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

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1]

去年七七的炮声是在卢沟桥，今岁七七的炮声是在震动着半个中国。去年七七，日本军阀是作着最好的侵略梦；今岁七七，日本军阀还加紧的放炮，可是面上已没有了笑容。日本军阀万没想到两个七七碰头，而中国还会挺着胸昂立不动。是的，大中华已提到“保卫武汉”了；可是日本军阀，设若稍微聪明一点，也该回头看看，在哪里他们可以算立住了脚？北平城门外就夜夜有枪声！这样，保卫武汉的呼声与事实绝对不是消极的要多保住一两座名城，而是要在这儿再重重的打出一拳，把没了笑容的日本鬼脸打出血来。武汉必须保卫是表明抗战的决心，与抗战的能力，并不是颤抖着说：“这可是末一招了，这一招再不灵验，我就倒在尘土上了！”只要大中华不屈膝，日本军队便得老晃悠着——晃悠久了，便会栽倒。拼命保卫武汉，当然的；同时也须预备好比保卫武汉更坚强的毅力与决心，即使不幸而武汉失落也还能沉住气往下打。这才是长期抗战的真信仰。只有以这个信仰为发挥一切人力财力的心核，我们才会看到侵略者的尸身被弃在长江大河之间，连骨灰也来不及烧化。

文协不愿赶快离开武汉。文艺工作者在去年七七以前，就早已呼号着民族解放与巩固国防。他们为民族忧虑，给民族以警告与激励，因为他们的信仰是民族革命与复兴。文协的会员散居各处，无从集合。在武汉的文协会员，人数不很多，可是他们都愿意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用笔也好，不用笔也好，只要有工作，他们便愿意去作。单单的以武汉为文艺中心来看，无论在感情上与理智上，他们都觉得保卫武汉是神圣的责任，他们必须肩起他们所该作的那一部分。

说到这愿负责工作的话，我们似乎就该回顾一下，把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公平的加以批判，看看我们作了什么，和缺乏什么。假若我们在过去这一年中，什么也没作，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假若我们确是作过许多的事，可是其间有许多阻碍与困难，那么我们便当毫不客气的指出那些阻碍与困难来，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从新努力去冲破，去克服。这假若不是我们独自可以作到的，我们便谦恭的，热诚的；盼望外界给以方便与援助，共同完成保卫这圣地的伟大工事。

恐怕摆在最前面的指摘，便是神圣的抗战已及一年，而伟大的文艺作品还没有一页。老实不客气的说，恐怕这一年来的成绩还不如五四与北伐两个时期。护短是用不着的，可是事实必须公平的提列出来：五四的本身差不多就是文艺运动，它的成绩最好的部分也是文艺作品。它的反抗与解放的说法，比它说的是什么更高明；政治与哲学的理论很幼稚，可是那多少必含些伤感的文艺却立下了新文学史的基石。北伐的胜利，平心静气的来看，宣传实尽了抛在当时的最大力气，有时候宣传的力量且比兵力更强一些。文艺，自自然然的便找到它的路途，随着革命的热烈而活跃起来。军事与文事，在那时候是无可拆散的。现在怎么样呢？全民族抗战不是个文艺运动，像五四那样。不错，文艺者都想用笔作枪，可是事实上，文人弃笔而拿起枪来的也不在少数。就是文艺者都紧紧的握住了笔，不管别的，文艺也还须与抗战的其他种种配备起来，像多少河流都汇归大海那样，不能独霸一代。中日的战争不同北伐。北伐时期能以宣传代替武力，现在我们可不能专凭文字打退日本。我们的宣传多半是朝向着我们的军士与人民，于是我们去唱，去演，我们的歌，我们的戏剧。北伐时因宣传的得力，文艺与军事一同迈步前进，文艺可以狂喜的保持住文艺性。现在，我们是死心塌地的咬定牙根争取民族的自由与存在，文艺必须深入民间；虽然我们一点不以降格相从为正当的手段，可是我们也确实认识了军士人民与二十年来的新文艺怎样的缺少联系。于此，文艺便因克服实际的困难而减少了文艺性与其浪漫。以笔代枪，枪是不能浪漫的，不能因打射一片白云——纵然是极有诗意的一片白云——而浪费子弹。看看吧，军队里唱的歌，街头上演的戏，报纸上的报告文字，宣传的小册子，哪一项不是文艺者的成绩呢？战地服务团、宣传队、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各地的游击队，哪里没有文艺者正兴高采烈的工作着呢？这样的成绩也许不很好，可是这种作品根本就不是供给沙龙里的艺术家们去欣赏赞读的；坐在美雅的沙龙的人们也许还会说“战争是惨酷的呀”，而不知道日本打的是谁，与我们为何抗战！那些服务与操作，也许把写作的时间占去，把撰著的精力占用，成全了工作，而耽误了文艺。可是谁去管呢，抗战根本是肉血相拼的事，力量用在手上和用在脚上是一样的；不能打倒敌人，便踢他滚吧。

