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 影视故事里为什么没有“艾滋病”

第18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于2010年7月在维也纳召开，来自193个国家的19300多人参加了总共248场会议，成千上万的代表和艾滋病活动人士参加了全球村的各种倡导活动。中国的艾滋病形势也很严峻，光2008年的前9个月，艾滋病就造成了大约7000人死亡。而结核病与狂犬病则退到了第二、三名。对今天银屏上的故事来说，“无病不成戏”大概不是夸张的说法，但艾滋病却是明显缺席了。疾病本身并不是一种有趣的故事题材，但疾病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情节发展机制。疾病本身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十分单调，无非是疼痛、邊弱、难受。同一种疾病都是同一种症状，缺乏有变化的细节。浚有变化就会乏味，就没有故事价值。伤风感冒的都是一样的头疼脑热、淌眼泪、流鼻涕。食物中毒的都是一样地疼痛、呕吐、拉肚子。

对于故事来说，有意思的不是病本身，而是病对人物的影响。病对人物的人生和命运发生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后果，这才是病的入戏之处。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角安娜得了产后热，她的病成为小说故事的髙潮和转折。故事并没有在安娜的病上多花笔墨，因为重要的并不是产后热有什么样的症状，而是安娜快要死了。安娜破坏了她那个社会的规矩，有了婚外情，她的丈夫要和她离婚，她的情人因她毁了前程，她自己则被人看不起，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就在这时候，她生下了孩子，病得很重，眼看就要死了。她的病使故事有了转机。面对逼近安娜的死亡，那两个爱她的男人，她的丈夫和情人，终于握手言和。丈夫原谅了安娜，情人回家开枪自杀。故事可以到此结束。但是却偏偏没有。要是故事结束在这里，安娜的死就成了一个简单的道具，所谓在极端的威胁和考验时刻，最深沉的思想和感受显示了出来，安娜的丈夫宽恕了，情人承受起难以承受的罪孽感。

然而，安娜的病好了。日子照样一天天过下去。她和情人一起逃避到国外，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但是渐渐出现了新的问题，于是最后她撞火车自杀了。安娜去世后，她的情人绝望之中投身军队。故事结束时，他一面站在火车站台上等车，一面因害牙痛而痛苦不已。这看上去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但害过牙痛的人都清楚，“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你的命”。安娜的情人的心灵伤痛加上牙痛，痛苦可以说是到了极点。

病在故事中有两个用途，一是推动情节，二是烘托人物处境。现时代的病用得最多可以说是心血管病、器官移植（心脏）、失忆。器官移植和失忆在生活中其实很很少见，但对于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很有用，所以屡屡出现。对于故事中的人物，贫困者得了重病或不治之症，受刺激者心脏病发作或脑血管破裂，烘托出人物所受的极度刺激。白血病或其他不治之症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极度贫困无助（贫病交加），或者来日无多。故事中的病种有限，作家在病上无须发挥太多想象，不必用刁钻古怪的病，反而都是用“常见病”，而很少涉及“脏病”。

13世纪，哈特尔曼•封•奥厄（HartmannvonAue)的小说《可怜的海利希》（DerAnneHeinrich)中，一个年青女孩爱上的那个人得了麻风病，这种可怕的病烘托的是女孩真挚的爰情。在中世纪故事中的病，放到今天可不成，因为麻风病基本绝迹，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脏病”。成见的看法是，得这病的人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才得了这种污垢的病，成为不洁之人。

今天，许多人对艾滋病也有这种看法。尽管艾滋病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因为发展“血浆经济”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艺作品对艾滋病没有兴趣，除了“敏感”，还可能因为“艾滋”至今仍是许多人眼中的“脏病”，文艺作品用什么病，不用什么病，反应了社会对疾病的习惯看法和偏见。说故事似乎离不开病，病在故事中只是个“托”，故事说的并不是病本身，而是用病带动故事的情节转折和发展，映照人物的处境和人生。文学毕竟不是医学。在文学中，病之外的意思胜过了病本身，病说的不是病，而是不幸、灾祸、意外、报应和不可捉摸的命运。既然如此，“艾滋病”是不是也应该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文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