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

中国现代小说[1]

在讨论中国的“现代”小说——也就是用普通百姓在街上所用的通俗语言写成的小说之前，我们首先应当知道，中国始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文言与白话。除了少数例外，过去所有文学作品都是用文言写的，在普通老百姓看来，简直和外国语一样难懂。普通老百姓既然难以掌握这种语言，那就只有文人学士才能阅读中国那些伟大的作品了。不过从唐代（公元618—907年），宋代（公元960—1126年）起，就有了用白话写的小说。这种白话小说的起源也许还能追溯到更久远。因此，“现代”小说的起源并非近期的事。

三国故事

早在七世纪，就流传着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它们取材于史书或形成文字的小说，由“说话人”广为传播，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异于原著。比如，在宋朝，常有“说话人”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或乡村打开场子说书，听众围着他，聚精会神地静听他们讲说古代人物的事迹和风流韵事。这些人物或是实有其人，或纯属传说。“说话人”特别津津乐道的是《三国志》里的故事。《三国志》讲的是公元三世纪时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时期的故事。《三国志》是用文言写的，然而根据《三国志》写出来的《三国志演义》，都是用的白话。“说话人”用这种通俗易懂的白话来讲述五十余年乱世英雄三分天下的故事。中国现在到处都还有这些说书人，听众很不少。

说书艺人所说的三国故事虽说是取材于《三国志》，可是每个说书人在讲述的时候都要凭自己的想象加进一些虚构的情节。几百年下来，故事就添枝生叶了。这些故事家喻户晓。《三国志演义》最初见于元末（公元1206—1368年），据说是罗贯中写的，但直到十七世纪对此书还有所增补。

《水浒》

同样，《水浒传》（英译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节和人物也是家喻户晓的。《水浒传》和《三国志》一样，故事都发生在王室衰落的时候（水浒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公元960—1126年），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徇私舞弊，政治腐败。清正廉明的官吏纷纷去职，阿谀奉承之辈却飞黄腾达，身居高位。《水浒传》无疑是以史实为背景的，故事发生在十三世纪山东省的一个山区。书中描述了一百零八位人物，其中三十六人是主要角色，七十二人是次要角色。这一百单八人之中，有一些原系高级官吏，然而自从上了梁山，在官府眼里就都成了“强贼”。他们都是因为躲避敌人的迫害或不能容忍社会的邪恶而逃上山寨的。他们的队伍类似罗宾汉的那群侠盗，纪律非常严明，主要在中原一带活动，英勇出击，狠狠打击了那些欺压穷苦百姓的人。他们还多次抗击了那些时常前来清剿他们的官兵。由于他们反对的是腐败的贪官污吏，所以这些被官家称做强贼的人却被普通老百姓看成英雄，他们的英勇事迹广为传诵，有关他们的故事世代留传。《水浒传》中的英雄无疑是既英勇又善良的，许多人物实有其人。他们对受压迫的人民深表同情，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巧取豪夺切齿痛恨。他们从不否认自己是叛逆者，亡命之徒，甚至不否认自己是强人，然而说句公道话，他们是杀富济贫的。直到今天，山东梁山泊地区还是有名的强盗窝。

当然，尽管老百姓把《水浒传》里的“强贼”当成英雄，可是当时乃至历来的政府对他们却很不以为然，总是不愿意人民表彰他们。这本书从一问世起，直到清朝末年，都被当局明令列为禁书。直到1799年，犯禁偷读或出售这本书的人，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这两部著名的备受欢迎的小说，还不能真正说成是哪个人的作品，因为这两部书都是在多年的流传中形成的传说故事汇总成书的，这很像荷马的作品，是搜集起来最后才形成一部连续的叙事诗。

明清小说

明朝（公元1368—1644年）、清朝（公元1644—1911年）都有白话小说。明朝最出名的是《金瓶梅》，曾由英国人克利门·艾支顿译成英文，译名为《金莲》。这部小说在本文作者看来，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书中刻画了三个主要人物，书名就以她们的名字里取一字组成。这三个妇女都是一个富豪的妾，故事讲的是她们的家庭生活。人们认为书中的情节和用语过于淫秽，因此，青年男女是不许读这本书的。这本书的删节本在中国尚可买到，但得来很不容易。香港、上海等大城市的书肆里或有出售。明版及后来的清版《金瓶梅》均有精美绣像，然而极为罕见。价格也奇昂。故事用山东方言写成，是部极为严肃的作品，文笔优美。古怪的是，在英译本里，所谓淫秽的段落都译成拉丁文，大概是尽可能不让一般读者读懂。