这样，文艺者自动的分散开，都抱着短刃相接，与倭寇死拼的决心。心中预想的读者的识字程度，写作的时间限制，精力的不集中，集团的不齐整，都使文艺不能从容的详密的计划出，作起来。终生写成的《神曲》与《浮士德》是不能在这儿期望的。我们只有随时的心灵火花的爆发，还没有工夫去堆起柴来，从容的燃起冲天的烽火。再说，文艺者的工作，全凭他们自己的热心，到各方面去找。他们不能自主，拾起什么，就作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什么援助。他们的工作决定了他们的写作的内容与形式，他们不能有远大的计划，因为有了计划而不能实现，只足增加苦恼。他们愿意有相当的，数人志同道合的集合在某一军部，或某一地带，作有系统的宣传，作有系统的记录，或实行集体的创作。可是这必须得到外界的帮助与许可才能成功。显然的，文艺者二十年来就以指摘社会的病端而遭受不少压迫与厌恶，现在这种厌弃的心理也还存在。好像是允许写作已是宽大，尽力帮忙则离题太远了。这个困难的克服，单凭文艺者自己去东撞西碰是绝难奏效的。我们请求政府社会予以有力的援助与合作的热心。个人以致集团的力量之微薄，不足为耻；所怕的倒是在无从施展那点力量。这是我们的自励，也是我们的呼吁。特别在保卫大武汉的一切工作中，我们深盼得到我们的指定岗位。

以作者自己来说，这半年来曾致力于写作通俗读物。鼓词、旧剧、歌曲、小说，都写过了一点。成绩如何呢？鼓词没人唱，旧剧没人演，歌曲没人作谱。我个人不能作到这一切，必须有许多帮助；为宣传，无论从人力与财力上说，“一人班”是绝难成功的。团体的联合互助是必要的，可是无论哪个团体也不会出钱。说真的，写这种东西给我很大的苦痛。我不能尽量的发挥我的思想与感情，我不能自由创构我自己所喜的形式，我不能随心如意的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猫画虎的摹画，粗枝大叶的述说；好像口已被塞紧而还勉强要唱歌那样难过。可是，我并不为这些别扭所灰心。我还继续的作，深盼有人来“朗读”——即使得不到歌唱与演出的机会。但是，可有一印几百万份的小册子或刊物没有呢？没有！我知道我的力气并没白费，我遇到过读了我的鼓词与小曲的伤兵与难民。可是，这是些特殊的伤兵与难民，肯少吃半顿饭，而去买本刊物来念。他们得不到白赠的刊物。别人呢，那只好想念而念不到，束一束腰带而去喂饱了眼是难能的事。在乡下呢，我的东西根本去不了，书商的眼中没有乡下，而大部分的宣传机关也似乎忽略了这一层。个人的苦恼，不算什么；个人孤立无援，用十成力气而无一成效果，就是英雄，也得气短。

