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文学的亲密关系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劳动人民多少世代的夙愿，给人类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个伟大的节日，到今天是整整四十周年了，每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都该多么兴奋、喜欢！我们以和苏联紧紧地站在一起而自豪，我们以和苏联具有牢不可破的友谊而骄傲。因为十月革命是我们的灯塔。没有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我们不会这么快地建设起社会主义来。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整体的事业，缺一个螺丝钉也不行。我们的文学事业，当然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否则就会对人民有害。毛主席告诉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首先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那么，在文学艺术上，我们也得善于向苏联学习。我们的革命文学，从萌芽到现在，一直是在苏联文学的哺育下长起来的。今天，在这样好的环境里，就更没有放松向苏联学习的理由。

苏联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建者。四十年来苏联文学的成就，证明了这种创作方法，是世界上最前进的最优秀的方法。苏联作家，是进步人类公认的最前进的作家，他们中间，有多少举世闻名的光辉的名字啊！我们要学习的，首先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与方法。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基础上的。它要求作家反映社会主义生活的真实，显示现实的本质和规律性，来教育人民。这种文学，是积极的、进步的，是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精神武器。所以，它既反对那种粉饰现实的“无冲突论”，也反对那种虚构冲突、歪曲诽谤现实生活的作品。

可是，我们国外的敌人和国内的右派分子们，总是说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没有艺术价值的，是千篇一律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是限制创作自由的。他们兴起一股修正主义的妖风，想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们提倡“写真实”，假借“干预生活”这个含混的口号，来提倡“描写生活阴暗面”。我们说，这是文学的死路，这只会引导文学离开现实、离开社会主义，来危害人民的利益。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反映生活的真实。这可绝不是让我们纯“客观”地去“写真实”。任何一位作家也不会看见什么就把什么描摹下来，他总得有些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总得受作家的世界观的影响和制约。作家对生活没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价，就写不出好作品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做前提的，掌握了它，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生活现象，才能在生活的海洋里发现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怎么可能纯“客观”地去“写真实”呢？如果不去掌握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会在我们脑子里兴妖作怪；看生活、评价生活，就一定戴着资产阶级的眼镜。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一定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支配。总之是二者必居其一，纯“客观”是办不到的。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创作实践，不是就很清楚吗：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难道能说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思想支配吗？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他们说“写真实”，其实并没有反映出生活的真实，倒是反映出了他们主观上的胡思乱想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不仅要反映生活的真实，还要从作品里显示现实的本质和规律性。因为文学的功用，不仅是通过形象来认识现实，它还要改造现实。要发挥这种功用，就得要求作品能够从生活的图画里，揭示出现实的本质和规律性，而不能违反它、歪曲它。只有这样，文学才真正能影响现实，推动现实的发展，才能起到教育人民的积极作用。我们对这一点，必须非常认真，绝不能马虎；所以，也绝不能同意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里抽掉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去改造和教育人民的任务。这里也是二者必居其一的。不信我们看看，《田野落霞》和《并不愉快的故事》能给人们什么教育呢？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修正主义的先生们，正是要抽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教育作用，以便任意贩卖反动思想，在文学作品里散播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敌对的毒素。他们已经放出不少这样的毒草，我们得趁早加以铲锄，毫不留情。

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者高尔基的伟大作品《母亲》起，几十年来，苏联文学出现了无数给革命事业带来很大利益的巨著。这些巨著，不单教育了苏联人民，也教育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使他们认清了自己所负担的改变世界的使命。我国人民对苏联文学是熟悉、深切的：在战争的年代里，《日日夜夜》、《宁死不屈》这类的作品，教育了我们的多少战士；在建设的年代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茹尔宾一家》这样的作品，又教育了我们多少肩负建设社会主义重责的年青一代啊！我们的人民衷心感谢苏联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苏联文学里的英雄人物，被我们每个热爱社会主义的人们视为榜样，学习他们的品格，学习他们热爱劳动、勇敢、无畏的精神。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具有党性的。列宁早就提出了党的文学底原则，说：“文学事业应该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底一部分。”自从列宁提出这个原则，党就一直不间断地关怀着文学事业的发展，党的影响和帮助，使苏联作家能够以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各种各样异己思想的侵蚀作斗争，而取得胜利。共产主义的党性，不是脱离人民，遗世孤立的东西，它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高表现；党性也不是少数人所特具的禀赋，它是每个愿意改造自己，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人都可以取得的。苏联的作家们都是生活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建设进程中，和人民共劳动共呼吸着的，他们是建设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所以他们能够正确地理解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敏锐地观察、感受到新生的事物，憎恨陈腐的事物。这样，他们就成了具有党性的作家。这里并没有什么勉强的地方，党性要求和作家的信念并没有什么矛盾，所以，党性也不会限制真正的创作自由。为什么有些人要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创作自由呢？其实，他们是要取消文学的党性原则，使文学不为人民利益服务。那么，他们要为谁服务呢？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已。冯雪峰说我们的文学是“奉命文学”，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创作是不自由的。事实上，任何文学都是“奉命文学”，不过奉的命不同而已！我们是自觉自愿地奉人民的命来写作，而资产阶级的文学呢，是奉“钱口袋”的命，是奉资产阶级的命来写作的。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们，为了金钱，去写花样翻新的侦探小说、色情小说来毒害人民，这有什么自由呢？如果他们想不这样做，真正写些对人民有益的作品，反倒会被列上黑名单，失去人身的自由。如果承认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那么，我们的创作就具有这种自由。每个作家都愿意响应党的号召，用自己的创作去揭示新时代的特点，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与敌视人民利益的倾向作斗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限制作家的独特色彩，而是要求高深的技巧，语言的精华，多种多样的形式与风格。这里才真正有广阔的创作自由。

不管敌人怎么叫嚣，苏联文学的国际威望，还是日益提高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还是越来越多地被进步作家们所乐意接受的。苏联文学作品的忠实读者遍及全世界，每年都有几千万册各种文字的译本出版。可以说，还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在人类史上有过这么大的影响。道理很简单，因为苏联文学总是为了争取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友好而斗争，总是挺身起来为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这怎么能不得到广大读者的赞扬呢！苏联文学拥有这么广大的忠实读者阶层，就说明它是一个无可动摇的客观现实，任何叫嚣和诬蔑都是枉费心机。

苏联文学对我国文学起过很好的作用。它帮助我们的作家正确地去探索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途径；它帮助我们清醒地辨别一切异己思想的实质和危害性。它有不少经验和教训供我们吸取，使我们少走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学习苏联文学。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文学园地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使不是唯一的，却也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削弱甚至取消它的企图。不，我们还要坚持它，让已经掌握这种方法的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影响、推动现实的发展，让它在文学园地里开出更鲜艳更美丽的花朵来，让它在争妍斗胜的文学竞赛里更健壮地生长。只有让它日益生长壮大起来，才能引导更多的作家来自觉自愿地掌握它。

反右派的斗争，粉碎了修正主义的谬论。可是，我们还要有细致的思想建设工作跟上去才行，文学上的很多问题，要经过认真的辩论，才能清除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这样一个好的开始，促使我们重新整顿一下文学队伍，使真正前进的作家，坚强地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旗之下，骄傲地夸耀：我们是和苏联文学的战士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

我想，这是我们文学工作者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最好的纪念和献礼。

原载1957年《北京文艺》十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