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艺创作问题

大众文艺创作问题[1]

主席，诸位先生：请原谅我须坐着讲话，因为我的腿部有严重的神经疼痛症。

今天仅就我所知道的来谈一谈目前的大众文艺创作问题。自从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以来，无论是文艺界或是士兵、工人、学生都在作各种宣传的文字，用种种方法把这个运动的意义拿到民间去，这种精神是很好的，很值得我们兴奋。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承认这工作做得并不够。在都市里这种运动固然非常蓬勃，但在广大的乡村里还并不多，所以在全国来说还需要继续努力地去做；更何况都市里也并没有做得十分好。

大众文艺之重要不必多说，因为这种文艺在实际运用上比任何一种文艺都方便、经济。譬如现在有许多戏剧专家在从事大型剧本和歌舞剧的创作，但这种创作是需要长时间的，在演出上也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要花很多的钱。在大众文艺里，唱大鼓只需一个人就够了，一个人说、唱、形容，一个人就代表了一切角色，一个人就能唱一整本戏，这是太经济方便了，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大众文艺的重要，因此我们必须把它搞得更好。

现在据我所见到的作一报告如下：

这些天来我时常看稿子，我觉得大家所写的东西未免千篇一律，没有什么突出的作品。从文字上来讲：大家的文字都不够通俗，不够大众化。其所以不通俗者就是用字不现成，而用很别扭的字眼。大众文艺应当是用大众语写成的，假如不用大众语就够不上称为大众文艺了。

现在的一篇稿子中，一般地都是生字多，不合口语的字多，这必须克服。现在作宣传的人总是把报纸上，杂志上的一些名词拿到作品里来，但是要知道一个名词的背后，含有好多意义，我们作宣传就是为了要使大家明白那一些意义。文化水准高的人固然可以了解这些名词背后的含义，文化水准低的就不可能了。所以，仅靠名词去宣传并不能告诉人们多少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用老百姓的话告诉他们事情，才是宣传。譬如写一篇大鼓词，开头一句就是：“战争贩子美帝国”，什么叫战争贩子呢？这就是不用具体的话去说明，而是用一名词去敷衍。在北京曾有这种情形：学生在街头宣传，打腰鼓时大家围着看，等一张嘴时大家就散了，这就是因为大家不愿听或听不懂。所以，作宣传主要是多用现成的语言，令人愿意听。写一篇东西，不管其为八十句或是一百句，散文或是韵文，写成了要自己先朗读，听听是否像话，是否别人可以听得懂。我要求大家用顶现成的话向大家说明名词里的含义，写成了念给自己听，再念给别人听。

第二：是文字要通顺。老戏里有许多戏词因为它顺当，所以很容易被记住，像：“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等等，鼓词里的：“初一十五庙门开”等，谁都能记住，能唱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旧的东西，因为旧东西中有很多顺畅的地方是我们应当效法的。要知道一般的大众曲艺是借腔儿调儿来说明一些东西的，我把这叫做唱着来说。在大鼓中的西河和奉天，仍旧保存着它的本质——注重叙说故事，所以腔调很简单。至若京韵大鼓，梅花调大鼓则不同了。它们的音乐成分高过了述说的能力，所以梅花大鼓就很难用以宣传，唱起来慢条斯理，腔儿拉的很长。城市里的曲艺这种情形甚多，像当年的刘宝全先生，他唱的词并不一定都好，而凭唱的漂亮，使台下叫好，刘唐下书里那句“迈开两条飞毛腿”就是一例。现在我们作宣传就必须按照民间的办法，以顺畅的叙述为主。假如音乐性高就会压过叙述性，不利于宣传。我并不完全反对提高音乐性，但从宣传功效来看，顺畅的叙述实重于音乐的复杂。

第三：是要会调动、变化。譬如昨天晚上我去燕乐，听一个艺人唱的大鼓里有一句“挖战坑”的话，为什么不用“战壕”而用“战坑”呢，大概因为这篇鼓词用的是中东辙。这是作者没尽责任的地方，为什么不把句子变化一下，把“战壕”移到句子的前边去？即使说是为了赶任务这样写也是不对的。一个句子有很多变化，不要马马虎虎，而必须想尽方法来调动句子，不要把战壕变成战坑。

