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客问（文艺作家与抗战）

问：文艺作家有在前方的没有？

答：有不少。在河南，有姚雪垠，臧克家，田涛，碧野，黑丁，王莹等二三十人。在江西有邱东平，何家槐，王亚平，柳倩等十几位。在太行山里的有贾午等。陕西有郑伯奇，丁玲，田间等许多人。山东大概也有人，可是得不到消息，只听说山东各处的游击队首领多是文人。

问：他们都作什么呢？是不是都当兵？

答：他们除了在游击队里的，大多数是在战地服务。他们用不着扛枪打仗，因为他们优于服务，而拙于作战；教军人服务，而教文人冲锋，是谓不善取材。

问：他们也还写作吗？

答：生活苦，工夫短，自然不能多写，可是像姚雪垠，王亚平，臧克家，何家槐等位还时常发表很好的诗歌与小说。

问：我怎没有看到？

答：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刊物的发行十分不易，所以往往在华南印好的东西，在华西就看不到。还要补充一点，那些没有文章发表的也并没闲着，他们在别项事务外，都给军队编剧作歌写故事。这些作品虽然不见得好，可是极有用处。能有益抗战的便伟大，据我看。

问：别的作家为什么退到后方，不都到前线上去呢？

答：职业的写家在中国还很少，十之八九都是作事而兼写文章的。既然作事，就身不由己，机关里教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得去。比如说：陈纪滢在汉口《大公报》服务，《大公报》不动，他就不动。茅盾是为一家书店编刊物，书店托他到广州去，所以他就去了。在汉口，现在还有冯乃超，胡风，盛成，安娥，宋云彬，子岗，孔罗荪等位，都因为职务所在，不能离开；在公余之暇，他们还写文章，并且办理文艺协会的事。叶圣陶与王平陵来到重庆，一位是教书，一位是办《文艺月刊》，都是奉命而来，不能弃职潜逃。穆木天到昆明，丰子恺到桂林，也都如是。政府机关及私人团体移动，办事人员也随着移动，文人既不能专靠卖稿子吃饭，所以就另有职业，当供职机关迁移的时候，当然也随着走，并不奇怪。

问：那没有职业的，像你老兄，为什么也退下来，而不往前线去呢？

答：这也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身体弱，到了前线，只给军队添麻烦，倒不如在后方写些东西。文人们的身体大概都不甚强，除了自己先天后天的条件外，还有食不饱力不足的社会的经济条件在。把罪过都推到别人身上是不对的，可是社会上对文人的轻视也是事实。不论怎说吧，身体弱而勉强上前线，既不能扛枪，又不能拿笔，是谓鸡飞蛋打，两头落空。第二，文艺协会派我来重庆办理会务。我不愿来，因为到重庆后，个人的衣食住都发生问题。可是我不能违抗会中的命令，虽然会中连路费都不给我。个人的困苦事小，会务事大。为全国性的协会卖点力气，吃点苦，实在是应当的。把会务办好，文艺界同人真能一心一德的团结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不是吗？你不能教全国人民都去打仗，也不能教全国文人都去打仗；就是军人也还有在后方办事的，对不对？

问：你来到后方，怎能看到大时代的动向，怎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呢？姑且先假定你有写伟大作品的才力。

答：我只晓得有利于抗战便是伟大。这七八个月了，我始终是在写通俗的读物。有些个伤兵难民亲口告诉我，他们曾经读了我的作品。我不后悔只写了鼓词，而没写出《战争与和平》，假若鼓词有军民来读，而《战争与和平》只能摆在沙发上的话。

问：那么你就不管什么大时代不大时代？不管什么伟大作品不伟大作品？

答：我只知道应在大时代里尽我小小的力量。假若我够当兵的资格，我便去当兵。体弱，不能去当兵，我便给武装的同胞们写些读物；他们需要精神食粮。大时代不仅是一两本伟大文艺作品所能支持得住的，也不是几十万精兵所能支持得住的，而是全民族都不说空话，都老老实实的作事；每个人把能作与该作的都作得好，才能成为大时代。

