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

在排演以前，这个剧本已写过十次。每一次都是从头至尾写过一遍，不是零零碎碎的修改添减。枝枝节节地这儿添一点，那儿减一点，永远不如重新另写一回可靠。用碎布拼凑，不容易作出美丽的衣裳来。

写十次，一共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其中因病因忙，时有停顿；要不然，必不会拖延得这么久。一九五二年是个忙年，一个运动紧接另一个运动，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未了，又接上另一项。可是，在万忙中，我总抓紧时间，藕断丝连地写剧本。

我们应当忙，我们也应当写作。我们不该借口忙迫就搁笔不写。同时，我希望，领导上也该设法调整作家的工作，不要教他们忙到不可能拿起笔来的程度。

剧本的初稿是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后半月开始动笔的。那是北京的“五反”运动逐渐进入紧张阶段的时候。许多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个剧本，纪念这个伟大运动。他们以为：这个运动既是史无前例的，又是极有关于今后的国家建设的；就是对于世界上正待解放的人民，也不无教育的价值——一旦得到解放与政权，而必须与资产阶级合作，就必须警惕这阶级的进攻。这样，这就不是个简单易写的剧本。

我本想约集些位朋友，共同计划一个剧本提纲。可是，朋友们和我都正忙着参加“三反”或“五反”的工作，没有空闲，假若我等着大家都稍有空闲再共拟提纲，那就须一直等到两个运动结束了的时候。创作须有热情；在一个运动中间写这一运动，热情必高于事过境迁的时候。我明知道，运动结束了，我才能对这么伟大复杂的一个运动有全面的了解。可是，我又舍不得乘热打铁的好机会。

我决定不再等，而仅就个人所能理解到的独自起稿。这方法有缺点，即对整个运动发展的来龙去脉还没看清楚。它可也有点好处，好歹有个全稿，容易和朋友们商讨。大家凭空共议提纲不是件容易事，往往谈来谈去，莫知所从，乃至无结果而散。有了一个准稿子，大家就可以集中讨论了。

初稿草成，我把它交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朋友们，说：“请给我看看吧！有可取之处，请提意见，我去另写一遍；若全无是处，请扔在字纸篓子里。”

虽然大家都正忙着“打虎”，可还抽空读了我的初稿。他们告诉我：内容欠充实，但有一两个人物。凭这一两个人物，值得再写。

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一部文艺作品，找故事容易，写出人物困难。没有人物，不算创作。

我另写了一遍，再和大家讨论；然后，又写了两遍。这四次的稿子大致相同。在人物方面，集中力量描写不法资本家，而且写得相当生动。在故事方面，写的是“打虎”，因为在那时节，大家只知道“打虎”，还不大理解别的。剧名就叫《两面虎》。这是个描写运动本身的，类似活报戏的作品。

随着运动的发展，大家看出来第四稿的缺点——只见不法资本家的猖狂，不见工人阶级打退进攻的力量。故事始终围绕着一两个资本家的身边发展，写到了他们的家属、朋友、亲信，和被他们收买了的干部，而没有一个与他们对立的工人队伍。这样，所有的斗争就仿佛都由感情和道德观念出发，而不是实打实的阶级斗争。虽然他们的儿女、老婆、朋友也喊“要彻底坦白”等等，可是总使人觉得假若不法资本家把心眼摆正一点，不口是心非，也就很过得去了。这样的“两面虎”，只近似假冒为善的一个伪君子，不能表现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这是暴露某些资本家私生活的丑恶，离着“五反”运动的阶级斗争的主题还很远。不行，还得另写！

从前四稿中资本家的营业看，也得另写。剧本中的资本家是搞营造业的。在当时，营造业是检查的重点对象，所以我也就人云亦云。可是，一般的营造厂往往是有个漂亮的办公室就可以做生意，它只有店员与技术人员，没有生产工人。当然，店员们也是工人，也可以斗争不法资本家；但是，剧本中若只出现几个店员，总显着有些先天不足。况且，营造厂既不生产什么，也就很难用以说明政策中的斗争与团结的关系。

看出以上的缺点，大家决定：第一，须把不法资本家由家庭中搬到工厂里来，面对工人。第二，工人须在戏剧中占重要地位。第三，不法资本家须是产业工厂的主人，不是营造业的。第四，得有检查组上场，掌握政策。

