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所得

八年所得[1]

我是一个略会使用汉语，写些艺术性与思想性都不甚高的故事的人。

从写作上来说，解放八年来，我虽不肯偷闲，但并未得到什么令人满意的成绩。

可是，我觉得自己的收获确是不小。首先是，我知道创作是为谁服务的了。在解放前，我读过一些文艺理论著作。有的读过就算了，对我的创作方向毫无影响。有的得到我的欣赏，给了我暂时的影响。这只是一种欣赏，并没有深入地考虑过，那些理论是否正确，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影响也只是暂时的，因为既没有好好考虑过，也就并不十分相信，一看到别的主张，也许就喜新厌旧，又暂时转移了兴趣。这样，我至多只能理解到：文学作品要美，要有益人心。至于有益于什么人的心，我就不去追问了。

解放后，我才明白了文艺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也就按照这个方针去进行写作。这是个很大的收获。有此理解，我才不但改变了写作的态度，而且改变了作人的态度。这就是说，我须站在人民里边，而不该高高在上，站在人民的上边，像从前那样——从前，虽然对人民也有同情，也想为他们说话，但是总以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比他们的高，见识比他们的广，我须帮助他们，他们帮助不了我。到解放后，才慢慢明白过来，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是狂妄的。事实证明：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创造才有新社会的一切。作家除了接受党的领导，和向人民学习，便很难写出像样子的作品。作家不应是替人民说话，而是应该向人民学习，说人民的话。看清楚这一点，人民与我自己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应该是作家的良师益友，作家不该自高自大。替人民说话的态度，也就是旧小说里侠客偶然替人民打抱不平的态度。一旦侠客而投靠“清官”，便变成了统治者的爪牙，如黄天霸了。说人民的话，可就不是这样“玩票”的态度；必须在思想与感情上和人民一致，站在同一的立场上。

这可很不容易作到。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抛掉的。这个优越感的来源很多，现在只就我个人的体验，举出三个重要的：第一个便是自己的那点知识。以我自己来说，我虽没有什么专门学问，可是究竟读过一些书，而且会编写一些故事。于是就觉得自己必定有些天才，也就不由地骄傲起来。一骄傲，就看不起人民，脱离群众。越重视书本，就越轻看现实生活；越自居天才，就越轻视人民的智慧。一来二去，把自己的知识和人民的知识隔离开来，以为自己的知识是一般人民所不易得到的，而自己更无须去了解人民，从人民中吸收知识。这样，自己的知识本极有限，而又不肯拜人民为师，去丰富知识，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知识，所以作家便非狂傲不可了；不到狂傲无知的程度，便不易维持住自己的优越感了。我在解放后，才有了这点认识。是嘛，看一看全国各处的从无到有的建设，就马上会明白，每一项建设都需要多少知识啊，我们自己的那一点点知识真是沧海之一粟啊！再就革命来说，人民的斗争经验是多么丰富、党的领导是多么英明，我们在作品中反映了多少呢，反映得怎样呢？这么一想，就不该再骄傲，并且应下决心向人民学习了。

第二个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前边说到，知识分子的知识本来不大，或竟小得可怜。可是，为什么他们那样没有自知之明呢？我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在那儿作怪。资产阶级的本领里，包括着以最小的资本，求得最大的利润的“技术”。一个作家而有此思想，就不能不以为自己投资已经很多，读过几本书，写过几本书，还不应该名利双收，享受不尽么？还需要再去投资，学习新事物么？他们不肯这么去作。他们的资本虽小，而会吹嘘，自居为才子，得天独厚。他们非常满意自己的才华，岂肯去向人民学习呢。同时，他们要求一本万利，以最少的劳力，获得最高的报酬。去向人民学习多么麻烦哪！假如在名利上不能如愿以偿，他们便断定新社会还不如旧社会好，今不如昔。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看见不少这样的实例。

我生长在寒家，自幼儿即懂得吃苦耐劳。可是，我所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即使我不曾拚命地去争名夺利，可是也不肯完全放弃名利。这就是说，在旧社会里，我虽没有无耻地往高处爬，可是也不大明确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写作是为了什么呢？想来想去，似乎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很难找到别的解释。直到解放后，我才找到了正确的答案，知道了我应当为人民服务。有了这个答案，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不该再在名利圈子里绕来绕去了。

