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给报纸写专栏，已经有几年了，文章都是一千多字到二千字一篇，后来长一点的，也不过三四千字一篇。开始我并没有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想法，只是随写随刊而已，并没有特别去收集它们。后来，首都师范大学的张淳同学替我开了一个新浪的博客，不时地把我的专栏文章和一些别的文章贴到上面，并且一直在照料这个博客。过了一阵子，张淳同学出国学习去了，我的博客也就“荒”了。有博客读者留言说，怎么不见贴新文章呢？所以我又接着把一些专栏文章陆陆续续地贴到博客上。博客能成为我最初留存和收集自己专栏文章的地方，是我要谢谢张淳同学的。
这两年，我夏天回国，提起我专栏的朋友和熟人要比提起我专著的多。今年5月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杨晓梅女士给我来信问，是否愿意将博客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并说她愿意替我来做收集的工作，也确实为我收集了不少。我这才有了把专栏文章汇集成书的想法。这本书如今已经由我自己编成，也是我该郑重地谢谢杨晓梅女士的时候了。我把这些文章汇集到一起，只是大致将它们按教育、政治、社会文化的顺序放在一起，没有刻意分类，因为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来就是交融在一起的。有的读者以前也许已经读到过这里的一些单篇，希望这个文集能够帮助他们了解零碎单篇后面的公共生活整体景象。
最早邀请并催促我写专栏的，是《新京报》的曹保印先生，我要在此特别向他致谢。我开始不习惯报纸专栏的字数限制，也不习惯报纸要求的语言表述，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后来，我给《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东方早报》和《时代周刊》写稿时，李海华、邓志新、施雨华、周筱赞、蔡军剑、石剑峰、彭晓芸等编辑也给过我不少指点和帮助，都是我要感激的。
我以前写关于公民新闻和传媒公众的文章时，谈到过记者和教授、学者的语言互补：“记者的职业语言确实比教授的专业语言更接近公众语言，这使得记者可以在教授和公民之间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普通民众有权要求学者把自己的意思表述清楚，以决定他们的知识是否对自己有用”。然而，直到我自己开始为报纸写专栏时，我才明白，要在语言表述上接近公众，适应公众的知识要求，其实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一直到今天，我都不能说，我已经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有的教授写作，文理不通、语言晦涩、佶屈聱牙，为人诟病、令人讨厌。公众读者对教授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髙，只不过是，理要说得通，说得明白。就我自己而言，•我愿意承认，当我写不明白的时候，十有八九是我自己先没有能把事情想得清楚。读者讨厌这样的文字，我没有理由反诬他们浅陋无知。
公共话语是公众的话语，它的基本要求是理性、逻辑和常识判断。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把公共话语（他称作为“修辞”）定义为一种对别人说话和听别人说话的“能力”。思想、时论随笔只是这种公共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而已。在18世纪初的英国，艾迪生写《旁观者》随笔，目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形成一种彬彬有礼、富有学养、思维清晰、说理合度的风气。17世纪的英国经历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更和革命，社会、政治的剧烈变化和变更动摇了传统体制的权威，也使社会共识处于失范的危机。艾迪生用写作影响读者，让他们对社会形成一种相对精致、复杂，而非简单、粗糙的感觉和观察，学会以一种开明、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对抗和争来吵去的方式谈论共同的问题。他的写作可以说就在不断为此设立标准和作出示范。21世纪初的中国需要理性公共话语，迫切的程度并不亚于18世纪初的英国。理性思考的公共语言对社会的每个成员仍然可以起到文明教养、伦理道德和如何当公民的教育作用。中国的报纸媒体若能够帮助和鼓励这样的公共语言，那将会对提高中国社会的整体素质作出莫大贡献。
2010年8月5日，奥克兰
174 运动式“严打”无助于司法正义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