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残雾》的演出谈到剧本荒

我没写过剧本。《残雾》是我的首次试作。为何试作？其原因倒不是写不出小说而想跳行。事实如此：四月间，文协友人拟演剧募款，公推我执笔。我不会写，条件为我写完了大家给改正，亦集团创作之意。我就放开了胆子。连想故事带写，共费时两星期。因须快快草成，快快修正，快快演出也。五四午时完成，晚间大轰炸，抱稿入地室。出防空洞，演剧无可能；乃置稿于屉中；大家无聚谈机会，不能代为改正；自己明知写的乱七八糟，因根本不懂剧作法，要改正亦不知如何是好。六月，应有远行，把稿子交给王平陵先生代为保存，仍希望归来后再修正。平陵先生建议，先在《文艺月刊》发表，骗些稿费，亦不失穷写家本色，遂点头答应。

过西安，听到《残雾》在渝演出的消息，脊骨为之发凉！为什么？有上述事实说明。没写过剧本，没舞台经验，而且以十四天写出六万字，自己没改过，友人们也没给改过，其不像个东西定无可疑。

返渝，友人告诉我，《残雾》在台上相当的成功，我想到几个理由：

一、一向以写小说为业，忽然改行，引起社会上的好奇心，要看看这家伙怎耍新把戏。

二、马彦祥先生是导演老手，会把那生硬的一堆材料调动成可以看得下去的几幕；会设法把没动作的地方添上动作，足以摆到台上去。这是他对老友的苦心善意，定非剧本有什么可取之处。

三、演员全既都是名手，又肯卖力，即使看不起我的剧本，也还要尽责表演，以对得起观众。

四、剧情虽无可取，可是总算给抗战戏剧换了个花样，讽刺剧也许另有味道，谁管他好坏。

上叙几点，我想，或者是《残雾》能给个“还可以”的真因，与剧本无关；剧本根本要不的。谦虚吗？一定不是。当初一执笔的时候，就只答应了起草，而后交大家讨论修正。没有经过这层工夫，当然它还是块无琢磨过的生料？那么马彦祥先生代给调动删增正是理之当然；而且能对付着摆出台去也就得完全归功于他。

既非谦虚，定是诚恳；既言诚恳，又为什么拉下长脸蛋硬要把它演出？啊，假若我是在重庆，我想我会拦住大家，不必劳而无功，至少我也会与彦祥先生及戏剧界朋友多多讨教，把它细细改一番，再行上演。可是我没在渝，而友人们又无法通知我，与我商谈；于是，就显着我太大胆，其实并非我的错儿。在这里，我只能感谢戏剧界友人对我的帮忙；至于剧本的糟糕，我当负全责；并有艺术良心的责谴，我声明这样粗枝大叶的写作是下不为例的，虽然有种种可以解说的把它造成“既成事实”，这究竟是与理未合的。

现在，我不敢再看那个剧本。假若它还没被印出，还没上演过，我也许觉得它不无可取之处；谁能断定未生下的婴儿是丑还是俊儿。是的，我清清楚楚的知道，它是在十四天中赶出来的东西，绝难完整，像个样子。可是，人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好强的心理往往欺骗着自己，总以为自己的作品即使不完全好，也多少有点特出的地方。假若《残雾》是一篇小说，我想，我一定不会过度的轻视它。不幸，它是个剧本，而剧本必须拿到舞台上去表演，于是，我就是想把它改好，想为它辩护，也无从着手；我根本不懂戏剧。前两天，遇到彦祥先生和几位担任过《残雾》中的主要角色们，谈了一谈，我才确实的知道了毛病所在，才敢用自我检讨的态度来说几句话。

从故事上说，《残雾》只是一片残雾，流动聚散，而没有个有力的中心，从而也就没有明显的哲理与暗示。它是把一些现象——说丑态或更恰当些——拼凑到了一块。这些现象，或丑态，不管它们本身有多大分量，全是一视同仁，无所轻重。结果，这剧本乃成为事与事的偶然遇合，而不是由此至彼的自然的演进与展开；是街头上指挥交通车的巡警眼中的五光十色，而不是艺术的择取与炼制。暴露往往失之浮浅冗杂，《残雾》即中此病。

关于人物，我还是照着写小说的办法，只利用他们的口，道出他们的性格；想不出怎样从动作上表现出他们自己；所以，对话也许相当的漂亮，而不能使剧中人全立起来，像些真人似的。同时，漂亮的对话也许能道出一般的怨怒，使听者过瘾，但并不完全有用于剧情。