清朝（公元1644—1911年）最著名而又流传最广的小说是《红楼梦》，用地道北京话写成；其中故事情节，和上面提及的小说一样，也是家喻户晓的。无疑这是中国用方言写的小说中最有名，流传最广的了。这部小说写的是爱情悲剧，女主角因肺病而死，未能与所爱的人结婚。《红楼梦》的主人翁是北京一贵族家庭里两个年轻的表兄妹。书的主题是爱情悲剧，其间穿插了一些小故事，有的也是爱情故事。小说很长——仿佛是一本中国的《飘》——对这个大家族的各个方面，包括花园、亭台楼阁和荣、宁二府里的许多人物，都有详尽的描述。这本书里的许多情节，都编成了戏曲，搬上了舞台。起初大家都不知道作者是谁，现在了解作者叫曹雪芹。当初隐去真名，大约是因为这类用方言写的书，在语言和形式上都没有遵循严格的传统写法，在当时是不堪登大雅之堂的。可叹今日又一反既往，认为凡是用白话写的小说，不论其水平如何，统统都是文学作品。在五六十年前，年轻人是不许读通俗小说的，认为不成体统。如今，不论好坏，不论成不成体统，人人都读用群众语言写的小说，既然大家认为这很时髦，那也就很成体统了。

早在1911年清朝覆灭民国开创之前，对于用文言写小说，正如同对其他许多因循守旧的事物一样，已经开始批评，重新予以估量了。千百年来，在中国处于支配地位的老一套，普遍受到质疑。一系列事件促进了这些变化。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许多人被派到国外去留学，带回各种关于个人自由、妇女权利等等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的危险思想。继而全国各地建立起新式学堂，学堂里的学生往往受到个人自由、民主等西方思想影响，人们对孔学旧观念提出批判，认为在某些方面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变化了的条件。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受到个人自由思想的鼓舞，加之痛感有普及教育的必要，遂自1917年起，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让白话取代文言作为通用的文学语言。而当时只有文言才是公认的文学语言。

西方的影响

约在三十年前，出现了效仿西方的小说，这一点并不奇怪。当时还在摸索新的恰当的文学形式，小说，无论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和死气沉沉老一套的古文迥异。首先，新文学决不会或明或暗地维护讲授三纲五常的孔学，也不会像旧小说那样来讲神怪故事，倒是很想摆脱孔教的束缚，去描写国家面临的那些迫切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旧文学对这类问题是从不涉猎的。古典小说常常讲到鬼、龙、狐变成人形，以及其他神奇古怪的故事——总之是些没有社会意义的小说。而中国现代小说差不多可以说是一起头就涉及了人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着重反映了在人们日益摆脱旧观念，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旧家庭与个人的冲突。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白话文。这一运动的发起人是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卓越人物。年轻一代的作家自始至终支持这一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学创作就都用白话文来写了。渐渐地，连科学和哲学著作也用白话写作或翻译了。今天所有的教科书都是白话文的。这真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五十年前，在白话文尚未普及的时候，所有想在文学方面崭露头角的作家都必须使用文言。然而清末的作家为了使语言生动有力，已经开始运用口语了。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第二次大战初，中国现代作家已开始在他们的小说里使用定语从句和修饰副词，也开始使用欧化文法。他们想用这种办法使思想的表达更加连贯，文字更加流畅。用西方标准来看，中国的文法是很简单的，主要目的只在于表达一种笼统的概念。在日常讲话里，句子往往比较短，不很连贯，没有什么定语从句与修饰副词，这样就显得比较简单，直截了当。运用修饰短语等，使得过去要两三句话才能说清楚的事情，现在用一句比较长的句子就可以表达了。大家觉得这是可取的，因为这在思想的表达上更流畅，更连贯。从世纪初到第二次大战这段时期，现代写作上的另一发展，是使用了一些能够更准确达意的字眼。例如“他”字，原来是泛指，究竟是指她、他或它，要根据上下文来定。如今运用不同的部首偏旁，就可以区分性别了。这些变化给现代作家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以后再探讨。

