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点写剧本的经验
《面子问题》是我学写剧本的第四部作品——假若有人以为“作品”不妥当,就改为“东西”也好。
第一部作品——或者“东西”——是《残雾》。这是一本乱账,有人说它不错,有人说它要不得,有人说它罪该万死。闹得我自己也不晓得它是好还是坏。不过,放下别人的意见,而单凭着我自己的良心来说呢,我以为它不好。因为,这是我初次写剧本,而且写完并没来得及修改,我就离开了陪都有半年之久。假若剧本可以随便一写就成功的话,我们似乎就用不着尊敬易卜生和萧伯纳了,不是吗?在写《残雾》的时节,我根本分不清小说与戏剧的界限。直到又回到陪都,听了友人们对《残雾》的批评,和写剧的方法,我才稍微明白一点小说与戏剧的不同。他们告诉了我许多许多话,现在我不能一一的重述出,因为我的记性是向来不甚强的。我可是把那些话细细琢磨过一番而后提出两句话来,作为我的一点心得。这两句话是“立体的去思想”和“拼盘的去铺陈”。前一句是讲笔落在纸上,而心想着舞台。后一句是说人与事虽像熏鱼酱肚以不同的方法庖制出,可是端上来要色香俱美,有花有样。
有了上述的一点了解,又加上与宋之的先生的合作,《国家至上》——第二部习作——就多少有点样子了。这一回,我教人与事一齐发展,于是事虽不惊奇,而有那些人带着事情走,也就不感到事体的薄弱了。
《国家至上》的一点成功,使我非常高兴。可是,高兴每每带来失败。《张自忠》失败了!我没能把它写成一本戏。这里虽然在内容的处理上不无可以请求原谅的地方,但究竟是自己的本事不够;而且也似乎太爱听别人的话,以至于人家所不喜的,我即不写,而把戏剧的成分放弃了许多。写戏就是写戏,不许听别人乱说在剧本以外的事——可是,悔之晚矣!
《面子问题》是偶然想起来的一个题目,并没有一点事实使我能马上具体的写出它。有一天,在北碚遇到顾一樵和应云卫两先生。他们向我要剧本。顾先生要剧本是为出书,云卫先生则为上演。我提出“面子问题”,他们都赞成。云卫先生特意声明,他愿要一本喜剧,并限我三个月内交卷。
什么是喜剧?我说不清。在我看,《残雾》是个“四不像”。它有许多可笑的事件,可也有很可悲的地方。它是悲喜剧吗?不是。它只是悲喜交加的一本乱账。《国家至上》与《张自忠》都是写英雄的死亡,按说应算作悲剧。但是这里所写的不是英雄的末路,而是英雄的杀身成仁;若以有无快乐的结局为悲喜剧之分,则英雄的成仁正是最快乐的结局;这两本戏似乎又不能算作悲剧。我闹不清。
不管怎样吧,反正喜剧总应当可笑。我就按着这个主义去找材料。找不到真实的材料,我只好乱编。我感到两个最不易克服的困难:笑是最轻脆的东西,须一击就破。说了笑话之后,看大家不笑,再解释一番,是最笨拙难堪的事。机智,幽默,讽刺,等等都是马上要得到效果的。因此,我不能用千斤闸把人压住,勒令他发笑!我的阵势不能太坚厚了。可是,不求坚厚就容易弄得毫无分量;即使能引人发笑,也笑得没什么意义。我不知怎么办才好。笑的阶级很多:下自突被瓜皮滑倒,上至梁惠王问利,而孟夫子答以仁义的开玩笑,都足以使人破颜。据说喜剧的笑须高级,闹剧的笑须低级。可是,这高与低究竟从哪里分界?剧本里假若允许夸张,抿着嘴笑与捧腹大笑便很容易联成一气。我又没有办法。
写完了,请了几位朋友听我朗读,以便指出毛病,好再改正。他们都以为它不是纯粹的喜剧。我删去了许多闹剧的成分,可是不能一律肃清,因为找不到别的东西去替补。
在没上演以前,我一点也不敢断定它的好坏。我只觉得对话还相当的有意思。等着上演时看吧。
原载1942年2月15日重庆《大公报·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