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美国早期的新闻报纸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论美国民主》（1835，1840)中，对美国公众生活总结了两条最重要的经验：自由报刊和自由结社。托克维尔说：“我不相信，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议会的特权和人民主权的宣言能够保证民主国家人民的人身自由。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内都可能协助对个人的奴役。但如果出版是自由的，这种奴役就不能随意进行。报刊是保护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托克维尔还说：“如果民主国家的人没有权利和志趣为政治目的而结社，那么，他们的财富和知识虽然可以长期保全，但他们的独立却要遭到巨大的危险。而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在石常生活中养成结社的习惯，则文明本身就要受到威胁”。托克维尔所说的“文明”，更确切地说，是公民社会的民主文明。
在托克维尔写下这一观察的一百多年前，美国就已经有了新闻报纸。新闻报纸的出现起先未必是出于公民社会的需要，但却能成为帮助形成公民社会的言论制度。韦伯（MaxWeber)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观，那就是，在历史过程中，特定社会中的人们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会选择某种制度，人们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韦伯称为pointofentry，历史的切入点），就可能长久影响公共生活和整体文化的样式。对于美国的民主公民生活秩序来说，最早的新闻报纸就是这样一种影响力的开端。
新闻报纸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读者迅速、准确地知道当下发生的事情，最早的报纸没有保证能做到这一点的技术条件。17】9年在费城港口创办了最早的《美国信使（墨丘里）周报》，墨丘里是诸神的使者，是商人的守护神。最早的新闻报纸传播的主要是商人做生意所需要的及时信息。18世纪初，消息从欧洲传到美国需要3个月的时间，《信使报》印出来后，又得要10天到8个星期才能从费城传递到美洲其他的殖民地。
对于商人来说，抢消息就是抢先机。所以在波士顿和纽约就出现了这样的新闻先驱。他们不断在大海的天际线处眺望是否有船只前来，一见到有船，就自己划船前去迎接，从船上的人那里打探消息，收集随船带来的欧洲报纸，然后赶紧把船划回去，把消息写出来刊登在报纸上。随船带来的消S与船上所载的货物一样，是可以卖钱生利的东西。对于美洲殖民地的发展，这些信息的交流价值，一点也不比货物流通来得差。
"利益驱使了最早“新闻从业者”的敬业精神。1793年《新英格兰派力丁报》的创办人布莱克总是一下船就能凭记忆或者靠记在袖口，甚至指甲盖的速记，飞快地写出新闻。波士顿人托普里夫出版一份每年10英镑订费的《私人水手杂志》，为了赶消息速度，他甚至用在灯塔上打旗语和一站站口头接力传递的办法进行信息速递。一旦新闻报纸这一快速传递公共信息的方式进人了社会，它的功能也就不再限于商业围之内，而成为韦伯所说的历史变革切人点。
早在托克维尔之前，来自欧洲的旅行者就已经注意到美国人对新闻的浓厚兴趣。1783年，一位法国外交官写道，“他们马上把新闻印出来，在酒店和其他公共的地方贪婪地阅读。他们读文章时争来争去，大大小小的事都读得非常仔细，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都是天生地能说会道，好提何题”。一位来自英国的旅行者于1790年写道，“我到这里，（接待我的那个人）知道我是从伦敦来的（议会正在那里召开），便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新闻。……我一一回答了他的询问。他从我这里打听到他要的消息后，人就不见了”。另一位来自英国，名叫贝恩（WilliamBane)的旅行者于1822年写道，“我对美国印象最深，也最欣赏的是，不管镇子多小，所有的体面旅馆都有一个公共读报室。在读报室里有一张斜面的长桌子，报纸在中缝处用一根小铁条固定在桌子上，以防被人拿走。在马里兰州海格斯镇的全球旅社里，我看到不下1。种报纸，是从美国不同州来的。……在那里还有好几种评论和杂志”。(JamesCarey，“ThePressandthePublicDiscourse.”）
美国公众新闻理论家卡雷（JamesCarey)说过，“公众就是一群聚合在一起讨论新闻的陌生人”。公民社会的公众是由“聚合”的“陌生人”合成的。人们共同关心的时事把素不相识的人们聚拢起来，成为互相可以交流，并可以取得共识的公众。在人们不能公开议论时事，难以了解时事，或者不能公开批评时事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真正的公众的。正因为“公众”对于公共新闻如此重要，新闻经常被称作为“公众新闻”。
公民社会的特征就是其公共性。公民社会及其公共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自由的公众、理性的话语、独立的社会领域。公民社会是由具有自由主体意识的公众形成的。这样的公众有思考、议论、说理的要求。公众不是报纸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的群众，而是有自己想法的公民。他们有批判意识，有理性，有判断能力。对他们来说，凡是公共的事情，都是可以评论或辩论的，都要讲事实、有证据才能令人口服心服。政府或公共权威要他们接受与他们有关的决定或政策，必须先得给他们可以接受的理由。
公共性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理性说服话语形式。现代社会的都市化促使形成了一种陌生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文字话语形式，没有什么比新闻更能体现这一话语方式的了。公共性依赖于文宇的大众信息交流。这种交流与传统社会中人们必须面对面交谈不同，它必须借助大众传媒。而且，出于公民社会的平等、公正原则，公共的大众传媒必须对所有的不同意见开放，不能成为某些少数人一己利益的喉舌工具。
公共性必须展现于公共场所。公民活动的公共场所可以是早期欧洲来美旅行者看到的旅店、酒店、咖啡馆，也可以是今天无具体处所的公共言论、组织空间。公共空间必须以公民的自由言论和组织权利为保障。公共空间还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公共习惯、才能、态度、礼貌。这是一个陌生人相互保持不远不近关系的空间，陌生人相互欢迎、不排斥、不羞辱，但并不亲密。他们避免私人感情用事，同别人保持接触的距离，同自己保持心理的距离。这就是公域、私域的区别。
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和权威的领域。这样的权力和权威既不只是存在于国家（政府和议会）之中，也不只是存在于某种私域(如家庭、企业）之中。它存在于国家和私域之间。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权力才会、也才必须理性，这是一个超越私利（至少在原则上说）和限制国家权力的领域，这个领域因此被称为公民社会。
对于公众，新闻传媒不仅有“知情”、“告知”（启蒙）的作用，更有“议事”和“开言路”的功能，议论的是时事，早在19世纪70至8。年代，早期的中国报纸也以此为要务。香港《循环日报》曾发表评论，批评了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思想，认为“盛治之朝，惟恐民之不议，未闻以议为罪也”。在广州出版的《述报》则把社会上的“因循之弊”归罪于“言路不广”，并首先把言路和报纸联系起来，指出“言路之六通四辟，……在民之有报馆焉”。（见1884年12月29日该报所刊《开言路为自强首义说》）维新派外交官伍廷芳称报纸为“舆论所在，公论所自出”，要求推广报纸，谈的也都是开言路的问题。（方汉奇：《新闻史的奇情壮彩》）伍廷芳(1842—1922)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曾任驻美公使，他主张报纸舆论、废除酷刑、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应当与他在美国的外交见识有关。
“知情”、“告知”、“议事”、“开言路”，这些是报纸的普遍公共作用。报纸本身的自由和独立自主的要求，都是以报纸的公共性为前提的。报纸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协助、维护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里，公众不需要用乞求的方式要求当权者“广开言路”。自由公民把议论、批评、建议看作是自己不可让渡的权利。所谓不可让渡，那就是，即使有的公众实际上并没有在运用这样的权利，或者还没有能力运用这些权利，统治权力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剥夺他们的这些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