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 公民行为和羞耻文化
我曾经读到过有关南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市长斯维克思(AntanasMockusSivickas)如何“严治”混乱城市的介绍。1994年，身为哲学和数学教授的斯维克思竞选波哥大市市长，成功当选。当时的波哥大有“谋杀之都”的恶称，仅在1993年就有4，200粧杀人案件，市政府的低效和腐败是出了名的。政客们像走马灯一般来了又去，市民们对他们厌恶透顶，于是选举斯维克思这样一位没有政治经历，自称是“反政治”的教授来当他们的市长。
斯维克思一上任，果然不同凡响，他首先往首都商业区的大小十字路口派去许多模仿表演员，在那里担任维持秩序的工作。斯维克思雇来一些表演系的学生，让他们装扮成丑角的模样，涂了白脸，穿着紧身衣，在街头帮助维持交通秩序。他们既不佩抢，也不开罚单，运用的不是法律的手段，而是戏仿和嘲弄。
那些戏仿表演者很快就把街头变成了剧场，看到不走横行道、乱穿马路的行人，就会走到他们身后，模仿他们走路的样子，看到不守规矩开车，堵住路口或乱闯红灯的，就举着牌子在车前摇晃，牌子上画着一个朝下指着的大大的拇指，这种牌子平时是在足球场上用来嘘那些蹩脚球员的。他们还把这样的牌子分发给过路的行人，让他们也参与到街头剧场中来。
就这样，不几个月，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从25%上升到75%Q街头剧场式的交通管理很受市民欢迎，也很有效。斯维克思于是又再雇用了400名模仿表演者，把这一活动从商业区扩展到首都的其他闹市区去。
斯维克思从治理混乱交通开始他的城市改革，渐渐扩展到整治暴力、犯罪和贫困。他赎买私人手中的枪支，对非法枪支拥有者不予法律追究，撤销了以索贿受贿而臭名昭著的城管警察局，改善为贫困人口的社会服务，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改革乃是改变市民文化。斯维克思于2001年再次当选波哥大市长，2004年离任时，波哥大的杀人案子降低了70%，绑架案子减少得更多，犯罪率下降成为拉美国家大城市中最低的。同时，波哥大市的预算转亏为赢，有钱用来兴建更多的学校、图书馆和公园，让波哥大市民为城市的复兴感到骄傲。
斯维克思以文化的手段开始他的市.政改革，渐渐恢复一种与暴力、腐败不同的市民文化。在相信用“严打”运动进行治理的人们眼里，这一定看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相比起单纯运用警力的“严打”来，由民众参与的街头表演给城市注入的不是高压式的疾风暴雨，而是节日般的轻松欢乐，在这种和平气氛中，犯罪当然更成为人神共愤的行为。犹如庙会和街会，软性治理借重的是民间自己原有的和谐、和平文化力量，给城市带来一种与警察、城管巡逻完全不同的生活气氛。
对犯罪、腐败加强打击力度，这样的“严打”显示的是暴力，而不是来自人民普遍和平愿望的威力。它诉诸于人们的害怕和恐惧，而不是他们自然从善所必不可少的羞耻心。在只有暴力没有羞耻心的社会秩序中，只有两种“正常”行为，一种是对人用暴力，一种是被人用暴力。暴力的治理和被治理，都是与和谐、和平的生活秩序背道而驰的。
公共秩序和道德的自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的羞耻心，而不是暴力的震慑。波哥大市街头的戏仿表演之所以有效，不在于演技有多么精湛，而在于那里市民文化中的羞耻感还在起作用。试想，要是那里市民的公共羞耻感已经枯竭，再精彩的模仿表演还能起作用吗？
在一个羞耻文化已经遭到损害的社会里，要是有谁走上街头戏仿不道德的行为来唤起当事人的羞耻感，那一定会被当作是“神经病”或者“二百五”，弄不好给骂个狗血喷头，连挨揍都有可能。没有羞耻感的社会一定是暴力的，它没有雅谑感，不能辨别什么是可笑的，其实是缺乏是非感，或者即使在心里能分辨是非也缺乏公开正义行为的勇气。
人的雅谑感是一种发笑的能力，笑往往并不轻松，因为正如孟德斯鸠和波德莱尔都曾说过的，笑来源于人的一种很深沉，很严肃的情感：骄傲。笑使我们觉得自己要比那些引人发笑的人和事，比那些腐败与丑陋现象来得优秀：你笑某人，表明你起码在某一方面比某人高明。同样，你怕被人笑话，是怕被人蔑视瞧不起，怕失去荣誉。笑往往包含某种社会价值共识，也反映一个社会的道德状态。笑贫不笑娼和笑娼不笑贫的社会是有区别的，允许或不允许笑话权力和权力人物的社会也是不同的。一个正派的社会可以用不着暴力，但绝对不可缺少讽刺与雅谑，因为在那里，承载正派公民行为是羞耻和荣誉，不是峻刑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