这个变动相当的大，几乎是将第四稿全盘打烂。可是，我并没害怕，热情比害怕更有用。

我又写了两遍：不法资本家变成了私营铁工厂的厂主，有工人出来斗争他，有争取高级职员，有检查组登场；他的家属只留下个小女儿，其余的人都删掉。这就是五、六两稿。

关于检查组的情形，不难知道。人民艺术剧院好多朋友都参加过这项工作，他们供给了用不完的资料。铁工厂的情形也不难了解；这时候，厂主们已受了教育，有了觉悟；他们肯将过去的错误说出来。难处是在描写工人。

这时候，人民艺术剧院的三十多位朋友到一个私营铁工厂去体验生活。于是剧稿就有机会读给工人们听，我自己也得到机会访问工人和资方，并且到劳资协商会议上旁听。这样，剧本中的工人的生活、语言，以及在“五反”运动中怎么活动，都逐渐地有了个轮廓。

可是剧名还是《两面虎》，内容也还是“打虎”。这虽比以前的稿本内容充实了一点，可依然是写运动本身的现象；有了斗争，斗争是为了什么却不十分明确。

已经到了夏天，北京的“五反”运动进入结束阶段。知道我正在写这个剧本的朋友们说：“五反”运动既已基本结束，就应当写得更全面一些，更深入一些。比如说：戏不由“五反”写起，而推到“五反”以前，写出不法资本家怎样施放五毒，以便逼出“五反”运动的重要与必要。结尾呢，也不是把违法资本家送交法院，而是团结了他；教他明白：若能遵守共同纲领，规规矩矩地发展生产，他还能有生活，有用处。这不就有头有尾，真像完整的一段“五反”历史了么？由描写“打虎”的情况，进一步去写也团结也斗争的政策，不就深入了许多么？

我接受了这个好意见，决定加头添尾。

这又须把前稿全盘打烂。一个剧本不能中间不动，硬穿上靴戴上帽；更动一点全体都得更动。而且《两面虎》已有四大幕，再加上头尾两幕，成为六幕大戏，演五小时，也不像话。还须重新另写。

为团结作准备，就须表现资本家的好坏两方面；光好不坏，就无须斗争，光坏不好，就没法团结。也只有这么好坏兼顾地描写，才能使人物深厚；也只有这么描写，才能符合政策——不是消灭资本家个人，而是肃清他的污毒。这样写，已经不再是《两面虎》中的“两面”了。那个“两面”，前面已经略略交代过，是伪君子的“两面”，口中甜蜜，心里虚伪。这一回的两面是由实际行动，表现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比如说，在解放后，工商界受到政府的种种照顾，大家的生意不但没有垮台，反倒更好作了。资本家们，一般地说，是真心地感激政府；是真的，不是耍嘴皮子。因此，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也的确热诚地参加，踊跃地捐献。他们懂得拥护政府，爱自己的国家。可是，在另一方面，只要有机可乘，他们又会见钱眼开，不惜施放五毒。多赚钱，在他们看，是天经地义，他们想不到施放五毒是罪行。他们有不少这样的两面性。能抓住这类的“两面”，就差不多抓住了他们的阶级本质。能抓紧这一点，就可以用他们在作生意上的实际行动和“五反”运动紧紧结系起来，扣紧主题，不必旁生枝节。《两面虎》的六次稿本，至此一概撤销。

放弃了第六稿，我又重新写过三遍。第七至第九这三部稿子既须顾及运动的全面，就必须吸收更多的资料；专为组织再组织资料，也须至少再写三遍。同时，这三部稿子是企图由描写运动本身的情况改为通过政策写出“五反”的全部意义，所以也须重新组织资料。

第九稿写成了五幕十一场，大得可怕！

为参加几项重要政治任务，我日夜忙碌，一个半月没能写一个字。可是，每逢有一会儿休息时间，我就细细“咀嚼”第九稿中的人物。这样，那从第一稿到第九稿始终未被淘汰的人物已在我心中成长起来，那不大成熟的次要的人物也慢慢地得到照顾，我不断地盘算如何用三言五语使他站立起来。这对于我写第十稿大有好处。

同时，人民艺术剧院的朋友们也感觉到：这个剧本的写成，的确具有民主精神，大家的意见都包括了进去。可是，经过大家的讨论再讨论应当以什么为主题和学习再学习“五反”文件之后，大家觉得穿插那么琐碎，能否每一情节都对主题有所发扬，使主题明确呢？这一怀疑，使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前，大家争先恐后地把参加检查组的实际经验，和在工厂里获得的体验，都要组织进剧本里去，惟恐内容不真实丰富。现在，大家冷静地看出来，剧本不应当是记录；为使主题明确，靠记录式的写法不会成功。