这样，我就拚命去写作了。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我对各种文艺形式都一视同仁，没有值得写和值不得写的分别。我写话剧，也写戏曲；我写论文，也写相声。在我看，米麦和杂粮各有各的用处，就都值得耕种；笔耕也是如此。

在写作而外，我也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和文艺团体的工作。有一次，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善意地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那些活动和工作呢？你是作家，你应当专心写作！当时，我没有答辩，怕得罪了客人。可是，我心里有数儿，知道自己是新社会的作家。我不能专顾个人的名利，去埋头写作；（那恐怕也写不出什么！）我必须到社会需要我的地方去。这要是搁在解放前，我必定感谢那位客人，而觉得忙于社会活动等等是不必要的。可是，这发生在不久以前，所以我感到心安理得，该应参加那些活动。这个事例或者也足以帮助说明，把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思想放在第一位，则个人与新社会的关系没法摆正，处处别扭。反之，若把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水乳交融，亲切愉快。

虽然八年来，我有上述的一点心得，这可并不是说，我在写作上已得到了惊人的成绩。这就该说到第三点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里，有的自居清高，不问政治；有的关心政治，而以个人名利为出发点，想升官发财。我大概应属于前一类。不问政治使我感到清高，这也是一种优越感。

正因为我一向不关心政治，所以今天我写不出政治性强烈的作品来。不错，看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我的确有了政治热情。可是，政治热情只能是创作的鼓动力量，而不能代替政治斗争经验，也不能代替对政策方针的正确认识。政治热情促使我欲罢不能地去写作，可是写什么呢？这就成了问题。

文艺界的某些右派分子对这问题有一种错误的解决办法：干脆不要政治，而只要艺术。那么，脱离政治，怎么去反映社会主义现实呢？他们也有办法：干脆不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根本不要社会主义。他们的办法虽然干脆，怎奈行不通，为人民所痛恨。

要描写今天的社会，而不知道今天的政治，就连一个人物也写不出来。这是我的经验之谈。看吧，以前的沿街打小鼓、收买旧货的，不是讲究买死人、卖死人吗？今天他们怎样了？他们有的已改为沿街代废品公司收货、公平交易的服务员了！他们怎么变的？是自发的？不是！在他们的改变过程中有许多许多政治工作。好啦，想想看，作家而不关心政治，找不到打小鼓的如何改造的来龙去脉，怎么去创造这类的人物呢？打小鼓的如是，理发师也如是，一切人都如是！光提艺术性怎能解决问题呢？这个人进步，那个人落后，拿什么作标准？还不是政治觉悟？这样，今天要谈艺术性，就首先应该谈政治性。艺术应该为政治服务，而且非此不可。除非我们看明白新社会的政治力量与影响，我们就无法明白每个人与社会的正确关系，也就写不出人物来。写不出人物就没有艺术性。我们不能再用旧眼光看何谓艺术。每个人，在今天，都受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思想教育，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老一套的创作方法，怎能够写出反映出今天的现实的作品呢？政治是理解新社会生活的钥匙。

有人说，我们今天的作品只是政治标语口号。这是诬蔑作家，而自己不肯改弦更张的胡话。的确，新的创作的确不容易写好，因为内容是新的，方法也是新的，没有多少范例可循。可这也正是我们所应当努力创造的。创辟途径总是困难的，可也是光荣的。我们应当不满足今天已有的成绩，可也不应妄自菲薄。不论如何，我们的作品是写了新内容，运用了新技巧的。

我想：一个作家若能够克服知识分子的狂傲的优越感而诚诚恳恳地去向人民学习；丢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且勤恳地学习政治，改造自己，或者才可以逐渐进步，写出一些像样子的作品来。这是我八年来的一点心得。当然，我这点认识并不深刻，在实践上也还不够踏实，愿与作家朋友们共勉之。

*　*　*

[1]　本篇原载1957年10月1日《新观察》第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