第四：我们所写的大多没有感动力。写东西的目的是使人接受，能够感动人。我们若只把许多名词堆在一起，便毫不动人。举一个例子：旧剧中的《失街亭》斩马谡，描写马谡被斩之前的悲伤，有一句：“家中还有年迈的妈。”这句非常动人，所以诸葛亮也只得挥泪斩马谡了。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东西呢？人家的动人是因为用了心，用了感情，而我们不用心，没用感情。写抗美援朝便只有“抗美援朝”这字样，这是不对的。这是作者看不起大众文艺，不肯用心，于是大众文艺也就不能感动人！

第五：昨天晚上，我听了好几段新词的演唱。在这些词里我看出有些作者偷了懒，他们袭用了一些不好的老名词，如地流平，把话明，把话云……等等，现在北京已经有些作家改了，用自己的话，不用旧的不通的话。写一篇鼓词相当困难，必须要改了再改，改了再改。以我的经验来说：写小说一天可以写一千字，而写鼓词一千字就至少需要一星期。写鼓词不能粗制滥造，写的是韵文，究竟那一个字响亮不响亮，现成不现成，都要仔细地想一想，语言有一个定例，就是如果上边顺，下边自然就容易明白，普通说话并不像我在现在在这里的演说，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用力吐出，而是听见了上边便联想到下边，说了太阳，自然会想到下边是红；如果说落日再说红就不好就费劲；一费劲，大家就不愿听了。所以写东西必须要自然，像：“大军南下把敌歼”这就是作者不用心，歼字不现成，不响亮。

当然写鼓词要知道一些鼓词的规矩，用不着我再多说了。

刚才我说过现在大家都努力在写的热忱值得钦佩，但是在文字上却有着如上的缺点。下边我再讲讲大众文艺的故事性：

过去一年里大家所写的东西，以北京说，鼓词中能用的相当好的大约有二百多段，而这二百多段里最受听众欢迎的才不过十几段。由此看来，这十几段之所以被群众所喜爱，主要是它有故事性。其他段子有一向没被人唱过，或唱过一两次就没人唱了，因为它们缺乏故事性。也有人说抗美援朝的宣传作品作成故事很难，但还是要留心去找的，假如留一点神，抗美援朝的故事也不少，像东北美机的扫射伤人，打伤了渔民，打伤了火车司机等等不是故事吗？到处开控诉大会，那些美兵强奸妇女，枪杀车夫的事实不也是故事吗？写抗美援朝的东西，要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像其他的文艺作品一样要具体地表现出来，写标语口号是不会成功的。

也不要认为写鼓词容易，不必要有思想性。我以为写鼓词也必须像写一部小说一样，先用散文写好一个故事，把人物性格详为分析，把中心思想安排好，这样我包你成功。人物没有分析，性格没有明确是不行的，以文艺作宣传要具体表现出来，经过揣摩斟酌之后再写，就不至于空洞无物了。

第二个办法是要从各方面去想，不要走一条道。不要说没去过美国没去过朝鲜，怎样写美国与朝鲜呢？这没有关系，想一想：在抗美援朝运动当中你自己有多少问题，你家里有多少问题，工商界有多少问题？找大家谈一谈就可以，不必上美国去。我在来津之前，有一天我最小的孩子找我要一千块钱要买慰劳品，第二天他又找他母亲要一千块钱，还是买慰劳品，于是我就想起来一段一家子抗美援朝的相声，这里边没有美国，也没有朝鲜，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所以我们不要尽向着抗美援朝这四个大字着慌，你可以写出你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第三还要注意趣味性，有一般人认为宣传是要瞪着眼地做，实际并不这样，而是要严肃的写，并且带有趣味性的写，让听的人点头咂嘴，带着笑听。不要把几十句标语口号堆在一起，大家不要听标语。而是要听你的与众不同的东西。