于是，大家开始按照第九稿另写提纲，把不必要的情节都删了去。等到我稍为空闲了点，他们把提纲拿来，跟我商议。他们拟就的提纲本身还是太长，虽较比剧稿简练了一些，可只能说是消了一点肿，还不像筋是筋骨是骨的健康样子。

大家的意见是：

（一）确定主题：又斗争又团结。

（二）我须按照第一稿的精神，参考着新提纲，重新写过。所谓第一稿的精神就是一气呵成，不蔓不枝。

（三）希望不要群众场面。舞台上人多并不一定足以表现力量，而且很难处理。

（四）多描写资本家，因为“五反”运动斗的是不法资本家，不是别人；他应当是主角。提纲中虽已把运动初期工人们的欠团结，有顾虑等等删去，可是资本家的戏还太少，由我设法补充。观众要看的是资本家如何受教育，如何在思想上有顾虑，起变化，作斗争。多写工人们彼此间的小纠纷，反倒会冲淡了他们斗争不法资本家的力量。

（五）不要教不法资本家出“洋相”——那是粗浅的暴露，没有什么教育价值。因为不教他出“洋相”，所以从前按照一般的“打虎”情形所描写的，什么你喊：“低下头去！”他嚷：“彻底坦白！”就都用不着了。我们须“武戏文唱”。

（六）以前，费过许多工夫，描写工人和检查组怎么研究、核对违法行为的材料，真是人人精细，各显其能，给不法资本家摆下天罗地网，教他无法逃脱。现在，大家既明白了主题所在，也就知道了费很多力气在台上查账，远不如多费力气检查思想。能够从思想上设下天罗地网，不法资本家才能明白政策，坦白罪行——这才是检查组的重要工作，再说，查账、对材料，也很难有戏。

这些意见都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研究九部剧稿，学习政策，与体验生活三方面中逐渐体会到的。这是企图由记录与报道绕了出来，去集中力量掌握主题。

我也有一些小意见：

（一）我能按照大家的意见改善剧本，因为我已把人物一一重新想过多少遍，心中有了底。我若是能三言五语地描画出个人物来，就不必多绕着圈子用零碎的事儿去烘托。

（二）我会狠心地删去不必要的情节，抓紧主题。

（三）连最后的斗争大会也不要，省得满台都是人，挤到一块没有戏作。这样也省得教观众一见台上站满了人，就准备戴上帽子。

很顺利地我写成了第十次稿本。全剧只有三幕七场：第一、二、三幕各两场，另外有个尾声。

以上是说写这剧本的经过。以下，说几个问题：

（一）或问：假若你等到“五反”运动结束以后，再动笔写这个剧本，大概就不会费这么多的事与时间了吧？

我说，因为我下手早，所以朋友们与我能随着运动的发展一步一步地发展剧本，欲罢不能。随着运动走，资料是活的；运动已过，再去回顾那么多资料，我就会望而生畏，没有胆量去写这么大的题目了。写作没有捷径，全靠功到自然成。写一遍有写一遍的好处，写十遍有写十遍的好处。一稿写十次并不算多。

（二）或问：剧中好多材料是间接得来的，并不都是你个人的经验，难道倚赖间接经验也能写出作品么？

我说，不应专靠间接经验。假如我自己参加过“五反”运动中的各项工作，而且长期下厂体验生活，我一定无须花那么多的时间才把剧本写成，也可能写得更好一些。直接去体验生活是必要的，吸收间接经验不足为法。

（三）或问：这样倚靠别人帮忙，写成的作品，能算你自己的创作吗？

我说，不算。这应算集体创作，由我执笔。此事，我已征求过人民艺术剧院领导人的意见，他们说：算了吧，由你个人出名发表吧。我很感谢他们的客气。不过，更要紧的倒是在这闹剧本荒的时节，大家——剧作家与导演、演员们——理应协力合作；大家要打成一片，共同讨论全剧的组织与主题，有计划地去体验生活。这样，就可避免作家闭门造车，演员们盲目地去体验生活。

