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规范化

同志们，大会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难题，让我来作关于语言规范化的报告　[1]　。我的发言，因为没有时间写出来，只好想起什么说什么，其中有些好的意见，是我听别人说的，在这里传达一下；不成熟的意见是我自己的。语言规范化的问题很难谈，因我不是语言学家。

今天有两个大运动，一是汉字改革，一是语言规范化。

简单说几句关于文字改革问题。在文字改革上，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作家们一致拥护。文字改革的方法是不求规范化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字改革是一个过渡的办法。我们将来一定是用拼音文字。方块字难处很多：难认，难念，难懂，难记，难写。过渡期间，消灭汉字不行，那么办就天下大乱了。文字改革就是让汉字简单一些，让它容易认些，容易记些，容易写些，省一点力气，这是必要的。一个外国小学生学了五年拼音文字可以差不多能认、能念、能写一点简单的话。我们的文字既是那么难，小学生读过五六年书，还不易写好简单的文字。不是有一度要把小学六年制改成五年制么，结果没有改，主要是文字不易掌握，非六年不可。汉字非常顽强，怎样记也记不住。看到它不认识。这是知识传播的很大障碍。有些生字，甚至大学毕业生，甚至我自己也是见到不认识，瞎蒙，常常念错。一个“斤”字加上“走”旁念“近”，加三点水就坏了，不能念“近”音了。

因为汉字发展的历史是复杂的，所以简化汉字就应原来怎样现在还怎样，不要硬造一套新字。如“鸡”、“难”、“观”等字，一个“又”加一个“鸟”念“鸡”，“又”代表“奚”；“观”字一边是“雚”，与“奚”并不一样。可是我们人民自古以来，只要写不上来就写个“又”，我们今天不必再去改正。又如“擬”现在改成“拟”，要是规范化的话，凡是有“疑”旁的就都应变成“以”。可是“癡”简写为“痴”，“礙”简写为“碍”，相沿已久；如果力求规范化，把“痴”写成“　”，“礙”写成“　”，谁认识呢？不要勉强统一起来，用不着，行不通。

文字改革不规范化，因为汉字历来就不规范化，谁也说不清楚汉字是怎么回事。人民用惯了的就对，不可硬改。所以文字改革是一种革命的改良，而不完全是革命，假如革命会引起混乱。

简字实行以来，成绩很好，首先是小学生高兴，因为第一课“开学了”的“学”字的上半只要三点就行了。工人也是非常高兴。简字稳步前进，一批一批发表，假如一下子都来了，人们认起来就有困难。可能有些人不大喜欢简字，觉得不美观，看起来别扭，这没有关系，看惯就不别扭了。

语言规范化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它有一定的目的。文字改革是过渡的办法。在没有实行拼音文字之前，不能让汉字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简化一些。为推行拼音文字，我们要创造条件，忽然用拼音字是不行的。

语言规范化就是为拼音文字创造条件。这包括三方面：（一）语音，假如不预备下标准音，实行拼音文字便没有用处。我拼北京音，你拼福建音，他拼广东音，各人拼各人的一套，拼音文字便没有多大用处。（二）语法，一句话怎样说，动词在哪儿，名词在哪儿，必须有个规矩，要不然写出来就费解。（三）词汇，玉米又叫包谷或棒子，如果不解决这个分歧，拼出来还是彼此不懂。所以，只有这三方面都规范化，我们才有实行拼音化的可能。

现在说语音，政府已决定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这不是说北京音比其它地方音好，而是必定得有个标准音。世界上都是这样：苏联以莫斯科音为标准，法国以巴黎音为标准，英国以伦敦音为标准。五六百年来，相沿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这是历史事实。如让全国人民投票，大家一定投北京音。属于京音区域的范围也广，它是唯一的“候选人”。现在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北京音实在是全国人民的声音。推广北京音，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一个极伟大重要的任务。我们在政治上有了空前的统一，语言也应该这样，这才能配合上社会主义的建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无须争论到底北京音好不好，北京音完全不完全。我们要有信心推广它。语音似乎与作家没有多少关系，其实不然，因为一个作家一方面也是公民，应该学习。所以，今天我发动我们大家学习北京音，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应该带头。