除了中国语言本身发生的这些变化而外，在中国的口语和文字方面，也不断引进了一些新的欧洲词汇和表现方法，这样就使中国的语言在描写方面更形象生动，用语也更贴切、准确，而这在过去都是不曾有过的。用旧式文言来表达各种内容不同、程度不同的意思，实在是太不够用了。因此，人们就觉得有必要作上述改变，这样也就相应地使句子结构起了旧文体所没有的变化。

欧洲作家的影响

欧式短语、定语从句和修饰副词等等的引进，大大有利于把外国作品译成中文。对我们这一代的学者和作家来说，欧洲作家的影响是很大的。无论在形式方面或在内容方面，都是如此。十九到二十世纪俄国作家的影响更是突出，尤其是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斯妥也夫斯基、高尔基、屠格涅夫等，其中托尔斯泰的影响恐怕是谁也比不上的。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中国的现代小说创作就受到西方叛逆文学的很大影响，特别是俄罗斯学派的影响。其结果是现代作家在处理作品题材的时候，采取了较为严肃的态度。比如，托尔斯泰等作家对普通人民的疾苦和受到的不平待遇有极为生动、热情的描述，中国作家可能并不一定同意他们的哲学观点和社会观点，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和他的极端热诚真挚鼓舞了许多新派中国作家去写作，使他们的创作也尽可能地真挚动人。为什么三十年来中国作家连一个侦探故事也没有写过，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感谢俄国的影响。

人们也许会想，既然翻译了那么多西方的现代小说，一定会有人翻译西方的侦探故事。可是，尽管对于一些精明的作家和出版商说来，这相当有利可图，然而除了《福尔摩斯侦探案》之外，并没有翻译这一类的小说。没有这一类的翻译。人们并不认为侦探故事是严肃的作品，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中国的作家没有沉湎于这一类作品。中国的读者根本不知道埃德加·华来士和多罗塞·萨耶斯其人，也不知道西方流行的艾奈·奎恩的神秘小说。但是，爱伦·坡的小说严格说来不能算侦探小说，他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倒很流行。

现代中国作家的态度

今日中国有见识的作家认为，他的作品并不是供消遣娱乐的东西，而是一种唤起群众的手段，鼓舞人们认真对待生活，对待当前世界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自己祖国、家乡，乃至家庭里出现的种种问题及自己与这些问题的关系。这在中国文学领域里又是个崭新的课题。

大致在新文化运动初到第二次大战开始的时期内，中国作家的作品是不很多的，然而还是出现了一些极为优秀的小说，这些小说广为流传，大受读者欢迎。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人物是鲁迅，他是浙江人，约于九年前去世。哥伦比亚的C·C·王教授曾将一本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译成英文，194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有一些鲁迅的短篇。这些短篇讲的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事情，中国现代作家对之评价很高；事实上，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类似高尔基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除了他的短篇之外，他的杂文也享有盛名。多年来他的杂文经常在报刊上出现，有力地抨击了社会上的陈规陋习、政治腐败、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并且提出了为使中国富强而应当进行的改革。西方读者对鲁迅知之甚少，因为他并不是写长篇小说的。然而他既是学者、哲学家，又是掌握了写作技巧的大师。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堪称典范的。

这一时期另一著名作家是沈雁冰，笔名茅盾。他的长、短篇小说都很著名，而且都有英译本。他最著名的作品叫《蚀》，于1927年出版，一举成名。《虹》创作于1929年，《子夜》1933年。他的小说意在使人民注意那些燃眉之急的社会问题。《蚀》是讲1926—1927年国民革命时代的事情，以及学生在这次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虹》讲的是这一时期一个青年妇女的遭遇；《子夜》讲的是上海大企业的故事。

