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

怎样保障写家生活这个问题，在今天，还大不易谈。因为社会上对这问题还没有多少的准备；一旦提将出来，就难免不发生误会。所以，我用了“维持”两个字，先解释一下。

所谓保障，必有法令的根据。假若我们已有了一部相当详密的出版法，能使写家们按照法规去索取应得的酬报，那么写家们就用不着向社会上饶舌，因为法律已给了他们保障。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么相当详密的一部出版法。所以写家们便没法向书商们据理交涉，只好人家说怎样就怎样了。请求政府修正出版法自是正当而切要之举。但法章的重修另定是需要时间的；快饿死的人是等不了先改良稻种再吃饭的！

快饿死？至于那么严重？啊，的确是那么严重；不然，我们就还不愿说话。以我个人说，自七七事变以后，十分之九的版税是停止发给了，稿费由八元落至五元，甚至二元，一千字。生活程度呢？先不说别的，只说我天天必用的毛笔已由一角五涨到五角一支。二元千字的报酬，除去纸笔的成本而外，不够吃一顿饭的；更不用提还有少于二元千字的时候。因此，我们所谓保障写家生活，决不含有其他的意思，而是直截了当的要求吃饱，吃饱才能写作！

你们不会改行吗？是的，我们可以改行，而且已经有改行的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手画方、一手画圆的本领，不能一面去抬轿子，一面还写文章。同时，抗战宣传，责在吾党，在精神食粮普遍饥荒的今日，我们实在不甘心丢下笔，去抬轿子！我们这里的所谓写家生活，就是使写家能生活得下去，还能继续供给社会以文艺作品，不是只担个写家的虚名，而事实上以卖瓜子为业。写作能成为职业，才能有职业的写家；职业的写家增多，精神食粮才可丰收。可怜，整个的文艺界已没有多少可称为职业写家的了；饥饿是不会支持文艺热心的！写家们，说来好像是废话，也有父母妻子，也有时候生灾闹病，并不是金身的罗汉，既无家庭之累，又无生病之虑。为了家庭，为了生命，他们不能不含着泪去另寻生活；写家无罪，罪在制造精神食粮的得不到物质食粮。

还有，较长的作品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的。今天，大家都在喊，缺乏剧本啊，没有长篇小说啊！可是作家的酬报既低，低得不能吃饱，他怎能去用半年或八个月的工夫去写一部作品呢？他能活八个月才能关上门写八个月的文章。否则他只好把文艺凌迟，今日卖二千字，明天卖八百字，从手到口的对付着活下去。若说，干脆以文艺为副业，而另打吃饭的主意，那就等于说种地的可以不拿锄而收获。文艺并不是打打台球洗洗澡那类的事儿。

以上的一点解释，第一是说明了作家们应享的利益，并没有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因生活的困迫，不能不向社会上申诉。第二是作家中已有因穷困而另谋生路的，作了别的就没法再尽力撰著；假若大家还不想办法，势必至作家越来越少，精神食粮的供给也就越来越困难。第三是社会上切莫以为一天挣八角钱就足够作家喝粥的，有了粥喝就应当埋头苦干；要知道作家也有父母妻子，也有时候和旁人一样的闹病。最后，而是最要紧的，是作家今日的要求，还不是保障，而是维持；只要能维持生活，大家就必能体谅时艰，尽力于抗战宣传工作。作家们不是不会去干别的，不是不知道干别的能使生活更舒适一点，所以不愿意抛弃了这劳力大而酬报少的工作者，纯出于他们晓得文字的力量在抗战中有多么大，而不肯轻易的离开岗位。假若作家很容易补充，今日走了一批，明天就能补上一军，那么他们也就可以放心改业，让别人来换班；但是，事实上，一年半载中未必有一位新作家出现，旧的走开，新的未到，文艺便得脱节！