在诗歌需要押韵，这就须用标准音。如“陈”“程”二字用京音读，有显然的区别，在南方就不分。现在不分没有关系，但以后小学生都学了标准音，你仍“陈”“程”不分便行不通。所以作为一个公民，和作为一个诗人，我们都应该开始学习标准音。我希望全国各省市文联和文艺团体都应该发动学习，特别是搞戏剧的。这次话剧会演，有许多演员语言不标准化，语言不规范化，仍说他们本地方言，受到批评，观众听不懂。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学北京音并不是说学北京话，所以现在不说推广北京话，而是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所谓普通话，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我们许多有名的著作，是用这种普通话写成的。我们现在的报纸刊物是用这种普通话的，而不是用广东话或福建话的。普通话不是北京话。北京话是普通话里的一部分。过去，如要进京见皇帝，首先要学官话，大家往往拿《红楼梦》做课本。现在的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是用国家法令来推行的。这是件大事情。为什么这样办？因为汉语在某些方面是进步的语言，有力量的语言，它简单，说的人多，约有五万万左右；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很成熟，因为它有很多方言，不统一。语言分歧是建设祖国的很大的障碍。我们要冲破这个障碍。

说普通话应注意语音，不要拿自己的方音来说普通话。

普通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还在发展，所以我们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去推广。念北京音是绝对的标准，而基础则与标准有别。这就是说，普通话还在发展，音要固定，话却还在发展。刚才说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即拿我自己京话来说吧，几十年来，它天天在变，愈变愈普通。我小时说的北京话，与现在说的可以说很不一样。我们在运动中也不强禁方言，我们只是应该大力宣传。让大家认识学习普通话的好处和必要。

方言中能作为普通话的即可提升，纯粹土话就慢慢消灭。大家公认的词汇就存在，不公认的慢慢就消灭。就是说，普通话应该与书面语言联系着发展。我以前写的作品土话很多，现在我不那么乱用土语。不要舍不得土语，珍惜土语对我们民族语言的发展不利。

普通话有几百年的历史，逐渐吸收了各地来的营养，所以成为全民族的，能够共同使用。现在报刊所发表的东西都是用普通话写的，而不是用苏州话或广东话。这种普通话通行全国。《人民日报》通行全国。这种话是普通话，不见得是北方人写的，但大家公认这种东西。小说和剧本里用的方言土语还很多，应该力求规范化。我们不应该把方言的价值估计过高。以前我就是这样，觉得方言土语表现力强。事实上，这并不正确。《龙须沟》里土话非常多。《西望长安》里土话就少得多了，而并不见得表现力就薄弱。

我们不预备强迫消灭土语方言，但它一定会消灭。我们对普通话的推广努力越多，方言土语消灭就越快。

规范化是不是强迫大家按一个公式说话呢？这是误会，不是的。特别是我们作家，我们要保存自己的风格。规范化是要遵循语言的法则，不说错话。我们根据法则说话，扩大规范化的影响。“五四”以后，有的作家摹仿欧化语法，这不妥当。我们今天应根据我们语言的法则来写作。这样一说，我们若再乱用方言土语，问题就严重了，因它不符合民族利益。现在有些作家喜用方言土语，这是与规范化背道而驰的。作家没有乱用语言的自由。不争取规范化就是落后。我们应要求在文章里不犯错误。编辑有责任纠正稿子，让它规范化一些。

语音是以北京音为标准了，词汇、语法的标准在哪儿呢？这是个问题。关于词汇，我们急需一部词典。语法的书也迫不及待。就是北京音也有不同的念法，如“波”字、“舍”字都有不同的读法，所以科学院成立了语言审查委员会，来确定字音。至于词汇，我们说了一辈子的话还不知道汉字有多少词。以玉蜀黍一名词来说，即有玉米、棒子、包谷、珍珠米等不同的说法。统一词汇是艰巨的工作。

