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山姆大叔不是我家的大叔”

在美国，刚进大学的学生在中学时就已经接受过某种程度的“公民教育”，有的中学会以“公民问答”的形式让学生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政府架构、公民权利和义务、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的中学则会在美国历史课上涉及这些方面的知识。美国大学不开设政治思想课，但许多大学都开设人文教育课。在人文教育课上，经常会有各种关于公民问题的讨论，自然而然地在另一个层次上继续学生的公民教育。

有一次，我和学生在课上读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的演说》。按照雅典人习俗，每年冬天对那些首先在战争中阵亡的人给予公葬。在遗骨埋葬之后，“雅典城市选择一个他们认为最有智慧和最享盛誉的人发表演说，以歌颂死者”。一位学生对此问道：“雅典城市”是什么意思？是指政府还是人民？选择的程序是什么？

课堂里一下子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一位学生说，葬礼演说中没有具体说明，大概是政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山姆大叔吧。这个学生的话显然是在半开玩笑。没想到有一位学生很认真地说，葬礼应当是死者家里的私事，政府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中，我不喜欢政府这样，山姆大叔不是我家的大叔。

我知道美国人一向不信任政府，但没想到会有人对公葬如此反感。我说，同意这位学生看法的请举一举手，一大半的学生都举起手来。我说，政府将荣誉授予为国捐躯的烈士，难道不应该吗？有几个学生笑了起来。我问，我说错了什么吗？一位学生说，是因为你用了“烈士”，这个字。在国与国交战或内战中死去的人，不能算是烈士。另一位学生接着说，只有像金恩博士和甘地那样为普遍正义牺牲的人才能称作“烈士”。

常有人用“个人主义”来解释普通美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其实，在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外表后面，有一种比国家集体主义更强的人类普遍道德意识。我那些不喜欢自己政府介人公民私事的学生，却都很乐意接受金恩和甘地对他们个人道德观念的影响。我问最后发言的一位学生，那你说的“普遍正义”是指什么呢？他回答道，在葬礼演说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伯里克利说，“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这句话很适用于金恩博士。要不是因为有金恩博士，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奥巴马。

一般阅读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会把重点放在他所阐述的雅典民主生活方式：全体公民的参与、自由而公开的政治生活、因对法律心悦诚服而服从法律等等。美国学生对这些都已经相当熟悉，所以在自由讨论式的人文教育课上，他们会更多地在阅读中对曰常生活中的事情表达自己独立的想法。

自由而独立地陈述自己的看法，这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的结果，比机械地死记硬背“公民问答”要有用得多。普通公民的看法在美国公共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选举就是一个例子。有人说美国普通选民有“反智主义”的倾向，其实并非如此。普通公民既然不把自己的看法视为“不智”或“少智”，又何必要“反智”呢？又例如，美国法院在挑选公民陪审员时会问，“你近亲中有当律师的吗？”谁如果有这样的近亲，往往会被当作不合格者除名。公民陪审制度注重的是普通公民的独立判断和道德良知。律师专业知识并不能保证良知和判断，有时甚至还会成为一种干扰因素。公民文化关乎政治、道德、责任、法治、爱国，但更关乎普通公民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增进这样的公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