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 棉农自杀是一个人道课题
“文革”的时候，我在昆山县陆家浜公社插队，那是个指定种双季稻和一季麦子的地方，农民一年到头地辛苦，一天工分才几毛钱。他们说起邻近的太仓县有公社可以种棉花，总是羡慕不已。至于我们插队的，如果哪个知青被分配到种植棉花的公社、大队或生产队，那更是一件足以让别的知青羨慕的事情。种棉花的经济效益比种稻麦好，工分值高，又不比种稻麦那么辛苦。农村姑娘都愿意嫁到种棉花的生产队去。出全勤的知青一年下来除了口粮，也还能分到二百来元，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
但是，今天的棉农可不是好当的。2009年10月在中国新闻网上读到一篇题为《贫困农村病患老人命运困局：“自杀风气”无奈蔓延》的报道，讲的是一些年老棉农可悲的晚景。村里每个患病的老人，几乎都“有所准备”。记者问“准备”是什么意思？说是留些农药，以便自行了断。77岁的髙冬秀还得下田干活，她腰间装棉花的袋子，总比年轻人更快地装满。年轻人摘花，旺季一天不过160斤左右，高冬秀多的时候能摘到180斤。替人每摘100斤棉花，收人20块钱，一直是高冬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高冬秀于1月12日摔伤右臂，1月29日喝农药自杀死去，她在病床上一共躺了17天。这17天，是她一生中仅有的被动休息的17天。
这则报道使我想起一年前《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关于印度棉农自杀率高的文章。仅2003年一年，印度棉农自杀的人数就髙达17107人。棉农的经济困窘和看不到出路是自杀率高的一个根本原因。在印度，这个问题演化为一个政治问题。在2004年印度大选时，现总理曼莫汗•辛格之所以能够击败竞选对手，被总统卡拉姆任命为总理的原因之一就是前政府农业政策的失败。
印度自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以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农产品也因此进人国际竞争。但是，在发达国家巨额补贴农产品的同时，印度农村的基础建设却严重滞后，政府缺乏对农民的财政支持，让农民陷入一种自生自灭的悲惨境地。曾为印度绿色革命领导人之一的斯瓦明乃森（M.S.Swaminathan，现任印度农民问题国家委员会主席）指出，“农民的自杀是我们农业所面临的深层问题的一个极端警讯。这些有的是气候的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有的则是社会问题”。
辛格政府为改善棉农的生存条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立即增加农业拨款，并开始对农村地区防洪、防旱等基础设施的调査，以一亿五千六百万美元直接帮助有“自杀倾向”地区的棉农，并扩大农业贷款，免去现有贷款的利息，打击髙利贷借款，等等。许多印度经济学家，包括斯瓦明乃森，认为这些还不够。他们建议政府在农作物发生灾害或世界市场低价格时期，以经济补助的形式，积极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印度的经验让我们看到，如果农业问题已经严重到了有的农民活不下去的地步，那么这就变成为一个全社会必须严重关注的人道灾难问题。无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看上去多么繁荣和迅猛发展，只要还有勤苦一生的农民落到高秀冬老太太这样的下场，这个经济的人道缺失就不能不是一片光明后面的黑暗。这样的问题就好像是月球的背面，人们虽然不一定能亲眼看到，但却不是不知道它的存在。
对于农民的困苦和绝望，普通公民除了同情和呼吁帮助之外，真正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能实际改变农民处境的是那些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的经济学家和那些制定和执行有关政策的政府人员。他们才是可以对农民有所具体解救行动的人。
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对于高冬秀这样的棉农，“说话”和“办事”已经不是两件可以分开来做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对于高冬秀这样的棉农，经济已经不再是富不富的问题，而是活得下去，活不下去的问题。在许许多多人先富起来，并暴富起来以后，他们是仍然陷于贫困的一群。希望他们不要成为不得不在贫困中忍耐至死的一群。帮助他们不光有经济意义，而且还有人道意义。如何既替他们说话，又替他们办事，应该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有关人员的一个人道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