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散文

诗与散文[1]

诗与散文的分别：Arthur　Symons说：“Coleridge这样规定，散文是‘有美好排列的文字’；诗是‘顶好的文字有顶好的排列’。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为什么散文不可以是顶好的文字有顶好的排列。一定而再现的律动，可以分别诗与散文。诗是比散文易于记诵的，因为它有重复的拍节，人们想某事值得记存下来，或为它的美好（如歌或圣诗），或因它有用（像法律），便自然把它作成韵文。……在它的起源，散文根本不带艺术的味道，严格的说，它永远没有过，也永远不能像韵文、音乐、图画那样变为艺术。它渐渐发现了它的力量；它发现了怎样将它实用之点能炼化成美的；也学到了怎样去管束它的野性，远远的追随着韵文的一些规则。慢慢的它发展了自己的法则，可是因它本身的特质，这些法则不像韵文那样固定，那样有特别的体裁。……只有一件事散文不会作，它不会唱。散文与韵文有个分别，后者的文字被律动所辖，如音乐之音节，有的时候差不多只有音乐的意思。散文的喜悦，似乎使我们落在尘埃上，因为散文的区域虽广，可是没有翅儿。”

这些话并不新奇，因为许多人是以律动的不同来分划诗与散文的。但是我们要问问，散文与韵文的律动，到底有什么绝对的不同呢？假如回答不出这个，上段的话便不算圆满。因为分别两种东西，一定要指出两者绝对不同之点，不然便无从分别起。我们再用Herbert　Read的话看看吧：“分别散文与韵文有两条路。（一）外表与机械的：诗是一种表现，严格的与音律相关；散文是另一种表现，不是音律的规则，但从事于极有变化的律动。但是，以诗立论，这种分别，显然的只足以说明韵语，而韵语不必是诗，是人人知道的——韵语实在只是一种形式，是，也许不是，曾受了诗的灵感。所以韵语并不是根本问题；它不过是律动的一种类而已。抽象的说，它只是死板板的，学院规法。这种规法永没有与散文对立过；所以散文与韵文没有确定的不同。我们不能不追求‘诗’字的更重要的意义。诗与散文之分别，永远不能是定形的。无论怎样分析与规定韵律音节，无论怎样解释声调音量，也永远不会把诗与散文的种种变化，分入对立的两个营幕里去。我们至多也不过能说散文永远不会遵一定的音律，但这是消极的理由，而没有实在的价值。（二）心灵的分别：诗是一种心灵活动的表显，散文是另一种。诗是创造的表现，散文是构成的表现。创造的意思，即是独创的。在诗里，文字是在思想的动作中生产出或再生。这些文字是，用个柏格森的字，‘蜕化’；文字的发展和思想的发展是同等的。在文字与思想之间，没有时间的停隔。思想是文字，文字便是思想，思想与文字全是诗。构成的是现成的东西，文字是建筑者的四围，预备着被采用。散文是把现成的文字结构起来。它的创造功能，限于筹划与设计——诗中自然也有这个，但在诗中这个是创造功能的辅助物。”

这个主张比西蒙氏的强，因为这足以说明，诗是创造的，不专以排列音韵为能事。由这我们可以看出好几点来：

一、既知诗的成功在思想与音律，而二者是分不开的，则容易看出来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假若诗中的文字音律不是创造的，而只按一定的格式填成，便不是诗，虽然有诗的形式。凡有韵律的都可以叫作韵语，而韵语不都是诗。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应为神话的制造者，不是韵律的制造者。”

二、这样说明诗与韵语之别，可以免去无谓的争执——如诗的格式应如何，诗是否应用韵等。照前面的道理说，诗的成立并不在遵守格式与否。诗的进展是时时在那里解放，以中国诗说，四言后有五言，五言之后有七言，有长短句，最近有白话诗，这是打破格式的进展。好的律诗与白话诗，可以用一条原则评定，即合乎文字与思想，是否全是为创造的，而不合乎格律的相同与否。

三、据以上的理由说，诗的言语与思想是互相萦抱的，诗之所以为言语之结晶也就在此。在散文中差不多以风格自然为最要紧，辞足达意有时比辞胜于意还好些。诗中便不然了，它的文字与思想，同属于创造的，所以它的感诉力要强烈的多。文字与思想不能分离，因而它的感诉力是直接的，极快的，如闪的忽至。中国祭文往往是用韵的，或者是利用这个道理吧？散文呢？能记住内容也就够了；读诗使你非记住文字不可。谁能把“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意思记住，而忘了文字呢？设若忘了这文字，意思也就忘了；因文字与思想恰恰不多不少相等。没有文字也没有意思。现在白话诗的缺点，即是忽略了文字的特质，而勉强用些外国体，或累赘的官话去写，只可算作了一半的诗。

四、言语和思想既不能分开，诗的形体也便随着言语的特质而分异。中国的言语本是简单的，所以诗句也是短的。勉强去学外国的诗格便多失败。因此译诗简直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因为丢了语言之美，诗已死了一半。

说到这里，我们又遇到一问题，散文是否可以算创造呢？如小说，这个问题似应这样解决：从狭义的诗来说，小说是散文的，因为它不能全体有诗的美。但是从广义的诗来说，诗是创造的，小说也是诗的。它虽用散文为工具，可是它的思想人物，都合乎创造的条件，而且每在写景时，差不多是与诗无二。这样我们简直可以说，小说是追随诗的最力的东西。它虽不能句句是诗，可以从大体上说，它是创造的。

原载1934年11月19日、26日、12月3日《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九三、九四、九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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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发表时署名“舒舍予”。是作者1934年10月3日在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术讲演。由严曙明、王延琦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