（四）或问：写这个剧本有什么心得？

我说，经过写稿十次，我悟出一点道理来：不论我们要描写什么新事物，因为它是新事物，我们一上手总会被事物中的技术问题或表面现象诱惑住。以“五反”运动来说，我们一上手总会十分注意检查的方法和斗争的方式。我们为写“五反”运动而到工厂去体验生活，也免不了首先要问工人们用什么方法“打虎”来着，和“老虎”用什么方法希图混过关去。这样，我们所了解的便是一些斗争过程中的方法与手段，不是深入地发掘根本思想。把这些手段与方法写出来，的确显着火炽。可是，这不过是表面上的火炽，骨子里未必有真东西。我们必须从这些表面现象中绕出来，抓住那足以支持全剧的主题思想，才能免得见树不见林。

这并非说，那些表面现象都值不得搜集。我们必须掌握它们，因为它们是那一段生活中的现象，是可以捉摸到的具体事实。我们应当多多搜集它们，越多越好。可是，到了最后，我们必须找到比它们更重要的东西——思想和政策——作为主要的提线；用这条线串起那些现象，我们才知道何弃何取，不至于被小情节缠绕住，而忘了更重要的东西。感动人的戏不完全仗着几段漂亮话或一些巧妙的小手段支持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惊心动魄。

我们需广泛地搜集材料，从大处落笔。

前面说过，大家教我在写了九遍之后，再翻回头来，按照第一稿的精神再写一次。我照办了。但这不是又拾起来第一稿，添添减减，绝对不是！写过九次，我已经掌握了用不完的资料，可以自由选择，不再把任何一个情节都看成宝贝，该留的留，该扔的扔，我必须变成资料的主人。这样，我才能按照第一稿的精神，集中力量描写怎么斗争和团结资本家；一切资料都须受这主题的控制。这样，知道的多，写的少，便能游刃有余。知道的多，交代的少，便能交代准确。

下厂体验生活的朋友们也掌握到了上述的精神。

我也体会到：狠心地删改是必要的。在前九稿里，每一稿都有些相当好的戏和漂亮的对话。可是，第十稿并非前九稿中所有的好戏与漂亮话的堆积。不管前九稿中有多么好的戏与对话，用不到第十稿中去的就一概抛弃，毫不留情。勉强留下来的情节与对话会变成作品的疮疔。好药也许有毒，假若用在了错地方。

戏剧不是平平地叙述事实。假若以叙述为主，一切事实就都可以放进去；结果是哪件事都可有可无，不会有戏剧性。第八、九两稿就吃了这个亏：讲到团结工人，就有三场戏；讲到不法资本家，就有好几位，各耍一套花样。这就犯了不分轻重宾主，有闻必录的毛病。为矫正此弊，第十稿只很简单地交代了工人的团结和如何争取高级职员，不法资本家也以一人为主，别人都听他的指挥。这就简练集中了。假若写得好，斗争一个不法资本家，也就是斗争一百个不法资本家，不必在一出戏里，东斗一个西斗一个；把“百家姓”都斗完了，并不见得能成为好戏。

这个剧本不能依照一般的戏剧发展的法则进行。按照平常的办法，剧本的第一幕总是介绍人物，主要的人物都须出来与观众见面。这个规矩，我就用不上。检查组组长是个重要人物，但是他不能在第一幕露面。在“五反”运动中，检查组的人与被检查的人是毫无瓜葛，没有过来往的。我不能为了一般的戏剧法则就放弃了真实。

同样的，剧中第一幕出现的人物，如次要的不法资本家，与受贿的干部，到后来或因已入法院，或因正在交代贪污受贿的问题，不能再出现舞台上，我也就干脆不再管他们。

这样，人物有的出现得很迟，有的见头不见尾，都不合乎一般的剧本写法。但是，我就按照“五反”运动的实况，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没有给他们绕着弯子想办法。有些新事物是不受普通剧本写法的约束的，用不着作者多费心思。