我以为写小说、诗歌、戏剧等等应该力求语言通大路——普通化。我们从人民那里取得语言，然后去加工。我们支持普通化，帮助普通话发展。我们不应随便运用欧化语法，这不通大路，一般人不那样说话。我们要求怎样写怎样说，书面与口语一致。当然这要求太大，可是我们应该这样要求自己。现在我们的口语与作品中的语言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不好的。我们希望将来每个人说的话写下来就是一篇文章，这是我们应有的理想。当然有时写理论文字，需要参用欧化语法，但要特别谨慎，要加工再加工，让它变成像我们自己的语法，令人读起来顺口，不别扭。有时我自己也用一点欧化语法，但因为极留神，所以不感觉太别扭。假如我能用自己语法来说明的，我永远不借重欧化语法。我的作品里也没有太长句子，总是把长句分成一些短句。长句子往往会把作者自己搞糊涂，读者就更难明白了。

我们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简练的语言，这是我们语言之美。古诗五言七言，多的到九言，即是按着语言本质而发展的。若一下子写五百字才找到一个句点，即不符合我们的语言本质。我们的语言精炼、有劲，说起来痛快，不拖拖拉拉的。我们要发扬这简劲之美。现在有些作品有这个缺点：语言很不简练，念起来没有劲儿，新诗即吃了这个亏。我不轻看新诗，新诗有好的成绩，但在语言上却吃了不够精炼的亏。

我们要在新事物中选择词汇，把老的词汇抛弃，如“老米”现在已没有这种东西了，这个词应该废弃。在选择词汇时，我们应该注意审美，例如：还是“玉米”美，“棒子”美呢，当然玉米美一点。我们也该注意选择哪个词汇能独当一面，哪个含混，比如：“棒子”就不明确，因为打狗的也是棒子（木棒）。我觉得玉米好，谁也不拿玉米打狗。

土话中的词汇还有应该保存的，那就要找来推荐给普通话。规范化不是把语言简单化，而是使语言更加丰富。我们要用各地好的词汇来丰富普通话，发展普通话。

所谓地方色彩，并不专靠土语来支持，如越剧用的是地方话，可是它的服装、唱法、音乐，都与别的地方戏不同，它不一定是因为用了当地土话才成为地方戏，它还有更多的特色。

用方言土语容易妨碍宣传教育，举个例说：曾经有好几个地方要排演《龙须沟》，但因剧本中土语多，没法“翻译”，就作罢了。

我曾到工地去体验生活，工人把铺楼板说成支楼板，我觉得我们有权力考虑，到底是“铺”好还是“支”好。不该别人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写。在我的一个报告里，我用了“一边大”，赵树理同志给我改为“一般大”。“一边大”是北京话，但不如“一般大”明确，我就照改了。这些小的地方我们应该注意。

我们应当避免用方言土语，避免用违背我们语法的说法，力求我们的语言符合民族语言的法则。我们在语言上要加工再加工。推广普通话，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责任。同时也不要害怕，什么字都不敢用了。特别是编辑，且莫草木皆兵，拿到了一篇稿子便手足失措。不要看见一个儿化的字，如“干活儿”，便认为是北京土话。事实上很多普通的词也是儿化的。有些编辑未免太拘谨了，如“天到二月十五，还这么冷，真奇怪！”便改为“天到二月十五，还这么冷，这真是奇怪”。《西望长安》里有一句“他把文件什么的……”有人即要改为“……文件之类的”。这个“什么的”是北京话，是否不规范化，我不知道。不过，它的确不同于“之类”，“什么”包括的很广，不必都是文件一类的东西，而“之类”是指文件一类的东西，如印刷品。又如我们经常说“我哥哥的帽子”，一定要改为“我的哥哥的帽子”，反倒累赘了。

最后我说，规范化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作家所负的责任很大，希望大家努力去推广！

原载《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1956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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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是作者1956年3月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