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全家福》

我们可敬爱的人民警察千真万确是人民的。他们与人民的亲切关系是我在解放前无法想象得到的。自从发表了《西望长安》，我就总想再写点什么表扬他们，感谢他们。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得到了机会。人民警察一向热诚地帮助人民寻亲觅友，使亲友欢聚，并不始自大跃进。不过，在大跃进中，这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数量上与质量上作得更多更好了，使我得到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料。我就写了《全家福》这个剧本。

剧中情节是我由许多资料中选择出来，重新安排过的，以便集中。简述如下：十五年前王仁利为饥寒所迫，离京谋生。他托那时候的一个铁路警察往家中捎钱，警察吞吃了钱，并告诉王家：王仁利已死在异乡。于是，一家人好像被一阵怪风忽然吹散，饱尝苦难。解放后，他们虽都得救，可是彼此思念，每每落泪。一九五八年，经人民警察耐心地调查、分析，终于找到了线索，使全家得以团圆。

我写的是新事，而涉及人民由旧社会带来的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虽然没有阻碍他们在新社会里争取进步，可也有时候叫他们在暗中落泪。我们的人民警察不仅尽职地工作，而且解除了人民心中积存已久的隐痛。旧社会叫人民妻离子散，朝不保夕，新社会使人民不再含悲忍泪。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人与人的关系的确起了令人赞叹不已的变化！这个剧本就是要写一写这种变化。尽管我的知识有限，我的热情却使我欲罢不能。是嘛，这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发展，使我绝对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是更幸福的。至于杜勒斯之流说什么我们不要家庭了等等怪话，我倒不屑于用这个剧本作为答辩。无聊的怪话怎样遮掩住社会主义的阳光呢。

原载1959年8月9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