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善待底层民情

网上有题为《太彪悍了！湖南某县警告上访者的标语》的图片报道。只见一顺溜的跨街大幅标语上写着，“违法上访，坐牢罚款”、“谁不依法上访，就打击谁”、“坚决打击涉访违法犯罪行为”、“打一场规范信访的人民战争”。这么大张旗鼓地宣传，想来这个县的群众上访已经到了“不抓不行”的地步。横幅标语都拉到大街上去了，要上访的人肯定不少。宣传的口气这么蛮横、这么暴力，杀气腾腾，让人大概也能猜出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竟然不惜冒着违法严惩的危险，情愿铤而走险，上访告状。

“依法上访”听起来是冠冕堂皇，但仔细一想，上访之法在那里？法又到底和上访有什么关系？“上访”去求包青天作主，这本来就已经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处理问题手段。在一个法治社会，任何社会矛盾、政府行为规范，既然有相关法律，当地又有执法人员，依法处置即可，又何需跑到外地，找什么“上级领导”，求什么英明指示呢？

这种“包青天关怀”和法外行政介人，为人治提供了样板和范式，为依法办事、维护公民权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造了制度障碍。即使问题偶然得到解决，看上去提高了“包青天”的爱民威望，其实法治失败的负面后果却相当严重。因为它误导了整个社会，以为有了髙一级领导的关怀，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事实上这种“包青天关怀”更加助长那种只治标不治本的人治，背离了制度法治的原则。

老百姓的“违法”往往是被逼出来的。长期研究底层民众反抗的学者斯考特（JamesCScott)就曾指出，底层民众早就习惯了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他们心里十分明白自己硬斗不过在上者，因此决不会一开始就去鸡蛋碰石头。自下而上的抗议都是循规蹈矩的，都是以“申诉”、“请愿”和“反映情况”来争取在上者的善待。“（底层民众）上诉往往是……动乱和闹事的先声”，只是在完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才会铤而走险，犯上作乱对于底层民众的不满和冤屈，如果不能马上从改革民主体制加以根本改善，至少也不应该一味高压管制，诉诸于暴力和威胁。“上诉”毕竟还是一种试图用言语、说理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人们越无法用言论进行抗争，也就越有可能转向暴力。就连那些不直接参与暴力的人们，也可能因为同情弱势者的无助，而赞同他们用暴力来进行抗争。

暴力抗争并非社会之福。反抗性质的暴力行为虽然暂时可能成为伸张正义的方式，成为“复仇”的手段。但是，暴力复仇，为正义而自行执法，与现代文明群体的约法制度不合，它更不是政治解决的手段。暴力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在暴力达不到目的的时候，暴力本身甚至还会变成目的。

我们对群体暴力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应该见微知著。1789年5月，法国国民议会于凡尔赛举行，审议了取消包括贵族狩猎权在内的封建特权问题。6月10日，就在民众进攻巴士底狱的前一个月，当时是议员，并且参与审议的加米德•德士摩兰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布列塔尼人正在实行《审诉书》中的若干条文，他们杀死鸽子和猎物。此地约有50人正在大举屠杀兔子。巡狩员看到他们在日耳曼平原杀死了4000到5000头猎物”。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Canetti)把这看成；是一件很有代表性的“群体事件”。卡内提称杀兔子的是“反叛的群众”，他评论道，“羊（群众）在敢于攻击狼之前，先进攻兔子。在矛头针对上司的反叛之前，人们先用最低级的容易得手的(对象）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卡内提认为，法国革命其实是从杀兔子的“群体事件”，而不是从进攻巴士底狱开始的。然而，就是杀兔子这样的小事件，最后酿成了法国革命这样的大事件。

在“群体事件”这个说法中，“群体”指的并不是所有的“人群”，而是进行抗议活动的人群。“事件”指的也不是一切社会的发生，而是那些表达严重不满的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历来都有，但未必总是受到重视，也未必受到理性、和平的妥善处理。只是当群体抗议行为真的发展成为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威胁时，这类事件才会得到一点重视，但是，到那个时候才匆匆应对，恐怕就已经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