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点写剧本的经验
《面子问题》是我学写剧本的第四部作品——假若有人以为“作品”不妥当，就改为“东西”也好。
第一部作品——或者“东西”——是《残雾》。这是一本乱账，有人说它不错，有人说它要不得，有人说它罪该万死。闹得我自己也不晓得它是好还是坏。不过，放下别人的意见，而单凭着我自己的良心来说呢，我以为它不好。因为，这是我初次写剧本，而且写完并没来得及修改，我就离开了陪都有半年之久。假若剧本可以随便一写就成功的话，我们似乎就用不着尊敬易卜生和萧伯纳了，不是吗？在写《残雾》的时节，我根本分不清小说与戏剧的界限。直到又回到陪都，听了友人们对《残雾》的批评，和写剧的方法，我才稍微明白一点小说与戏剧的不同。他们告诉了我许多许多话，现在我不能一一的重述出，因为我的记性是向来不甚强的。我可是把那些话细细琢磨过一番而后提出两句话来，作为我的一点心得。这两句话是“立体的去思想”和“拼盘的去铺陈”。前一句是讲笔落在纸上，而心想着舞台。后一句是说人与事虽像熏鱼酱肚以不同的方法庖制出，可是端上来要色香俱美，有花有样。
有了上述的一点了解，又加上与宋之的先生的合作，《国家至上》——第二部习作——就多少有点样子了。这一回，我教人与事一齐发展，于是事虽不惊奇，而有那些人带着事情走，也就不感到事体的薄弱了。
《国家至上》的一点成功，使我非常高兴。可是，高兴每每带来失败。《张自忠》失败了！我没能把它写成一本戏。这里虽然在内容的处理上不无可以请求原谅的地方，但究竟是自己的本事不够；而且也似乎太爱听别人的话，以至于人家所不喜的，我即不写，而把戏剧的成分放弃了许多。写戏就是写戏，不许听别人乱说在剧本以外的事——可是，悔之晚矣！
《面子问题》是偶然想起来的一个题目，并没有一点事实使我能马上具体的写出它。有一天，在北碚遇到顾一樵和应云卫两先生。他们向我要剧本。顾先生要剧本是为出书，云卫先生则为上演。我提出“面子问题”，他们都赞成。云卫先生特意声明，他愿要一本喜剧，并限我三个月内交卷。
什么是喜剧？我说不清。在我看，《残雾》是个“四不像”。它有许多可笑的事件，可也有很可悲的地方。它是悲喜剧吗？不是。它只是悲喜交加的一本乱账。《国家至上》与《张自忠》都是写英雄的死亡，按说应算作悲剧。但是这里所写的不是英雄的末路，而是英雄的杀身成仁；若以有无快乐的结局为悲喜剧之分，则英雄的成仁正是最快乐的结局；这两本戏似乎又不能算作悲剧。我闹不清。
不管怎样吧，反正喜剧总应当可笑。我就按着这个主义去找材料。找不到真实的材料，我只好乱编。我感到两个最不易克服的困难：笑是最轻脆的东西，须一击就破。说了笑话之后，看大家不笑，再解释一番，是最笨拙难堪的事。机智，幽默，讽刺，等等都是马上要得到效果的。因此，我不能用千斤闸把人压住，勒令他发笑！我的阵势不能太坚厚了。可是，不求坚厚就容易弄得毫无分量；即使能引人发笑，也笑得没什么意义。我不知怎么办才好。笑的阶级很多：下自突被瓜皮滑倒，上至梁惠王问利，而孟夫子答以仁义的开玩笑，都足以使人破颜。据说喜剧的笑须高级，闹剧的笑须低级。可是，这高与低究竟从哪里分界？剧本里假若允许夸张，抿着嘴笑与捧腹大笑便很容易联成一气。我又没有办法。
写完了，请了几位朋友听我朗读，以便指出毛病，好再改正。他们都以为它不是纯粹的喜剧。我删去了许多闹剧的成分，可是不能一律肃清，因为找不到别的东西去替补。
在没上演以前，我一点也不敢断定它的好坏。我只觉得对话还相当的有意思。等着上演时看吧。
原载1942年2月15日重庆《大公报·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