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

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1]

先由我们无准备的人来放一炮，接着再由看过了，看够了三年来的抗战文艺作品的诸位先生来报告小说，诗歌，戏剧和报告文学的实在情形。

对于抗战的现实，我看今天无论那一部门的作家都显出更熟悉了。换言之，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战时的生活。举个例说：在武汉的时候，有不少作家去作鼓词唱本等通俗读物，到今天已由个人或机关专去作这类的东西，而曾经努力于此道的许多作家中，有不少便仍折回头来作新的小说，诗，戏剧等等。这因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在抗战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战的实际，而又不肯不努力于抗战宣传，于是就拾起旧的形式，空洞的，而不无相当宣传效果的，作出些救急的宣传品。渐渐的，大家对于战时生活更习惯了，对于抗战的一切更清楚了，就自然会放弃那种空洞的宣传，而因更关切抗战的缘故，乃更关切文艺。那些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读品，自然还有它的效果，那么，就由专家或机关去作好了。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艰苦，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了。我说，抗战的持久加强了文艺的深度。

不过，作家们虽对抗战更加关心，可是对于战争中种种事实还未尽了解。我们仍是多写正面的战争，而对于后方的种种动态及生产建设便无何表现。这是一大遗憾！谈到新现实便无法不谈到新内容，那么，我们既还不能充分的了解抗战中种种事实，作品的内容自然显出贫血现象——题材不丰，在一题材之下写得不充实。

关于新风格，我以为民族形式的辩论虽尚未完，但各种作品中似已都有人作试验。有些诗，显然看得出保留传统的美的观念与形式。小说间亦有用章回体者，而与武汉时代者不同。戏剧在武汉时代几乎只有个空架子，现在至少舞台上已不再用文明戏式的话语，而多采用带有感情的民间语言；布景亦不只采用上海的洋派头的东西，而改为纯粹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事物。这些，据我看，恐怕多多少少都与民族形式的讨论有关。不过，风格形式正与内容一样，试验的方面还嫌太少。我们要多多试验，造起文艺之林来，给明日的文艺留下个活泼有生气的根基。

对于文艺上的民族形式的争辩，一年以来我始终没有表示过个人的意见，现在乘大家检讨一九四〇年的文艺上的新倾向的时候，总结一下个人的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是这一年间争论得最多的，也是最热烈的。我的回答是根据我自己对于旧形式的实地试验的结果，并非从理论出发，这是我所要首先声明的。在武汉时候我最初写通俗文艺，完全是因为客观形势的要求，和当时所能发生的效用。当时抗战爆发不久，热情煽动着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战争中的全面的复杂的现实都不大理解，也没有工夫去理解。我想，不仅我个人如此，恐怕老百姓也是如此的。旧瓶装新酒就在这时候给予我一种强烈的诱惑，以为这是宣传抗战的最锋利的武器。在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只是感到运用形式的困难，关于处理内容可说几乎完全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有这样一种感觉，旧形式是一个固定的套子，只要你学得像，就能有用处，也就是作家尽了自己的责任。这的确是当时的衷心之感。后来慢慢的把握住了形式，才又想到如何装进适当的内容去，这是原先所没有想到的。于是发生了困难。也由于作家的生活逐渐深入于战争，发现抗战的面貌并不像原先所理解那样简单，要将这新的现实装进旧瓶里去，不是内容太多，就是根本装不进去。于是先前的诱惑变成了痛苦。等到抗战的时间愈长，对于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也愈清楚，愈深刻，因此也就更装不进旧瓶里去，一装进去瓶就炸碎了。所以这一年来不能不放弃旧形式的写作。这个否定就是我对于民族形式的论争的回答。但所要声明的，我这否定并不是怕别人骂我写旧形式，而是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所换来的结论。

总之，文学上的新形式，新风格，还正在创造的路上。

原载1941年1月1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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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是作者1940年11月23日在重庆“文协”举行“1941年文学趋向的展望”汇报座谈会上的两次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