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画在希特勒书页上的人类抵抗
2010年2月11日到6月15日，旧金山的现代犹太博物馆有一个奇特的“艺术”展览，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给他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和共同讨论历史反思的机会。展览的600件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画或写在同一本书页上的，这本书就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五年前，法国艺术家琳达•艾丽娅（LindaEllia)偶然得到了一本法文本的《我的奋斗》，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要在他的文字上写上我的文字。我要给他我的回答”。艾丽娅要在希特勒的书上回答希特勒，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这是一本属于艾丽娅自己的记忆之书。这本书像一个黑暗的幽灵一样缠住她的心灵，令她寝食难安、痛苦万分这种折磨叫我快要疯掉了。”
开始的时候，艾丽娅计划由她自己独立完成这项工作。三个月下来，她觉得太痛苦、太孤独了。于是她请自己的两个孩子加入这项工作。13岁的儿子格利高里用家里花盆里的泥把书页涂黑，20岁的女儿戴茜然后在上面粘上自己的大卫星项链和其他私人物品。
艾丽娅接着又请亲戚和艺术家朋友加入，但是一开始大家都难以理解为什么非要在《我的奋斗》的书页上做这件事，他们连碰都不愿意碰这本书。
一个偶然的机会给艾丽娅已经陷人困境的计划注人了新的活力。艾丽娅的一位朋友把她介绍给法国前卫生部长西蒙娜•威尔夫人。威尔夫人本人是奥兹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艾丽娅在和威尔夫人见面时带去了自己已经完成的40页作品。她后来这样回忆当时见面的情形我非常担心，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许多人都觉得这是一本碰都不能去碰的书。（威尔夫人）默默地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她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睛里热泪盈眶。她抱住我对我说：谢谢你做了这件事。从今后，我就是它的教母，它的保护者”。
艾丽娅受了极大的鼓舞，她在大街上停住行人，向他们说明自己要做的事，请他们加入。有人问艾丽娅，为什么不能就给他们一张白纸。女丽娅向他们解释：我不能给别人一张白纸，便叫他说出对大屠杀的看法，我得刺激他，而这本书就是刺激。艾丽娅通过各种关系，把《我的奋斗》的书页寄给许多国家的个人，请他们参与她的工作。
还有的参与者是间接听说这件事，主动要求参与的。画家萨克（SusanThacker)有一次在洛杉肌与艾丽碰的一位亲戚一起吃饭，听说了这件事，就给艾丽M写了一封信。艾丽娅在回信时附上了《我的奋斗》的一张书页。艾丽娅特别关照，一定要先把这一页从法文译成英文，然后再用艺术的形式说出自己的想法。萨克的作品是一张俯视图，第一眼的印象是一些黑白的圆圈，仔细一看，便会发觉是一模一样的10个人，整整齐齐地排成两排，都是头戴着犹太帽，披着祈祷披肩。萨克说：“阅读《我的奋斗》令我恶心，但是，在我生命的这一刻，我终于阅读了这本书，这是一件好事。我因此有了决心，绝对不会忘记这本书曾经是这么逼近我们，弥漫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艾丽娅的“涂画《我的奋斗》”，帮助形成了一种在国际间普遍进行道义表达的人际关系，它的直接对象是希特勒及其代表的纳粹极权罪恶。它的集体意义远远超过了一个艺术家个人的艺术成就。艾丽婭把《我的奋斗》的书页分寄给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请他们就收到的书页表示自己的感受。这些人当中有艺术家、作家或者普通人，有专业的或非专业的、有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或其他一般人。三年之中，有17个国家的600多人给琳达寄回了书页，有画上图的，有写上文字的，有用胶水拼贴的，有用火烧焦的，有用线缝的，有粘上别的东西的。艾丽娅把收回的书页合为一册，取名NotreCombat(《我们的战斗》）。希特勒的原书名是MeinKampf，德语Kampf的和法语的Combat都是“斗争”的意思。但一个是独裁者的“奋斗”，另一个是普通人的“战斗”，专制残忍的独裁者和共同反抗的普通人，他们在希特勒的书页上，进行的是一场恶与善、仇恨与自救、迫害与抵抗的交战。