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很多，有话可说的就是二十四个。在八、九两稿里，对待人物取了平均主义，惟恐冷淡了任何人。于是，全剧的组织就零散琐碎；人物出来进去，不过是些“过场戏”。第十稿取了不同的态度，重要人物的戏多，次要人物的戏少，甚至没有戏。这样，主题才能通过重要人物继续发展，不至于被次要的情节给扰乱。起初，我想尽量的“裁员”，可是只能由二十七八个减到二十四个，不能再少。不法资本家既要施行有组织的进攻，既要订攻守同盟，就不能只出现一两个人；为了表现工人有组织地积极参加“五反”，也不能只出现一两个人；检查组是代表政府的，也不能太寒酸。这样，全剧用二十四个人（只算有戏词的）实在不算多。二十四个人可不能人人有戏——一出戏不能演八个钟头。好，没戏就没戏吧。主要人物老有戏一定比较次要人物喧宾夺主强。这个主意拿定，就减去了好多过场戏，举个例说：在第八、九两稿里，为了人人有戏，描写了检查组工作人员和工人怎么在一块儿画漫画，贴标语，连怎么打浆糊也没忘下。可是，后来细想了想，这有多么大的用处呢？有什么戏剧效果呢？不错，它确是能够烘托出一点运动中的生活来；可是，工人们和检查组都忙着画图，贴标语，打浆糊，并不足以有力地表现出他们的斗争力量；而且，处理得不好，倒减少了力量。这是因人设事，好教没机会说话的角色说几句话。这种场面很容易写，而容易写的也就往往是败笔，一个伟大的天才作家可以用许多场面表现生活的多方面，而还能产生总的戏剧效果。没有多少天才的人，像我自己，就顶好不冒险去铺张。抱定了主题，集中力量去写，还是保险的办法。

写了这么多字，倒好像是我宣传这个剧本怎么了不起。不是的。我只是要把这次写作的经过与心得交代出来，希望能作学习文艺写作的人们一些参考。至于我这剧本是好是坏，还须待演出时才能看得出来，假若部分不好，我准备再接受意见，修改再修改；假若通体都不好，就放弃了它。

我们应该立志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可是要准备好，优秀的作品不专凭愿望就能产生，而是最多最大的劳动的果实。

写完前面的一大段话，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就按照第十稿试排此剧。因为剧本内容涉及的问题是那么重大，所以每当全剧连排的时候，剧院就邀请领导上和专家们来看，请求批评。他们不但随时提出大至有关原则的，小至一言一字的修正意见，而且有时候约去剧作者与导演详谈有关的问题。这使我感动，感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写过剧本，我所遭遇的是禁演与打击。今天，我得到无微不至的鼓励和帮助！

有的首长甚至在看过排戏之后，约去某个演员，询问对所演的某一场戏是否觉得舒服。赶到回答是“别扭”，首长才委婉地告诉我：那一场戏恐怕有点毛病。首长们就是这样体贴作家，热爱艺术！

首长们不仅提供有关政策的意见，他们也注意到服装、布景、灯光、造型上的等等问题。他们并不因为能够掌握政策而忽略了作品的艺术性。这使我明白了：艺术性越高，宣传力才越大的道理。以前，我总多少抱着这个态度：一篇作品里，只要把政策交代明白，就差不多了。于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束手束脚，惟恐出了毛病，连我的幽默感都藏起来，怕人家说我不严肃。这样写出的东西就只是一些什么的影子，而不是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艺术品。经过这次首长们的指导与鼓励，以后我写东西要放开胆子，不仅满足于交代明白政策，也须不委屈艺术。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写出像样子的东西来。

前面说过，这剧本最初的主题是“打虎”，后来进展为“又斗争又团结”。在排演中，领导上与专家们看出来：又斗争又团结是对的，但是还须表现出“五反”运动的胜利是工人阶级的胜利，否则剧本的结局必会落到大家一团和气，看不出为什么“五反”运动足以给国家的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顺着这个意见修改剧本，我必须作：

（一）再加强工人的戏，要使工人始终和资方交叉在一处，随时作对照，随时有斗争。第十稿的重点放在了描写资本家，对工人写得还不够。我须添写工人搞“五反”搞得那么起劲的原因，和他们得到什么胜利。这么写，全剧中工人的活动的来龙去脉才会和资方的由猖狂进攻而认罪悔过的始末根由结系起来，“五反”运动才能不是灵机一动的偶然事件，而是事有必至的一个重大运动。因此，我须在第一幕的两场（都是资方的戏）之间，加一场工人的戏，使工人生活揳进资方的生活，好使劳资两方不同的生活作鲜明的对照。在这一场戏里，工人已感到资方有毛病，而不知道那些毛病造成的危害有多么大，因为这是“五反”以前。他们知道资方有毛病，可是他们自己团结得还不坚固，没有力量去斗资方。于是，他们切盼毛主席给出个好主意。这样，“五反”运动就有了它应有的根据，并不是忽然由天外飞来的。这样，工人们一听到毛主席的号召，就热烈地投入斗争中。这样，工人们的品质、性格和形象等等也都可以早些介绍出来。这是个很宝贵的建议，也是剧本中很重要的改动。