第四：写东西不要吓唬人，有些人写美机暴行如何地残酷，使人害起怕来。我们要写我们的力量，宣传我们的不怕，切不可做反宣传。

这是我在故事性方面所想到的，提出来供大家作参考。下边我再讲讲关于思想的问题：

我们所写的是大众文艺，其中所要宣传的思想是要渐渐地渗下去，而不是整桶的倒下去，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不要贪多。科学普及局有些同志告诉我，在大众文艺中宣传科学知识，一次只需要一点点就行了；太多了不易收效。但在写作之前思想的准备要顶多，要多讨论，要多看书，要多收集材料。在写的时候只要一点点就够了。譬如说相声，前半段多是打趣，扯来扯去，最后能扯出一点东西来就行，就收效。如写美国是纸老虎，若是第一句就说出来是不行的，必须慢慢地讲，使大家知道原来如此，美国的确是纸老虎。而且也不要尽说它是纸老虎，也得说说我们不怕它。在对反美宣传中，我们不能否认有些人是有崇美恐美的心理，于是有人绕大弯子解释这个问题。其实对大众最好拿现成的事来解释，你说他文明，他为什么来轰炸人？为什么侵略朝鲜？这不干脆么？还有高丽棒子的问题，大家都应当在写作之前准备用什么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使大家容易明白。

在今天做宣传工作，不是想起什么说什么，这是我们失败的地方，特别有些十五六岁的学生最爱这样。现在不是宣传我们所知道的，而是宣传社会所要知道的。看看现在的社会上有多少谣言；商人中有一部分人怕打仗，一部分老百姓也怕打仗，更何况还有美帝蒋匪潜伏的一些特务乱造谣言，我们要针对着这些事实去作宣传。我们要收集这些东西，回来作小组讨论，这样才能跟社会联系起来。反之，说者尽管说，听者不愿听，结果是劳而无功。只有深入社会才能找出问题，有了深入的准备才能作深入的宣传。所以要先接触问题，而后才能深入问题，由浅而深，渐渐就可以把宣传提高了。

现在，对象是一般民众，而他们知道的少，所以要写的通俗，今天写的是通俗文字，而明天并不是就停留在这一点上，在今天是越简单越明快越好。

大家知道写快板是一种好的形式，活泼而能用，但是在军队里就缺乏很少的军歌，小学校里小孩子也缺少简单的歌，这些都是今天应当写的通俗的东西，今天写很浅的歌，并不阻挡将来的发展，像人人知道的小孩语：“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何尝不可以改成哭着喊着要参军呢？

作宣传主要是看对象，这是很要紧的。再有是怎样来写，严密的组织，经常的讨论。北京市文联从抗美援朝起就打开大门办公，每天有工人来，学生来，同仁们来送稿子，然后我们选好的送给全国文联，再由全国文联向全国推广，将来可能不但作推广而且作奖励，特别是对于艺人方面，因为他们写的新词很多。

我还觉得伍修权代表的一篇发言是抗美援朝的最好文字，假如按他的话，一句句用土语用俗话编成通俗韵文，也是很好的。

还有在宣传方法上，做的也不够。曲艺方面比戏是要多些，现在可以考虑怎样把曲艺插到戏剧里去，像《大溪皇庄》，《　蜡庙》，《新纺棉花》等未尝不可以插进去一些新的抗美援朝曲艺。或者在两出戏之间唱一段也好。改一出大戏不容易，然借丑角来说几句，想法插进一点也可，因为丑角在台上是可以随便说的。

最后，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作了很多宣传文字，我以为应选几段最好的改一下，文字加工，唱腔加工，加工再加工。新词若不加工，便唱不过老段子，因为老玩艺唱过多年，都经过加工，而新词则多是粗枝大叶地唱。过去刘宝全先生本人是个音乐家，可以自己创作新腔。现在我们只把新词交给艺人，他们多是用了最简单的腔来唱出的，这样新词就吃了亏。在我小时候，在北京人人能唱两句谭鑫培的“店主东，带过了……”后来刘鸿升红了，人人又能哼“天作保来地作保……”新词中是否有一段能够像这样普遍流传的？任何一个学生，工人都可以唱，假使做到这一步，就必须用心地加工再加工！

原载1951年1月1日《文艺学习》第二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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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是作者1950年12月10日在天津文化局、天津市文联及南开大学文学院举行的文艺讲座上作的讲演。由芦江、刘一凡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