郭沫若是当今有名的诗人兼作家，他以写剧本著名，也是世界闻名的考古学家。在我看来，鲁迅之后，他就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巨匠了。他原来是学医的，后来因为耳聋，被迫放弃医学，从事文学与翻译工作，译过歌德的作品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当然还有不少著名的拥有众多读者的现代作家，因篇幅有限，不能多介绍了。他们的作品差不多全是反映现代中国人民的生活的，主要是中、下层和最贫困的那部分人的生活，大部分对无产阶级极为同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作家学写西方式的心理小说，创作了一些很有趣的优秀小说。大战期间，这一类作品没有了，主要精力集中于创作活报剧、短篇小说和进行曲等等，其目的在于激起人民的爱国热忱，发动他们起来抗战。西方所谓的心理小说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所有现代小说或多或少都具有心理描写。总的说来，它们反映的是现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以及时代变迁，新观念的产生对于各种人、各个阶层造成的影响。前面讲过，古典小说只叙述故事情节，神怪之类占有很大成分。现代小说反映的却是国家生活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人民为了适应这一变化而产生的混乱和惶惑。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过去十五到二十年里，中国精神病大夫遇到的问题，是中国迄今为止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些问题在人的精神上产生了极其深刻的情绪上的反应，的确能致人于病。

小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以来，有了一种新倾向，一反世纪初以来运用欧化文法结构写文章的作法，而改用普通人民的口语来进行写作。战争期间，作家们离乡背井从全国各地聚汇到一处，大大密切了和普通老百姓的交往接触。作家交往的不仅限于同乡，还接触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大规模的迁徙，千百万人往内地逃难，造成人民空前的大聚汇，这在以往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作家们原来对普通人民群众不甚了解，以前对他们也没有感到过很大的兴趣，这一大聚汇却使他们对自己同胞的诚实、正直、勤劳、坚韧、善良的优秀品质有了认识——是他们承担了战争的主要压力，最后是在他们的支援下取得了战争胜利。抗战期间，作家接触了各种类型、各种身份的人：木匠、工人、洋车夫、农民、小贩——各行各业都有，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全国男男女女上上下下通用的一些粗话和口头语，也进了作家的作品。抗战期间，作家担负了鼓舞人民爱国热忱，使他们坚持抗战的责任，写了许多对人民和普通战士很有吸引力的作品。他们对民歌、进行曲和民间传说等等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创造出了新型的歌曲、戏剧和其它各种形式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用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在为人民谱歌作画的时候，作家尽量避免涉及有关民主的问题，尽量让人民懂得，由于日本人的入侵，中国正在发生意义重大的变化，必须坚决抗战，直到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国土。抗战初期是这类活动的鼎盛时期，到抗战末期就差多了。作家们组织的剧团抗战初期曾跑遍全国，后来由于政府不鼓励这一类活动，他们的活动就大大地受到了限制。

回到人民的语言

抗战初期，许多作家直接深入部队，到兵营、战壕里去访问士兵，可是政府对此颇为刁难，所以慢慢地作家们就又都回到大城市里去了。这样深入群众，对于搜集资料进行写作，是极好的办法。这样做，大大丰富了作家的语言，使他们有可能更加亲切地表达普通人民群众的内心活动、激情、抱负、希望和疑虑。然而不幸的是，迄今为止这些都还没有被公认为有价值的文学题材。就连懂国语的南方作家也觉得，如果只限于用国语写作，要表达他们想要说的话，是太生硬、太缺乏伸缩性了。必须学会使用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的生动语言，使用他们接触到的不同阶层人民的用语和经历，否则他们的作品就显得没有生气，枯燥无味，缺乏生命力。抗战以来，运用方言口语使文学从虚无缥缈的天上落到了人间。世纪初在文章中运用西式文法结构和定语从句的特点逐渐消失，今日的作家在小说和戏剧中越来越常用人民群众简洁明了的语言。换言之，他们想要运用一种“纯粹”中国式的语言，这种语言总的说来不受外国文法结构、外国语言或西方写作技巧的影响。他们觉得在抗战期间运用这种简单明了的群众语言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鼓舞他们的抗日斗志是非常有效的。他们也觉得，城乡人民群众无法理解那些定语从句和“欧化”手法；这对他们来说真和文言一样难懂，因此作家如果想要使群众获得深刻印象，就不能使用人民不懂的语言。于是又掀起了一个运动，意在扬弃一些复杂的文法结构，创造用普通群众语言书写的真正的文学。这一运动究竟将发展到怎样的规模，目前尚难以预料。可以肯定地说，战后中国将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里出现空前大量的作品，它们是严肃的，将要反映中国经过多年生死存亡的艰苦斗争岁月之后，人民群众重建家园时面临的斗争、冲突和深刻变化。

原载1946年7月纽约《学术建国丛刊》第七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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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由马小弥据英文翻译，胡允桓校阅，英文原文参见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