以前为什么没想起这么写呢？主要的原因是自己的生活既欠丰富，而又急切地要交代政策，惟恐人家说：“这个‘老’作家不行啊，不懂政策！”于是，我忽略了政策原本是从生活中来的，而去抓住政策的尾巴，死不放手。写一段生活，用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使人们体会到政策，才是骑在政策的背上，而不是扯着它的尾巴。这么写，才可能使作品既有艺术性，又有思想性，而不是面色苍白的宣传品。

前面我说过：“我们必须找到比它们（事实）更重要的东西——思想和政策——作为主要的提线；用这条线串起那些现象，我们才知道何弃何取，不至于被小情节缠绕住，而忘了更重要的东西。”现在想起来，这段话有些毛病，那就是：既想用思想与政策串起事实，就不能不时时刻刻惦记着它们，不能不一有机会，或甚至故意去造机会，交代它们。这必成为八股文章。这样的创作方法——也正是我三年来因怕被指为不懂政策而采用的方法——是不大健全的。现在我明白过来：从现实生活中体会政策，以现实生活表现政策，才是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剧中的一切都从生活出发，使观众看过之后能意味到政策，细细地去咂摸，由赞叹而受到感动，才能有余音绕梁的效果。所谓政策的尾巴，却正与此相反，它是把政策看成为生活而外的东西，随时被作者扯过来听用，结果是政策变成口号，剧中人成为喊口号用的喇叭。

（二）第三幕原有两场，并为一场。这是为：（1）给第一幕新加的一场匀出点地方，否则戏会太长。（2）两场合并可以使劳资两方再行接触；检查组不过是来执行政策，不必多抢劳资两方的戏。（3）在第十稿中，前面说过，我认为已逃出“五反”运动中的真情实况的束缚。事实上，第三幕仍然用的是自然主义的写法，未加提炼。为了描写逼真，我把不法资本家放在一间不体面的小屋里，一会儿进来一个人，一会儿进来两三个人，跟他讲理，交代政策。我忘了这么出来进去，像戏不像戏，也忘了场面好看不好看。不错，在这使人闷气的小屋里，的确交代明白了政策，可是怎看怎不像戏。它使观众的眼与耳都感到不舒服。改写之后，人物都活动开，台上也不再是那间不体面的小屋，连演员带观众都松了一口气。艺术要提炼，不是给百货公司照一张像片的事。舞台上要美，令人越看越入神，不可令人低头不敢仰视！

（三）末一场，尾声，最难办。只描写“五反”后劳资两方的一团和气是不够的，也不大对。第十稿的尾声是以一团和气为主，这必须改写。

在改写尾声的时候，想出两个不同的写法：一个是简单地写一段事，借着这段事表现“五反”后工厂的新气象；一个是给“五反”运动作个简单的结论。前者的艺术性高，因为它是具体的表现，不至于只空说政策。可是，写什么样的一段具体事实呢？很难想出。的确，既是尾声，它可以不完全和前三幕的事情紧紧相连；可是，一弄不好，就容易写成另一故事的开端，没法闭上幕。还有，它可能需要新人物登场，也不易处理。这样，明知道这会有较高的艺术性，我可还是采取了第二个办法——给运动作结论。

怎么做这个结论呢？十分困难。既是尾声，就不应很长。那么，从篇幅长短来说，它就担不起作结论的责任。反之，只交代一部分问题吧，又嫌挂一漏万。而且，不管交代什么和交代多少，总是交代，不是戏！这是致命伤！前三幕因添一场，并两场，我又重新改写了两遍，写成第十二次的稿本。尾声又写了六遍，还是不很好，希望以后有工夫再改，就不在这里再多说了。

全剧大体上固定下来，还没有一个好剧名，这也费了不少心思。一直到剧院要去发公演的广告了，才决定用《春华秋实》。这不是个顶好的剧名，可是从大家供给的几十个名字中挑选，它还算不错，暂且将就着用吧，以后再改。

最后，我必须乘此机会向领导上和专家们，以及许多给我提过意见的朋友们致衷心的谢意！没有大家的帮助，这个不很好的作品一定不会有写成的希望！我也应当感谢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的朋友们，他们不但始终不懈地帮助我修改剧稿，随时供给资料，而且热诚地、毫不厌烦地，排演这改了又改，改了又改的剧本！

原载1953年4月11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