再说，对大时代的认识不是只到前线便能得到，而是须由四面八方的看。没有一个人能都看到，都明白，只能各据一角，相互补充，才能略有轮廓。空抱野心，日夜为大作品发愁，而实际工作毫不尽力，则永久空虚，毫无所得，且误了在抗战该作的事了。你努力打铁，我拼命写通俗读物，咱俩都藐小而伟大；你怨我不写伟大作品，我自恨无才，相对而泣，终无好处了。

问：那么以后你还继续写通俗的东西？

答：是的。还有几位朋友也这样。文协总会迁来重庆，极愿帮助政府机关作这个工作。我们写，政府给印，给送到前方与后方去，是正合出钱出力的道理。在前方服务的朋友们写前方的事实，我们在后方的多写些宣传文字，各尽其力而已。

问：伟大的作品就没人管了？

答：伟大的作品是大时代的纪录，以后自有人会写。我们只问抗战的胜负，不管个人的成败。在前方的朋友们，时时遭遇到极大的苦处与危险，能天天作点笔记已算不错；你既愿他在前方跑，而又责他不写大作品，既不给他时间，又不许他坐下，不是待人太苛了一些么？在后方的，各有专职，既愿他写些有用的文字，又怨他不写大作品，既愿他忠于职守，又怨他不敢到前线去；一个人到底能作多少事呢？文人并不会七十二变，也没有千手千眼。假若有几位文人，发誓要写伟大作品，那他们就只能东跑西奔，先去搜集材料，恐怕你又以为他们吊儿啷当，只管乱跑，不作正事了。真难。还有一样，假若他们立志创作大作品，他们就得躲着炮火走；被打死还能写作么？那么你或者就又责备他们有心而无勇了。你只能教他们干一样事，不能两头顾着。不错，欧战后产生了不少的好作品，可是你也须记得，有多少诗人与小说家都还没写出好作品就死在了沙场。这是极大的损失。我们应当钦佩死在战场上的文人，可是既要他死，就别再向他要好文章。两样都要，谁也来不及。

问：你把话听错了。我的意思是文人当赴前方，战死呢，该当的；幸而不死，他便认识了神圣抗战的真相，而发为文章。拿现在的情况来说，新闻记者倒在前线不少，随时报告所见所闻，为什么文艺家不可以去呢？

答：谁都可以到前线去，只要他有好身体，有胆量。已经说过了，各线上都有文艺作家服务，而且有些作家是执枪苦战的。假若这群人幸而不死，以后自会写出抗战的纪录来。这不可过急：上马杀敌，下马为文，只是理想，一般人是作不到的。有一位写家，在前些日子，由太行山退下来，直跑了三天三夜，连碗热水也喝不到。什么东西都丢掉了，他只剩了身上的裤褂，被汗沤得奇臭。他的经验很可宝贵，可是没工夫写出来；换了身衣服，拿上几块钱，他又上前线了。你说，是让他上前线好呢？还是住在后方，把他的经验写出来好呢？我不敢下判断。

至于新闻记者上前线，那是他们的职务，报馆派他们去，他们当然须走。我们佩服他们的胆量与勤苦，可是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责任所在，不容推辞。并没人派文艺写家到前方去；他们要去，出于情愿。于是，他们的一切须自己筹划，准备，不像记者那里能得到许多便利。

问：据你看，你似乎很满意文艺家与抗战文艺的现状？

答：并不，抗战文艺还太贫乏，太薄弱。不过文艺者也有许多他们自己所不能克服的困难。略说几项吧：（一）到前方去须有组织，还须得到军政机关的允许，不是站起来就走的事。（二）往后方来，多数是不由自主。他们不能马上放弃作惯了的工作，正如银行的职员不能马上都去当兵而脱离银行。（三）写作上有困难：好话说多了，近于作伪；坏话说多了，又有破坏抗战的嫌疑，而不疼不痒的折中话又没人愿意看。（四）印刷，发行，都有困难；因为这些困难，他们也就没法多写多印。他们没法解决这些问题，只希望政府多帮忙，商人多想办法，以便能大量的印刷，广为宣传。

还有许多困难，不必再说。我希望他们能在千难万苦中设法打出路子来，能多写出些有用的东西，有裨于抗战。也希望社会上知道他们的困苦，而设法多帮忙他们。

原载1939年3月16日《宇宙风》（乙刊）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