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艺创作问题
大众文艺创作问题[1]
主席,诸位先生:请原谅我须坐着讲话,因为我的腿部有严重的神经疼痛症。
今天仅就我所知道的来谈一谈目前的大众文艺创作问题。自从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以来,无论是文艺界或是士兵、工人、学生都在作各种宣传的文字,用种种方法把这个运动的意义拿到民间去,这种精神是很好的,很值得我们兴奋。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承认这工作做得并不够。在都市里这种运动固然非常蓬勃,但在广大的乡村里还并不多,所以在全国来说还需要继续努力地去做;更何况都市里也并没有做得十分好。
大众文艺之重要不必多说,因为这种文艺在实际运用上比任何一种文艺都方便、经济。譬如现在有许多戏剧专家在从事大型剧本和歌舞剧的创作,但这种创作是需要长时间的,在演出上也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要花很多的钱。在大众文艺里,唱大鼓只需一个人就够了,一个人说、唱、形容,一个人就代表了一切角色,一个人就能唱一整本戏,这是太经济方便了,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大众文艺的重要,因此我们必须把它搞得更好。
现在据我所见到的作一报告如下:
这些天来我时常看稿子,我觉得大家所写的东西未免千篇一律,没有什么突出的作品。从文字上来讲:大家的文字都不够通俗,不够大众化。其所以不通俗者就是用字不现成,而用很别扭的字眼。大众文艺应当是用大众语写成的,假如不用大众语就够不上称为大众文艺了。
现在的一篇稿子中,一般地都是生字多,不合口语的字多,这必须克服。现在作宣传的人总是把报纸上,杂志上的一些名词拿到作品里来,但是要知道一个名词的背后,含有好多意义,我们作宣传就是为了要使大家明白那一些意义。文化水准高的人固然可以了解这些名词背后的含义,文化水准低的就不可能了。所以,仅靠名词去宣传并不能告诉人们多少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用老百姓的话告诉他们事情,才是宣传。譬如写一篇大鼓词,开头一句就是:“战争贩子美帝国”,什么叫战争贩子呢?这就是不用具体的话去说明,而是用一名词去敷衍。在北京曾有这种情形:学生在街头宣传,打腰鼓时大家围着看,等一张嘴时大家就散了,这就是因为大家不愿听或听不懂。所以,作宣传主要是多用现成的语言,令人愿意听。写一篇东西,不管其为八十句或是一百句,散文或是韵文,写成了要自己先朗读,听听是否像话,是否别人可以听得懂。我要求大家用顶现成的话向大家说明名词里的含义,写成了念给自己听,再念给别人听。
第二:是文字要通顺。老戏里有许多戏词因为它顺当,所以很容易被记住,像:“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等等,鼓词里的:“初一十五庙门开”等,谁都能记住,能唱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旧的东西,因为旧东西中有很多顺畅的地方是我们应当效法的。要知道一般的大众曲艺是借腔儿调儿来说明一些东西的,我把这叫做唱着来说。在大鼓中的西河和奉天,仍旧保存着它的本质——注重叙说故事,所以腔调很简单。至若京韵大鼓,梅花调大鼓则不同了。它们的音乐成分高过了述说的能力,所以梅花大鼓就很难用以宣传,唱起来慢条斯理,腔儿拉的很长。城市里的曲艺这种情形甚多,像当年的刘宝全先生,他唱的词并不一定都好,而凭唱的漂亮,使台下叫好,刘唐下书里那句“迈开两条飞毛腿”就是一例。现在我们作宣传就必须按照民间的办法,以顺畅的叙述为主。假如音乐性高就会压过叙述性,不利于宣传。我并不完全反对提高音乐性,但从宣传功效来看,顺畅的叙述实重于音乐的复杂。
第三:是要会调动、变化。譬如昨天晚上我去燕乐,听一个艺人唱的大鼓里有一句“挖战坑”的话,为什么不用“战壕”而用“战坑”呢,大概因为这篇鼓词用的是中东辙。这是作者没尽责任的地方,为什么不把句子变化一下,把“战壕”移到句子的前边去?即使说是为了赶任务这样写也是不对的。一个句子有很多变化,不要马马虎虎,而必须想尽方法来调动句子,不要把战壕变成战坑。
第四:我们所写的大多没有感动力。写东西的目的是使人接受,能够感动人。我们若只把许多名词堆在一起,便毫不动人。举一个例子:旧剧中的《失街亭》斩马谡,描写马谡被斩之前的悲伤,有一句:“家中还有年迈的妈。”这句非常动人,所以诸葛亮也只得挥泪斩马谡了。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东西呢?人家的动人是因为用了心,用了感情,而我们不用心,没用感情。写抗美援朝便只有“抗美援朝”这字样,这是不对的。这是作者看不起大众文艺,不肯用心,于是大众文艺也就不能感动人!