我再说一遍：今日作家所要求的是怎样维持生活。正如同物价高涨，车夫轿夫工人仆役便也增高工资一样，顺着这个意思，我想出几条办法：

（一）提高稿费：在战前，我自己能卖到十元或八元一千字；自从流亡出来，最高的——也是偶尔的——得到五元千字，最低的是八角；平均来说，是二元至三元千字。一天，我最多能写散文两千字，若是写诗歌便只能得二三百字。假定我能每天必写——事实上决办不到——就按每千字三元说，一个月的收入不过一百元。我须住房、吃饭、喝茶、买纸笔，还得给家中寄生活费！我有八十四岁的老母与不到三岁的弱女！我没法活下去！且不管我有什么成就，我十几年的心血是花在文艺上却一点也不假。也许是靠着面子吧，我还能拿到三、二元千字；我的朋友中就真有干一个月而拿不到三十元的！写诗的朋友们就更苦，诗是不容易作的，即使是十行八行，也许想两天而难满意；费两天的工夫，按现在的市价，他只能得两三毛钱！一首歌，能从塞北唱到珠江，在每个抗战军人的口上，而写那首歌的人哪，只得了两毛钱！再来一首歌吧；啊，万难了，那写歌的人已饿死了！

公公道道的，我们要求至低的散文稿费须是五元千字，韵文是两毛钱一行。公公道道的，就是说作家们并不要求起居舒适，只求能维持生活。我们有良心，我们也希望别人公平。现在，有的地方只算字，而把标点除外，难道标点就不用心思吗？有的地方只算本文，不算标题，不算引言；标题难道是不必要的？难道是可以随便安上去的？即使是随便安上去的，就忍心的非把那几个字除去不算价吗？这类的事实还很多，我不愿再多举，我只求大家公道一些——显然的，不算标点与标题这类事是太不公道！

（二）恢复版税与确定版税。有些书局虽还卖书而停止了版税。有些书局在抗战后，把版税成数减低。我们要求恢复版税，并确定版税的成数。在战前，一般的是初版给百分之十五，二版以后给百分之二十；起码，这个成例不能破坏。现在，书价增高，而版税仍按原价发给；可是书价减落的时候，版税又照着减低的算帐，不公平还有个限度没有呢？

（三）一二两项，据我想，决非所望过奢。可是作家自己没有向别人交涉，因为没有法令可根据。出版法的修正是必要的，但为了救急，应由政府与出版家和写家们妥商办法，一致遵守——有了这临时的办法，或者到修正出版法的时候也就容易找到事实的根据了。

（四）文艺贷金：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已在前方或后方搜集了抗战与建设的材料，想把它们写出来。可是，正如前面提过的，他们需要较长的时间，而自己的肚子与一家大小不能长期绝食。假若政府能有一笔贷金，按照写家——诗人、小说家由文艺协会，戏剧家由戏剧协会，证明——的所需，贷以款项，然后再由版税及稿费中偿还。有了这个办法，写家们才可以有计划的，安心的创作，否则始终是给报屁股赶活，把文艺全零卖贱售出去。

（五）救济金：文艺协会应设法筹得一笔钱，专作为救济写家之用。有的写家生病，一家断炊；有的写家死亡，全家也得跟着饿死；有的写家自前线或沦陷区域逃来，无衣无食；有的写家惨遭不幸，家破人亡；这些，都应当救济，而文协无钱，爱莫能助。文协应马上设法，务期得到这些款子，由理事会保管支配。

写家的生活能维持，抗战文艺便有了着落。抗战文艺怎样的增高了抗战力量，谁都知道，用不着再说。我自己是个职业的文艺工作者，我知道我作了什么，也知道我所受的痛苦。同时，我知道假若我的待遇与酬报还没有改善的办法，我只好去另找活路。不用希望我改了行，还能以文艺为副业；我不能给人修脚，又带剃头！我所提的办法也许有欠详密妥当，我不过是希望具体一点的提出，好使讨论与实施的距离更接近一些。

原载1940年2月11日重庆《大公报》副刊“星期论文”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