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通俗文艺

怎样写通俗文艺[1]

在今天，无论写什么，写得通俗一些必有好处。

可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章，还有许多很不通俗的或不够通俗的。我想，这是因为：

一、写文章的人在思想上还有没搞通的地方；或是：

二、还没有掌握住技巧。

咱们先说第一项：

据我所知道的，文人往往有这么个心理——自己写出的文章，必须使内行看了拍案叫绝，外行们懂不懂倒没大关系。写了一篇文章，有一二知音给喝彩，也就够了，管那些“愚夫愚妇”干什么呢！即使连一二知音也没有，就独自欣赏也好，反正不能降格相从，顾及大家。

这态度，在从前，已害得文艺成为士大夫阶级中的专卖品，与民众脱了节。在今天，这态度就更要不得，因为今天的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若是文人写了只给文人看，怎么算为人民服务呢？

在从前，这文人写给文人看的态度，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专制的君主，和蒋介石一类的统治者，极怕人民读书明理，闹革命，所以提倡古文，好教民众看不懂，而文人能写出民众看不懂的东西，便可以高官得作，骏马得骑。

现在的情形可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是惟恐民众落后，力求人民个个能读书明理，所以他不惜说了又说，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那么，假若我们还不肯放弃文人写给文人看的态度，就未免太顽固了。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向自居为先知先觉，怎好在这人民翻身的大时代里，反倒变为顽固老儿呢？

另有一些人，以为古文可以收起去了，可是五四以来的洋派儿的文字还是万不能丢掉的。他们在文字上抱着五四“传统”，死不放手，认为唯其如此，才够得上新文艺的嫡传正统。跟他们一提到写鼓词、相声……他们就紧紧摇头，说：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商籁体的白话诗与带洋味儿的散文，怎可以“开倒车”，又去搞鼓儿词呢？

就是劝他们改一改笔风，把文字写得清浅明畅一些，他们也不干。他们以为他们用惯了的欧化文法与新名词都是了不起的东西，万难割舍。他们可是忘了，《水浒传》与《红楼梦》那样的伟大作品里并没有欧化文法与新名词，还是照样的伟大。恐怕呀，他们心中还多多少少存着点崇洋病，洋的好，国产的不好。

其实呢，莎士比亚的伟大，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伟大，我们大可不必拉着何仙姑叫舅妈。我们的伟大倒是在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字、我们的作风，创造出我们自己的伟大作品来。我们的伟大不在能偷取莎士比亚的一二修辞，或一点技巧，而是在以莎士比亚创造英国伟大文艺的气魄，去创造我们的伟大文艺。我们不应叫莎士比亚或任何名家，挡住我们自己的去路。我们不应看见别国的作品，便叹观止矣，而应自尊自信，立志写出自己的好作品来。

我们应当爱自己的语言，像爱自己的面貌。只有热爱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才肯去向人民学习，才肯用人民的语言去写作，而感到光荣。这不仅是语言的运用问题，而基本的是思想问题——爱不爱，重不重视，我们的语言的问题。

有的人说：我们心里虽愿通俗，可是不会写大白话。这不是真话。恐怕呀，这句话里还隐藏有点心病——不肯承认大白话能产生文艺。这还是思想问题在作怪。否则天天说大白话的人，怎会不能写出大白话呢？

是时候了，我们应当即刻从思想上解放了我们的笔，教它光荣的服务于人民，教它光辉的给大白话放出光彩。

现再说第二项。

我知道，有的人的确从心里要写得通俗，而的确不会运用大白话。这怎么办呢？

我看，这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们要一拿起笔，便留神不教那些缠绕我们已久的洋词儿出头露面。比如说，我们刚一想起“涟漪”、“跌宕”、“范畴”等等，就应当卑视它们，看一看不用它们究竟能不能还传达出我们的思想来。我们要承认信笔写出人民不懂的修辞是偷懒，也要承认文字的好坏并不依靠会转文或用新名词与否。我们是为人民写东西，就必须尊重人民的语言。人民能懂我们的文章，我们就尽了职，否则溺职。同时，我们不要消极的以为人民不懂“涟漪”与“范畴”，所以我们才皱上眉把它们删去，而要积极的去在大白话中找出金子来，证明我们是全心全意的在创造大众文艺，而不是敷衍了事。假若我们能抱定上述的态度，我们就能发现大众语言原是一座取之不穷的宝库。然后，我们便会自动的放弃了那些腐烂的“文艺”修词，而愉快的运用人民的语言。

要学习人民的语言，就须去体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活才是人民语言的字汇词典。若只是摘取民间的几个惯用的词与字，点缀一下，便是尾巴主义。

这便颇不容易了。可是，天下哪有不经过艰苦的学习就能成功的事呢？为人民服务是件重大的事，我们根本就不应当抱着三下子两下子就能作好的幻想。我们若不立下改造自己的文字的决心，就永远摆脱不开“涟漪”等等的缠绕。

第二，试用大白话写文章，最使我们感到别扭的是：我们总觉得白话不精炼，老是拉不断扯不断的说上没结没完。这，毛病不在白话，而在我们没用心去精选提炼。白话的本身不都是金子，得由我们把它们炼成金子。我们要控制白话，而不教它控制了我们。我们不是记录白话，而是精打细算的写出白话文艺。我们必须想了再想，怎样用最精炼的白话，三言五语地把事情说明白了。这样，我们才能写出白话文艺，而不是没完的瞎扯。

当我们用白话写文章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并不要打折扣；不要以为这是给群众写的，就用不着高深的思想。反之，我们的责任却是用俗话传达高深的思想，而且只有能尽到这个责任才是我们的真本领。有一位北京的盲艺人，在参加过讲习班之后，创造出这样的句子：“瞎了眼的也见到光明。”这是何等的高深精到！这一句话里，说明了他怎样感激政府，怎样受了思想教育和对前途怎样的乐观。要作，我们须作出这样的白话文艺。

第三，一般人写东西，往往是只用白话写对话，而不肯用白话描写一切。这不是个办法。我们若不能用白话绘色绘声的去描写，我们的文字便永远不会通俗。假若我们写一篇小说，其中对人物、风景的描写都用一疙瘩一块的洋派儿文字，而只以白话写点对话，白话便变成了尾巴。

我们必须相信白话万能！否则我们不会全心全意的去学习白话，运用白话！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古代诗人才能用古雅的文字描写田园风景。白话也会。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儒雅的文字才能谈哲理。要知道，宋儒因谈性理之学，才大胆地去用白话，形成了语录体的文字。白话会一切，只怕我们不真下工夫去运用！我们不给白话打折扣，白话才能对我们负全责！

最后，先放下我们思想上的包袱，而后热诚的去学习，我们就能得心应手的写出通俗文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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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原载1951年5月15日《北京文艺》第二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