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官员如何学会说话
2008年11月，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一些中国高官不懂得如何同外国人交流，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吴建民认为，交流力缺失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浪费。前不久，又有报道，“人民网”推出了“怎么看领导干部找替身开会”的专题调查，说是会太多，而且开会听报告太辛苦，不能不请人代劳。还有报道说，2007年12月26日，广东省委开会，有一成人缺席，惹得广东省委书记对地方会风开炮。2007年7月份针对华南虎事件，陕西省召开处级以上干部大会，在整凤大会现场，台下干部却睡得正香。
开会的“逃会”、“睡会”、“替会”，这都与会上说话的人说话不得法，叫人厌烦、提不起兴趣有关系。看来一些官员说话能力成问题，不是在国外不会说话，只会在国内说，而是他们在国内也不会说话，否则怎么能把听话的人说得睡着、烦得逃走呢？
说话不只是一种动嘴巴的能力，而更是一件需要花心思，去与听话者有效沟通的事情。说话是涉及人与人实际社会关系的话语行为。平等、尊重的话语是讨论、探寻式的。它不自大、有自省意识，因此而亲切、雅谑。相反，居高临下的话语则是指示、命令式的。它听上去很权威、很正确，但让人觉得压抑，无法亲近。今年八月云南某高层论坛开场白就客套了80分钟。不能说是不会说话，但却是根本不会替听话人的感受着想。
居高临下的话语是官场文化的产物，要改变这种话语，需要改变“我说，你不能不听”的心态，更要改变“上面说，下面不能不听”的社会关系。说话的人不妨先做一个简单的练习，说话前在心里想一想，如果我是一个平凡的公民，我会要听这样的讲话吗？平等的话语是在替他人设身处地，顾及他人感受和理解的人际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它必须在平等的公民互动、交往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
公元前4世纪，在雅典有很多教人说话的修辞学校，其中最有名，也是最特别的，是由伊苏格拉底（Isocrates)办的。伊苏格拉底把说话当作一种能帮助公民秉性和德性成长的普适教育，而不只是一种可以用来作法庭辩论或公开发言的技能。说话可以是显示真实的方法，但也可以是遮掩和扭曲真相的伎俩。光教人如何说话，而不教人如何说真话、为何说真话，会把受教者引入歧途。伊苏格拉底说，学习说话要有进步，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说话人的自然秉性，不光是动嘴的天赋，而且也是真诚地说话。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关于说话技巧的知识，如何运用排比、比兴、讲究用词铿锵、自圆其说等等。第三是练习，练习的实践比光有知识要来得重要。
放到今天的公共生活之中，伊苏格拉底对说话本领三要素的看法仍然相当有用。
一个人说话，首先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话。在雅典的自由公民城邦里，一个公民要争取公共权力就必须先得到其他公民的支持，演说成为一种很现实的公共生活需要。在现代民主国家里也是一样，政治人物大部分是靠对选民或公众说话，并取得他们信任才当选的。他们不是在要么说官话，要么悄没声的权力体制中被提拔起来的。
至于说话的技巧知识，现代人已经远不如古代人讲究。我们并不期待现在的政治人物都像古希腊、罗马政治家那样去做流芳百世的演说现代人只要说大白话就行，而且越是大白话，越是大实话越好。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反倒是那些用说话和发言来遮掩事实的人，才特别需要研究一些以假乱真、似是而非、专按自己的意思辩证的“技巧”。伦理学家博克（SisselaBok)说，这种说话的技巧其实是“说谎”的技巧。
说话的本领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得。公共人物，尤其是官员，与民众交往越紧密，越经常，自然就越有练习说话的机会。这种练习与作报告、下指示的说话是不同的，它要求理性平和的对话，不是颐指气使的独白。理性对话是一种公民社会的话语，它据理劝说，但并不能预期劝说的效果，因为被劝说者可能有他自己的理性立场，公民社会中的对话因此必须是一种多元协商、生动活泼、言之有物的公共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