第五:昨天晚上,我听了好几段新词的演唱。在这些词里我看出有些作者偷了懒,他们袭用了一些不好的老名词,如地流平,把话明,把话云……等等,现在北京已经有些作家改了,用自己的话,不用旧的不通的话。写一篇鼓词相当困难,必须要改了再改,改了再改。以我的经验来说:写小说一天可以写一千字,而写鼓词一千字就至少需要一星期。写鼓词不能粗制滥造,写的是韵文,究竟那一个字响亮不响亮,现成不现成,都要仔细地想一想,语言有一个定例,就是如果上边顺,下边自然就容易明白,普通说话并不像我在现在在这里的演说,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用力吐出,而是听见了上边便联想到下边,说了太阳,自然会想到下边是红;如果说落日再说红就不好就费劲;一费劲,大家就不愿听了。所以写东西必须要自然,像:“大军南下把敌歼”这就是作者不用心,歼字不现成,不响亮。
当然写鼓词要知道一些鼓词的规矩,用不着我再多说了。
刚才我说过现在大家都努力在写的热忱值得钦佩,但是在文字上却有着如上的缺点。下边我再讲讲大众文艺的故事性:
过去一年里大家所写的东西,以北京说,鼓词中能用的相当好的大约有二百多段,而这二百多段里最受听众欢迎的才不过十几段。由此看来,这十几段之所以被群众所喜爱,主要是它有故事性。其他段子有一向没被人唱过,或唱过一两次就没人唱了,因为它们缺乏故事性。也有人说抗美援朝的宣传作品作成故事很难,但还是要留心去找的,假如留一点神,抗美援朝的故事也不少,像东北美机的扫射伤人,打伤了渔民,打伤了火车司机等等不是故事吗?到处开控诉大会,那些美兵强奸妇女,枪杀车夫的事实不也是故事吗?写抗美援朝的东西,要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像其他的文艺作品一样要具体地表现出来,写标语口号是不会成功的。
也不要认为写鼓词容易,不必要有思想性。我以为写鼓词也必须像写一部小说一样,先用散文写好一个故事,把人物性格详为分析,把中心思想安排好,这样我包你成功。人物没有分析,性格没有明确是不行的,以文艺作宣传要具体表现出来,经过揣摩斟酌之后再写,就不至于空洞无物了。
第二个办法是要从各方面去想,不要走一条道。不要说没去过美国没去过朝鲜,怎样写美国与朝鲜呢?这没有关系,想一想:在抗美援朝运动当中你自己有多少问题,你家里有多少问题,工商界有多少问题?找大家谈一谈就可以,不必上美国去。我在来津之前,有一天我最小的孩子找我要一千块钱要买慰劳品,第二天他又找他母亲要一千块钱,还是买慰劳品,于是我就想起来一段一家子抗美援朝的相声,这里边没有美国,也没有朝鲜,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所以我们不要尽向着抗美援朝这四个大字着慌,你可以写出你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第三还要注意趣味性,有一般人认为宣传是要瞪着眼地做,实际并不这样,而是要严肃的写,并且带有趣味性的写,让听的人点头咂嘴,带着笑听。不要把几十句标语口号堆在一起,大家不要听标语。而是要听你的与众不同的东西。
第四:写东西不要吓唬人,有些人写美机暴行如何地残酷,使人害起怕来。我们要写我们的力量,宣传我们的不怕,切不可做反宣传。
这是我在故事性方面所想到的,提出来供大家作参考。下边我再讲讲关于思想的问题:
我们所写的是大众文艺,其中所要宣传的思想是要渐渐地渗下去,而不是整桶的倒下去,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不要贪多。科学普及局有些同志告诉我,在大众文艺中宣传科学知识,一次只需要一点点就行了;太多了不易收效。但在写作之前思想的准备要顶多,要多讨论,要多看书,要多收集材料。在写的时候只要一点点就够了。譬如说相声,前半段多是打趣,扯来扯去,最后能扯出一点东西来就行,就收效。如写美国是纸老虎,若是第一句就说出来是不行的,必须慢慢地讲,使大家知道原来如此,美国的确是纸老虎。而且也不要尽说它是纸老虎,也得说说我们不怕它。在对反美宣传中,我们不能否认有些人是有崇美恐美的心理,于是有人绕大弯子解释这个问题。其实对大众最好拿现成的事来解释,你说他文明,他为什么来轰炸人?为什么侵略朝鲜?这不干脆么?还有高丽棒子的问题,大家都应当在写作之前准备用什么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使大家容易明白。
在今天做宣传工作,不是想起什么说什么,这是我们失败的地方,特别有些十五六岁的学生最爱这样。现在不是宣传我们所知道的,而是宣传社会所要知道的。看看现在的社会上有多少谣言;商人中有一部分人怕打仗,一部分老百姓也怕打仗,更何况还有美帝蒋匪潜伏的一些特务乱造谣言,我们要针对着这些事实去作宣传。我们要收集这些东西,回来作小组讨论,这样才能跟社会联系起来。反之,说者尽管说,听者不愿听,结果是劳而无功。只有深入社会才能找出问题,有了深入的准备才能作深入的宣传。所以要先接触问题,而后才能深入问题,由浅而深,渐渐就可以把宣传提高了。
现在,对象是一般民众,而他们知道的少,所以要写的通俗,今天写的是通俗文字,而明天并不是就停留在这一点上,在今天是越简单越明快越好。
大家知道写快板是一种好的形式,活泼而能用,但是在军队里就缺乏很少的军歌,小学校里小孩子也缺少简单的歌,这些都是今天应当写的通俗的东西,今天写很浅的歌,并不阻挡将来的发展,像人人知道的小孩语:“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何尝不可以改成哭着喊着要参军呢?
作宣传主要是看对象,这是很要紧的。再有是怎样来写,严密的组织,经常的讨论。北京市文联从抗美援朝起就打开大门办公,每天有工人来,学生来,同仁们来送稿子,然后我们选好的送给全国文联,再由全国文联向全国推广,将来可能不但作推广而且作奖励,特别是对于艺人方面,因为他们写的新词很多。
我还觉得伍修权代表的一篇发言是抗美援朝的最好文字,假如按他的话,一句句用土语用俗话编成通俗韵文,也是很好的。
还有在宣传方法上,做的也不够。曲艺方面比戏是要多些,现在可以考虑怎样把曲艺插到戏剧里去,像《大溪皇庄》,《 蜡庙》,《新纺棉花》等未尝不可以插进去一些新的抗美援朝曲艺。或者在两出戏之间唱一段也好。改一出大戏不容易,然借丑角来说几句,想法插进一点也可,因为丑角在台上是可以随便说的。
最后,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作了很多宣传文字,我以为应选几段最好的改一下,文字加工,唱腔加工,加工再加工。新词若不加工,便唱不过老段子,因为老玩艺唱过多年,都经过加工,而新词则多是粗枝大叶地唱。过去刘宝全先生本人是个音乐家,可以自己创作新腔。现在我们只把新词交给艺人,他们多是用了最简单的腔来唱出的,这样新词就吃了亏。在我小时候,在北京人人能唱两句谭鑫培的“店主东,带过了……”后来刘鸿升红了,人人又能哼“天作保来地作保……”新词中是否有一段能够像这样普遍流传的?任何一个学生,工人都可以唱,假使做到这一步,就必须用心地加工再加工!
原载1951年1月1日《文艺学习》第二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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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是作者1950年12月10日在天津文化局、天津市文联及南开大学文学院举行的文艺讲座上作的讲演。由芦江、刘一凡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