这些展示的“作品”是画在历史册页上的图画，历史‘的图画不是在一张最新最美的白纸上画出来的，它的背景是不容忘却的丑恶、仇恨和凶残。这些图画上都铭刻着灾难记忆的印记，有集体记忆不断触及的共同主题：通往集中营的铁轨、受难者的手印、因恐惧而变形的人脸、骷髅颅骨、纳粹万字、希特勒的面孔，而最刺眼的则是人的鲜血的红色。由于许多作品没有配上作品的名字，展览无法作作者介绍。艾丽娅解释说，希特勒杀人不问姓名，无数的遇害者和受害者也没有能留下姓名，所以“我求助于那些不留姓名的人们”。涂写《我的奋斗》因此成为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跨国界的人类集体行为，它的表现形式是艺术，但实质内涵却是一种对极权之恶具有抵抗意义的普世价值观。
更重要的是，这种普世价值观是在人与人的集体记忆、共同良知和相互交流中建立起来的。为了凸显这样的主题，这次在旧金山展览的背景布置与上次在日内瓦展览时有所不同。当代犹太博物馆馆长康尼•沃尔夫（CormieWolf)说：“我上次在日内瓦看到这个展览时，有一种死亡的感觉，”那次展览以黑沉沉的、墓碑般的结构为背景，一页一页的作品贴在像是铄石一般耸立着的架子上。这次在旧金山的展览采取了明亮的背景，为的是显示艺术心灵洗涤、道德净化和创伤愈合作用，也是为了让参观者有一个可以相互交谈和交流的公共空间。
这样的展览，它的重点在于展品的公共教育作用，而非单纯的灾难记忆保存。就在2月11日开展前一个星期，合众新闻社报道了一条引起公众注意的消息：有一些德国历史学家正在积极游说重新出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们认为，现在应当出版一个反映正确历史评价的版本，免得这本书以后再次成为散布仇恨和暴力的宣传品。二战后，德国巴伐利亚省禁止出版这本书。这本八十五年前出版的书，它的版权将于2015年过期作废。在这之后，新纳粹团体是否会借此机会，将它再次出版，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公众关心的问题。
现在还有许多旧版的《我的奋斗》散落在民间或由图书馆收藏，如何对待这本书，往往给书的所有者造成了进退两难的困境。现代犹太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说，她祖父也有一本，藏在抽屉里，“一面觉得这是一本脏书，一面又觉得它是一件提醒物，不想把它丢弃”。许多在欧洲参加过二战的美国士兵都曾带回过一本《我的奋斗》作为战利纪念。当时这本书是发给每个德国士兵的必读.书，新婚的德国夫妻都被赠与这本书，当作“珍贵的礼物”。这本书在德国被小心地保存，因为谁弄脏了这书或希特勒的画像，就会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受到严厉的惩罚。随着德国战败，这本书被普遍丢弃，成为美国兵在德国唾手可得之物。有这本书的美国人常常只是把它看成一件与过去某种经历有关的“东西”，并不在意它的内容。但对那些亲身遭受过纳粹残害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叫他们噩梦连连的邪恶之书。
大屠杀幸存者施瓦兹巴特（PaulSchwazbart)清楚地记得，在他岳父保存二战纪念品的箱子里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情形。施瓦兹巴特是犹太人，5岁时逃出维也纳，隐姓埋名地到一所天主教学校上学才躲过劫难。他的父亲在盟军到达前2个月死在了纳粹的集中营里。他的岳父是一个到过德国的美国老兵。施瓦兹巴特说，他第一次在岳父那里见到这本书时，“人瘫软无力得像是给人稍微推一下就会跌倒的样子，到现在还忘不了那种感觉'对施瓦兹巴特，这是一本可怕的书，给他带来的是一种令人觉得瘫软的、令人窒息的强大的邪恶。施瓦兹巴特看过这个展览后说：“这真是一个神奇的想法，它用一张叫人恐惧、厌恶的书页，把它转化为一种记忆，让人记住希特勒曾经仇恨过什么”。
可以预想，在像德国和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中，如何对待像《我的奋斗》这样的书（当然不只是《我的奋斗》一本），将会是一个公众持续讨论的问题，要求禁止和反对禁止的观点也一定会同时存在。旧金山这次涂画《我的¥斗》的展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又一次讨论的机会。它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可以把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极权罪恶转化为绝大多数人的觉醒和对下一代的教育。艾丽娅说，她把“涂画《我的奋斗》”的《我们的战斗》给来到博物馆来的孩子们看，“他们一下就看明白了”。在民主国家里，阻止希特勒思想重新施虐人类的最好办法，不是不让民众知道他的邪恶思想，而是让他们了解这种邪恶思想，因而变得对它更有察觉力，更有警惕心，并在这个基础上，更积极地投入和参与到关于它的公共讨论之中。17个国家的600名普通人参与了.艾丽娅发起的涂画《我的奋斗》，他们象征着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人民自发、自由结成的人类道德群体，他们所共同认可的善恶、正邪价值具有普世的意义，这种普世价值所谴责和否定的不只是希特勒一个人，而是所有其他和希特勒一样与人类普世价值、普遍人权和共同人性为敌的各色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