到。还要补充一点,那些没有文章发表的也并没闲着,他们在别项事务外,都给军队编剧作歌写故事。这些作品虽然不见得好,可是极有用处。能有益抗战的便伟大,据我看。
问:别的作家为什么退到后方,不都到前线上去呢?
答:职业的写家在中国还很少,十之八九都是作事而兼写文章的。既然作事,就身不由己,机关里教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得去。比如说:陈纪滢在汉口《大公报》服务,《大公报》不动,他就不动。茅盾是为一家书店编刊物,书店托他到广州去,所以他就去了。在汉口,现在还有冯乃超,胡风,盛成,安娥,宋云彬,子岗,孔罗荪等位,都因为职务所在,不能离开;在公余之暇,他们还写文章,并且办理文艺协会的事。叶圣陶与王平陵来到重庆,一位是教书,一位是办《文艺月刊》,都是奉命而来,不能弃职潜逃。穆木天到昆明,丰子恺到桂林,也都如是。政府机关及私人团体移动,办事人员也随着移动,文人既不能专靠卖稿子吃饭,所以就另有职业,当供职机关迁移的时候,当然也随着走,并不奇怪。
问:那没有职业的,像你老兄,为什么也退下来,而不往前线去呢?
答:这也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身体弱,到了前线,只给军队添麻烦,倒不如在后方写些东西。文人们的身体大概都不甚强,除了自己先天后天的条件外,还有食不饱力不足的社会的经济条件在。把罪过都推到别人身上是不对的,可是社会上对文人的轻视也是事实。不论怎说吧,身体弱而勉强上前线,既不能扛枪,又不能拿笔,是谓鸡飞蛋打,两头落空。第二,文艺协会派我来重庆办理会务。我不愿来,因为到重庆后,个人的衣食住都发生问题。可是我不能违抗会中的命令,虽然会中连路费都不给我。个人的困苦事小,会务事大。为全国性的协会卖点力气,吃点苦,实在是应当的。把会务办好,文艺界同人真能一心一德的团结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不是吗?你不能教全国人民都去打仗,也不能教全国文人都去打仗;就是军人也还有在后方办事的,对不对?
问:你来到后方,怎能看到大时代的动向,怎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呢?姑且先假定你有写伟大作品的才力。
答:我只晓得有利于抗战便是伟大。这七八个月了,我始终是在写通俗的读物。有些个伤兵难民亲口告诉我,他们曾经读了我的作品。我不后悔只写了鼓词,而没写出《战争与和平》,假若鼓词有军民来读,而《战争与和平》只能摆在沙发上的话。
问:那么你就不管什么大时代不大时代?不管什么伟大作品不伟大作品?
答:我只知道应在大时代里尽我小小的力量。假若我够当兵的资格,我便去当兵。体弱,不能去当兵,我便给武装的同胞们写些读物;他们需要精神食粮。大时代不仅是一两本伟大文艺作品所能支持得住的,也不是几十万精兵所能支持得住的,而是全民族都不说空话,都老老实实的作事;每个人把能作与该作的都作得好,才能成为大时代。
再说,对大时代的认识不是只到前线便能得到,而是须由四面八方的看。没有一个人能都看到,都明白,只能各据一角,相互补充,才能略有轮廓。空抱野心,日夜为大作品发愁,而实际工作毫不尽力,则永久空虚,毫无所得,且误了在抗战该作的事了。你努力打铁,我拼命写通俗读物,咱俩都藐小而伟大;你怨我不写伟大作品,我自恨无才,相对而泣,终无好处了。
问:那么以后你还继续写通俗的东西?
答:是的。还有几位朋友也这样。文协总会迁来重庆,极愿帮助政府机关作这个工作。我们写,政府给印,给送到前方与后方去,是正合出钱出力的道理。在前方服务的朋友们写前方的事实,我们在后方的多写些宣传文字,各尽其力而已。
问:伟大的作品就没人管了?
答:伟大的作品是大时代的纪录,以后自有人会写。我们只问抗战的胜负,不管个人的成败。在前方的朋友们,时时遭遇到极大的苦处与危险,能天天作点笔记已算不错;你既愿他在前方跑,而又责他不写大作品,既不给他时间,又不许他坐下,不是待人太苛了一些么?在后方的,各有专职,既愿他写些有用的文字,又怨他不写大作品,既愿他忠于职守,又怨他不敢到前线去;一个人到底能作多少事呢?文人并不会七十二变,也没有千手千眼。假若有几位文人,发誓要写伟大作品,那他们就只能东跑西奔,先去搜集材料,恐怕你又以为他们吊儿啷当,只管乱跑,不作正事了。真难。还有一样,假若他们立志创作大作品,他们就得躲着炮火走;被打死还能写作么?那么你或者就又责备他们有心而无勇了。你只能教他们干一样事,不能两头顾着。不错,欧战后产生了不少的好作品,可是你也须记得,有多少诗人与小说家都还没写出好作品就死在了沙场。这是极大的损失。我们应当钦佩死在战场上的文人,可是既要他死,就别再向他要好文章。两样都要,谁也来不及。
问:你把话听错了。我的意思是文人当赴前方,战死呢,该当的;幸而不死,他便认识了神圣抗战的真相,而发为文章。拿现在的情况来说,新闻记者倒在前线不少,随时报告所见所闻,为什么文艺家不可以去呢?
答:谁都可以到前线去,只要他有好身体,有胆量。已经说过了,各线上都有文艺作家服务,而且有些作家是执枪苦战的。假若这群人幸而不死,以后自会写出抗战的纪录来。这不可过急:上马杀敌,下马为文,只是理想,一般人是作不到的。有一位写家,在前些日子,由太行山退下来,直跑了三天三夜,连碗热水也喝不到。什么东西都丢掉了,他只剩了身上的裤褂,被汗沤得奇臭。他的经验很可宝贵,可是没工夫写出来;换了身衣服,拿上几块钱,他又上前线了。你说,是让他上前线好呢?还是住在后方,把他的经验写出来好呢?我不敢下判断。
至于新闻记者上前线,那是他们的职务,报馆派他们去,他们当然须走。我们佩服他们的胆量与勤苦,可是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责任所在,不容推辞。并没人派文艺写家到前方去;他们要去,出于情愿。于是,他们的一切须自己筹划,准备,不像记者那里能得到许多便利。
问:据你看,你似乎很满意文艺家与抗战文艺的现状?
答:并不,抗战文艺还太贫乏,太薄弱。不过文艺者也有许多他们自己所不能克服的困难。略说几项吧:(一)到前方去须有组织,还须得到军政机关的允许,不是站起来就走的事。(二)往后方来,多数是不由自主。他们不能马上放弃作惯了的工作,正如银行的职员不能马上都去当兵而脱离银行。(三)写作上有困难:好话说多了,近于作伪;坏话说多了,又有破坏抗战的嫌疑,而不疼不痒的折中话又没人愿意看。(四)印刷,发行,都有困难;因为这些困难,他们也就没法多写多印。他们没法解决这些问题,只希望政府多帮忙,商人多想办法,以便能大量的印刷,广为宣传。
还有许多困难,不必再说。我希望他们能在千难万苦中设法打出路子来,能多写出些有用的东西,有裨于抗战。也希望社会上知道他们的困苦,而设法多帮忙他们。
原载1939年3月16日《宇宙风》(乙刊)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