洗局长与徐芳密，在我心中，是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我原想，把洗局长写成阴险，贪污，骄狂，假冒伪善的人。他处处时时口中说仁义道德，而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一个人，大概不十分容易扮演。不过，假若我要是在剧本中完全把他描出，十足的像我所期望的人物，自然就减少了扮演人的困难；可是，我没能作到那一步，演员也就大感困难。至于徐芳密，我本想要她像个什么摩登的十三妹：矫健，美丽，有胆子，敢硬来，硬中又带着不少的诱惑力。她知道洗局长的厉害，所以她更要厉害，把他生擒过来；她不怕，所以他无法以死惧之。把他硬擒过来，再顺手儿教他甘心降服，降服后给一个美人。这不好写。大概我根本没有能写出来。

至于其他的角色，我不愿多说什么。我在社会上看见过那些人，就把他们安放在剧里。这些人是随处可以遇到的，但不一定会凑到一块来；及至凑到一块，用不着说，他们必会笑话百出；于是《残雾》也许很热闹，而热闹不就是戏剧。乌合之众的本身就可笑，《残雾》之成功在此，其自绝于艺术者亦在此。

彦祥先生告诉我：他把仲文改了点，使他更硬些，更便于说话些。我同意。他也告诉我，他把芳密捉去了；彦祥先生未免太厉害。刚才我说过，芳密须比局长更聪明，更大胆，更有办法。所以局长被捕，而她可以逃脱。假若我写得好的话，我是要以她这一跑，指示出一个公务人员若不忠于职守，就会自陷于阱；自己受罚还不算，且使真正的间谍逍遥法外，纲纪全弛，毫无办法。可惜，我没能把这一层写得明显；自己有话未说，自难希望别人都猜测得到；彦祥先生的改正并非是多事，而是由于剧本的欠明朗清楚。假若我当时能心到手到的写得详密，也许使她逃脱是比她被捕更多余味的。

说到这里，容我们再翻回头来补述《残雾》能上演，且得到相当的成功的另一原因——放在最后的可并不是最小的。

从本年七月到十二月初，我很荣幸的追随着北路慰劳团到西北各省转了五个多月。到处，慰劳团是受着各军队的热烈欢迎招待。招待的程序中，差不多总有演剧这一项。有的剧团表演话剧，有的表演旧形式新内容的二黄或秦腔，有的新旧杂体。军队中已普遍的认识了戏剧的宣传力量，甚至有些军或师部找不到剧团，就把地方上的戏班子包过来，专为军队与百姓表演。还有，一个剧团到各处去工作，往往五十个人出去，也许只回来数人——被缺乏戏剧人才的部队硬给三三两两的截留下，不肯放过！戏剧已成为抗战宣传最得力的东西，于此可证。大家都认识了戏的效力，都极度热心的组织剧团，有如上述，可是大家都演了些什么呢？就我所能看到的，话剧总是《放下你的鞭子》与《电线杆子》几出老戏，旧剧总是《梁红玉》与《玉镜台》；除了延安有些新编的剧本而外，简直找不到什么新的贡献。想想看，抗战已二年多，无论在军事上，建设上全日新月异的向前迈进，单就去岁一年间各地的军事胜利说，我们实在已见到最后胜利的光明；可是抗战的戏剧还是那些二年前的老剧本，还是一把鼻子一把泪，与其说是激励抗战情绪，无宁是宣传敌人的凶残可怕的故事：这是怎样严重的一个问题呀！没有剧本，没有剧本！作宣传工作的人不论是怎样热心，表演的技巧不论如何高明，没有剧本反正就没有办法。没有话剧剧本，也没有二黄或秦腔剧本，大家只能哭丧着脸表演那些老东西！前方如此，后方也并强不了许多，剧本荒是普遍的。因此，一个新剧本出来，各处都饿虎扑食似的想得到，演出，饥不择食也。一个较大的剧本，即使剧本欠佳，可是因都市的物质条件与人才较好，也许还能收到相当的效果；及至拿到前方或乡村去，物质条件及人才两缺，势必劳而无功，反阻碍了戏剧运动的发展。在各地宣传，本应有适于地方情形上民众教育程度的作品；可是这根本作不到。老的剧本，既不能配备军事与建设的进步，而新的少数剧本又多不适于地方的需要，这问题的严重真足使人痛哭一场了！《残雾》之所以得到上演的机会，其原因多半在此。我一想到《残雾》便害羞，可是它竟自能被演出，而且据说还有几处正想排演它！剧本荒，剧本荒！我惭愧，我惭愧是无补于事的，我必须喊出，大家努力制作剧本呵！连我，这不会作剧本的，也愿意效劳帮忙；我们应对得起艺术，也更应快来救荒！

原载1940年2月1日《弹花》第三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