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教育

在我还没有想起研究文学的时候，我是对教育有相当热心的，因这点关系，所以我老觉得文艺里应含有教育的效果与价值。我的写作技巧，讽刺较优于深刻的正面陈诉，其原因也是在此——在讥讽中寓规劝之意。

这种文艺与教育的关联，常常逼迫着我去想想教育问题。自然我不会细细的去思索教育中的某项切实的问题，如教材之分配，或课外作业等等，因为我已离开此种实际作法甚远，且不想去教师范班学生也。反之，我想到的只是很渺茫而又极重大的一些东西，似应呼之为教育与人生。写小说时，我要描写人生，而人生的好坏行为，及对环境的调谐或磨擦，似乎都有教育在其中为之斡旋或作祟。这样，教育之能引领人走到正路或歧路上去，遂全不一定。在一个作家心里，人生须得着些活动的机会，才能丑态毕露，或正气凛然；所以作家老把一些重大的，有意义的事情，交给人们去作，以便试试人生的战斗力量，或拼命前进，或退缩不前，或甘于自弃……从这个方法去看教育，也就时常觉得教育并未曾能够给人们预备下一种抵抗与奋斗的力量，因社会国家每一有重大的变动，许多人便成为废物，一声不响的睡在地下。

在全面抗战发动后，我们立刻看到这种现象，大家的没办法与青年学生的苦闷和无所归依，都显示出战前教育似不曾想过民族的将来的危机与患难，所以祸患一到，教育所给予人们的不是战斗力量，而反是一些累赘与障碍。

这并不能完全归罪于校长与教师，因为他们必须遵从上方的命令，不能随意的办学。上方交下的大计与方针，自然是有条有理，但正因为如此，才死板板的成为一套规章与细则，把办教育的手捆将起来。大家都晓得了，去教什么，与一共须教几本书，其余的事既不见于规章，也就无须去关心。于是，学生成了专会读书的人，离怎样去应付一切还很远很远。他们不但不晓得对生活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简单的活动方法也不很清楚。遇到今日的局面，他们自然茫然无所归了。

为今之计，教育长官须把校长与教师的手放开，督促他们去作，予以作的自由。拟制一套抗战教程与国耻教材还不过是形式而已，不会救了活人。在校长与教师方面呢，应以抗战作为教育——游击战式的教育。这就是说，每一地方必视本地之所需，决定教育上有利于抗战的实际方法的，目的都在抗战，方法尽可不同，靠山的要利用山，近水的须利用水，为游击战的妙用；教育亦应如此。把教育作成了保卫乡土的中心，方能免去坐以待毙的危险。仍按照平时那样规规矩矩的上课，则与抗战无关；各地都用一套抗战教材，亦只是官样文章，不切实用。除了活动的，有创造性的教育，我们是不会替民族完成复兴使命的。

原载1938年2月5日《战时教育》第二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