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 公民隐私媒体止步

汶川地震期间，汉旺镇男子吴加芳的妻子遇难，他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自己背上，骑着摩托车把她背回家。这一情景被照相机捕捉下来，以《给妻子最后的尊严》为题，当作新闻照片刊登出来，被国内众多媒体称之为“一个中国农民的爱情”。

然而，事情过去八九个月后，2009年2月9日成都电视台《真相30分》报道：吴加芳“背妻”其实是受娘家人逼迫，他是一个常与妻子闹离婚、不肯赡养亲生父亲的男人等等。“真相报道”产生的公众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不少评者高呼“又打倒了一个情圣！”从一个不弃亡妻的“义士”，到一个对不起亡妻和家人的“伪君子”，吴加芳在众口铄金之下，转眼间成为一个千夫所指的谴责对象，饱尝了人言可畏的苦头。

其实，吴加芳背妻子这件事本身并不包含“义举”或“装好人”的内涵，他只不过做了这件事情而已。这件事情的“意义”本来就是媒体和旁观者添加上去的。吴加芳背妻子的时候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会被拍成照片刊登出来，自然也就没有伪装自己的必要。媒体报道吴加芳背妻子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该把它提升到“义举”高度，现在又以“公正报道”的姿态进行“真相分析”，更是对因地震而丧妻的吴加芳造成了二度伤害。

这样的报道凸现了当今中国媒体的职业道德问题。在国外，一切关于受难死者的报道，都必须谨之又谨，格外体现人道同情心，以免伤害到家属的感情。“背亡妻真相”的报道不仅不厚道，而且还侵犯了公民吴加芳的个人隐私权。

隐私是一种价值，也是一种公民权利。个人隐私权不是绝对的，因为某些关于个人的信息涉及到公共利益和公众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隐私权与公众获得公开信息的权利就必须加以平衡。

侵犯隐私会对被侵犯者造成伤害，因此触犯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媒体对个人隐私有四种不同的侵犯可能：公开令人难堪的实情、强行进入个人私生活、提供不实信息、将个人名字或图象用作商业用途。

公开令人难堪的实情是最严重的一种侵犯隐私。每个人都有一些不想外扬的事情，如疾病、习癖、性行为，公开这些事情会令人难堪。试想，每个记者自己，谁没有一些不愿外扬的私事？谁又愿意他的同行把这些事情写成报道，四处宣扬？如果当事人不是公众人物，只要他的私事不危及他人，他就有保护自己隐私不受侵犯的权利。媒体也就不能以报道“客观事实”为由，违反当事人的意愿进行报道。媒体不能指名道姓地报道某妇女遭到强奸或某名人患有艾滋病，就是这个道理。即便吴加芳与妻子曾有过不和，或与她的家人有过什么争执，媒体也不可以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加以报道。

强行进人个人私生活也是一种相当严重的侵犯隐私。这种侵权发生在媒体人员在没有得到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进人当事人的住宅或其他私人场所。即便媒体的报道不涉及令人难堪的事情，即使报道完全属实，也仍然构成侵权。

提供不实信息的侵犯隐私，在美国就有过这样的案例：一位记者用照片作关于失业人员的报道，有一个人在场当翻译。这个人并不是失业人员，但在照片中被张冠李戴说成是个失业者，他因此成为不实报道的受害者。后来记者对他做了道歉。与这个不实报道的伤害相比，吴加芳所受到的不实报道伤害要大得多。报道说他“为妻族家人所逼”才不得不背妻。有打抱不平者指出，吴加芳背亡妻在5月14日，“那时距离地震发生才到两天，灾区是一片混乱，吴的妻弟自顾都可能不暇，遑论去逼他背尸？再说了，就算其妻弟曾要求吴氏去背，也不能抹杀吴氏本人的情感”。

其实，吴加芳对妻子有什么情感，根本就不关媒体什么夢。他背妻子，当时的照片如果未经他同意就发表，已属侵犯隐私。事后媒体对此说三道四、评头论足、搬弄是非，更是极不自重、不尊重他人的行为。电视报道为了造成轰动效应，全然不顾当事人会受到什么伤害，公然侵犯他的公民隐私权，应该引起媒体行业的自我警戒和自我批评。

不久前，读到一篇揭露范仲淹欺世盗名、炒作他人作品的文章《〈岳阳褛记〉作者并非范仲淹》。文章说，《岳阳楼记》作者其实并非范仲淹，而是在《岳阳楼记》中受到范仲淹称赞的那位“勤政爰民”的滕子京。滕子京也其实不是一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好官，而是一个沽名钓誉的“无赖加巨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