没有确切的联合，没有通盘的计划，没有大量金钱的应用，遂使文艺者的工作只能东投一弹，西放一枪，得不到预期的功效。决不是，决不是，在这里把毛病都推在别人身上。但是事实是事实，在抗战期间，我们不应以相互原谅而误了大事。给我们工作吧。我们是怎样期待着尽我们的一点力量啊！我们没法自己主持一切，当局不会给我们印几十万本书送到军队里去，我们个人生活的困难不允许有集团的动作，在一块儿工作的快乐并不使大家都不饿。

伟大的作品么？在这伟大的时代里，每一个兵挂了彩，每一个穷人献上他的一顿饭钱，都是伟大的作品！面向着“抗战第一”这四个字，尽力的便伟大。我们文艺者之中，有的一字未写而在前方丧了命，有的一语不发而辛苦的为军民服务。无弦的琴也照样伟大，假若操琴者的心中有爱民族的热诚的音乐。我们还能拿笔的，谁曾偷懒过呢？我们力量的渺小，阻制不住我们心情的崇高与伟大。作为一个战士，我们只能以手榴弹去杀敌，我们的心比手榴弹大。手榴弹只能炸开那么小小的一块地方，而扔出去的时候，它是对准着全部敌军，而想到最后胜利的。这伟大。这点谦卑的伟大是胜利的基础。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幻想在三天之内写成一部《战争与和平》而愿打今天这仗，直到最后胜利来到。这比五四的伤感与北伐的浪漫更朴实确切，这是与军民手拉手的奔赴前方。这将奠定了比五四与北伐两时期更结实更纯真的文艺。这文艺在目前就成为军民必需的精神食粮，这文艺也将自成一格，渐进而为真正的民族之声，为全人类呼唤着和平与自由，并报告了争取和平与自由的经验与方法。

这种虔诚，我希望，能使我们在保卫大武汉的事工中，得到我们的渺小的伟大的实现。我们愿作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我们盼望机油也流灌到这个齿轮上，使它活动起来。

文协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三个月。这三个月中，会中得到不少帮助：政府的爱护指导，各救亡机关的辅助合作，都使我们感激。我们自己呢，也就抱着无党无派的精神，同力协作的诚心，尽力于政府社会和各团体间委托给我们的工作。在表面上看来，这真近乎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了；可是作得并不够，还差得多。我们自己所要作的集体创作，因为会员们的穷困与会中经费的窘迫，还没法下手。我们想编的丛书，因印刷发行种种的不便利而停顿。我们已写成的那些宣传文字还未能大量的印行。各地方的分会因立案之不易，还未能马上都组织起来。总而言之，我们的力量绝不能克服一切实际的困难。我们的利器是笔，可是要结成笔阵，就非另有外援不可；尽管我们自己排列得很齐整，若没有交通的工具，我们便只好摆阵给自己瞧，永远寸步难行。即使说我们可以徒步前进，好，我们也还需要我们自己设备不起的印刷机器与其他的必需品。我们必须充实自己，不错，但是没有米总难烧成了饭的。

我们一点也不是发牢骚，反之，我们很感激政府与其他方面曾给了我们不少鼓励与助援。我们着急的是这还不够，外界的助援不够，我们自己的工作不够。缺了文艺这一部门，在全面抗战上便陷着一角；而在当前任何一角也是不当任其陷落的。我们是为这个而焦急。在平日，我们自己可以闭户著作，凭我们自己的本事如何，而获得毁誉。那几乎完全仗着我们自己。在抗战期间，我们不能专凭自己的高兴，去决定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与别人迈齐了脚步，朝着太阳旗进攻。这样，把我们关在屋里，我们便无能为矣。这并不是说，到了大难临头，我们便没了办法，手足失措。不，绝不是！一个士兵去上阵，他不能自备枪枝，独自行动，他是拿着国家所交给他的家伙与命令而去牺牲自己的肉。我们也如是。我们愿把心血献给国家，所以我们愿接受命令，更希望得到原不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种种便利。

我们盼这不是奢望，切盼我们能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分得我们的责任。我们自己的努力是最要紧的。同志们，我相信大家是会携手同行，共同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的。

原载1938年7月9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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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发表时署名“舒舍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