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美国学校里的“政治正确”

《纽约邮报》2009年2月18日刊登了一幅警察用枪击毙一只狂暴的黑猩猩的漫画，被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是暗讽总统奥巴马。他们称这幅画与种族主义者诬蔑黑人是猴子如出一辙。这幅漫画引发了许多公众对《纽约邮报》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也使得一些人担心“政治正确”是否在过度左右美国公众的理性思考。

说漫画事件引发与黑人有关的“政治正确”，其实并不尽然。奥巴马是黑人，而黑人确实有时被污辱为猩猩或猴子，因此，有人批评《纽约邮报》的漫画含有种族主义，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种批评之所以有道理，并不仅仅因为漫画侮辱的是一位黑人，而是因为，把任何人非人化为动物，加以侮辱，都是不正当、不正确的，严重的都会构成诬蔑诽镑的刑事罪。

在事情发生后，《纽约邮报》的主编明确否认漫画的对象是奥巴马，他辩解道：“漫画明显是在嘲弄最近发生的事，即康奈蒂克州枪杀了一只狂暴的猩猩。漫画也只是泛泛地讽刺华盛顿复苏经济的计划”。不管这位主编说的是不是实话，他的辩解说明他知道不能把人比作猩猩。这是“政治正确”不可逾越的道德和法律界线。

我曾在课堂上让学生讨论这幅漫画，许多学生都不信那位主编的话，都说漫画是在讽刺奥巴马。但由于从漫画本身并不能找到确实的证据，所以他们最后同意，不能硬说漫画一定就是在讽刺奥巴马。在美国，“政治正确”是要讲证据的，要允许对方辩解，或者甚至狡辩，不能想怎么正确就怎么正确。

在美国，“政治正确”代表的是公民社会共识，而不是国家政治权力意志。谁有严重的政治不正确行为（如把某黑人称为猩猩），可能会因此丢掉工作。那是因为雇主往往会遵守自己的道德原则或迫于社会压力。“政治正确”是一种有关公共行为的道德习惯，同时具有“道德自律”和“害怕惩罚”这两种约束因素。这里的“惩罚”还包括不名誉。美国社会讲究宽容、正派和绅士作风。谩骂、诬蔑、仇视、毁损、伤害他人是被人们普遍看不起的行为。

“政治正确”在1970年代有一度被弄得很琐屑，例如把有男性构词成分的字，统统看作是含有对女性的歧视。这种字在英语中随处可见，例如，his-tory；(历史）和man-kind(人类）字中的his和man都是男性的，以男性来指全人类或历史，是大男子主义，当然是“政治不正确”的。还有，“男厕所”上写的是“Men”，而“Women”（“女厕所”）这个字因为是“woe-men”（被理解为“悲哀的男人”），所以也是“政治不正确”。那怎么办呢？有人问，难道要在女厕所门上写“Other”（“另一种人”）的字样不成？但这样还是“政治不正确”啊，有人还将此画成漫画。米勒和斯威夫特(CaseyMiller和KateSwift)写过一篇有名_的文章，讨论这个问题，题目叫《语言有性别歧视吗？走向人类（genkind〉的一小步》，最初发表在很有影响的《纽约时报杂志》上。题目中的“genkind”就是讽刺“mankind”的。我曾让写作课的学生读这篇文章，学生对我说：“小题大作，都老掉牙了”。确实如此，因为在批阅学生作文时，没有哪个教师会用“政治正确”去纠正学生的history或mankind。这样的政治正确早已被人当成了一个笑话。

但是，“政治正确”的意识在美国对规范社会行为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美国人所说的“政治”并不只是指政党意识形态或政党政治，而更是指在人与人交往中可能造成的伤害，造成对别人的伤害是最基本的政治不正确。

美国学生由于从小受一些“政治正确”观念的影响，往往变得比较能学会注意自己说的话是否会对他人造成有意无意的伤害。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在闲谈中说到“脸色泛红”（blush)—词的用法。我朋友说，不知道在非洲的黑人语言中是不是也有相应的说法。如果在肤色上看不出微红，这个字就可能不会存在。我孩子当时还在上初中，他在一旁听到我们的谈话，很严肃地对我们说：“It’s not funny-”（“这很无聊”)

在美国，自由言论并不等于一个人想要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自由言论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说话者要注意听话者的感受，不应该给他人造成伤害。违反了这个前提，自.由言论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变成对他人造成歧视和侮辱的言论。在美国，这样的言论被称作为“仇恨言论”（hatespeech)。学生们在学校里常常会就哪些具体的话应该被看成“仇恨言论”（不只是“粗话”）进行讨论。例如，faggy这个词是不少中学生的口头禅，意思是“差劲”。但由于这个词与fag(男同性恋者）有直接关系，所以被不少人视为是歧视性倾向不同者的仇恨语言。中学生不太懂事，有时还是会把这个字挂在嘴上，但在大学生中间就几乎不再听得到这个字了，这和大学生更了解什么是自由言论的公共含义，应当是有关系的。

有人说，美国的“政治正确”包括教师在课堂上“不能批评政府、不能批评宗教、不能批评种族、不能用淫秽词语或者讲黄色笑话”。其实，这些“不能”关乎的是职业规范，不是政治正确。教师上课跑题，不相干地批评政府（或谈家事），浪费学生的时间，是对学生不负责的行为。但这决不等于说教师必须与政府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或者不能在教学中使用有批评政府内容的教材。不批评宗教，也不是不能讨论宗教问题，而是不能利用讲坛宣扬自己的宗教，把别的宗教攻击为邪教。教师不得利用讲坛来宣扬一己的政治、宗教、种族立场，以此攻击或排斥他者，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

在美国，“政治正确”的道义标准是向弱势和易受伤害群体倾斜的。因此，“政治正确”的积极社会作用是重视保护弱者，例如不能叫黑人“黑鬼”、不能用脏话污辱同性恋者、不能轻狎或歧视女性。这与袒护当权者、不允许批评政府的那种“政治正确”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国，“政治正确”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如照顾少数族裔的“平权法”。著名作家罗德里格斯（RichardRodriguez)自己是少数族裔，也是“平权法”的受益者^但他在《渴望记忆》一书中专门批评了“平权法”。他并没有因为持有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而失去读者的尊敬。他的《渴望记忆》至今仍然是一部思想随笔的名著，公民们能否公幵而自由地讨论种种“政治正确”问题，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思想、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机制。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限制这样的讨论是不合法的，少说也是政治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