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 二代从政不是官二代

美国作家亚当•贝娄（AdamBellow)的《替裙带关系说好话》(InPraiseofNepotism)引起了中国读者对“太子党”和“官二代”的联想。有一篇题为《成败之间话裙带——亚当•贝娄谈美国“太子党”》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文章介绍《替裙带关系说好话》一书说，美国政、商界豪门家族政治也有裙带关系，例如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他是前总统乔治H•W.布什之子，佛罗里达州州长吉布•布什之兄；还有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他是罗伯特•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之弟，罗得岛众议员帕特里克•肯尼迪之父；更还有罗伯特•肯尼迪的众多子女，包括一度被认为是政界高位热门人选的前众议员约瑟夫•P•肯尼迪II，和时任马里兰州副州长凯瑟琳•肯尼迪*汤珊德，等等。

其实，贝娄写《裙带关系》，目的并不是揭露所谓的美国“太子党”，因为在美国，二代从政和官二代是有区别的，一代也好，二代也罢，要从政都得经过民主选举的程序，所以不可能父业子承，儿子跟着老子当官。

贝娄要说的是，在讲究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用人择优的美国社会生活中，也有多种“裙带”现象，甚至连民主政治也常见有“裙带”特征的“王朝政治”事例。家族企业、文艺界、娱乐界、体育界，甚至学术界中的子承父业、亲属帮衬、朋友关照，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公共政治中的王朝政治因素，它直接影响到公共生活的品质，对美国维持一个与民主理念相一致的好社会、好制度，关系也特别密切。

由于受到平等价值和民主择优政治制度的规范限制，美国社会和政治中的“裙带”与以往许多国家中臭名昭著的旧式恶性“裙带”是不相同的。在美国实际存在的新型“裙带”是良性的，至少也是非恶性的。旧式的恶性“裙带”拖累经济、腐蚀政府、歧视排斥少数族裔、扼杀贤能、自私自利、不讲道德、加深阶级差异。新型的良性“裙带”“将出生的优势与择优的铁律结合起来”，能够做到举贤择优不避亲，美国人对良性“裙带”不像对恶性“裙带”那么反感。

贝娄为“裙带”的普遍存在作了“生物社会学”的解释，人并非是唯一受帮助同族（“同族利他”）基因作用的动物。英国生物学家汉弥尔顿（WiUianD.Hamikon)就曾为动物保护自己后代提供了基因学的解释。有道金斯（RichardDawkins)畅销书《自私的基因》（1976)更是影响广大，他认为，基因能够不断继续存在、延续的重要条件，就是它能在与其他生命体中的竞争中，让与自己相同的复制品胜出。因此，父亲总是希望，并不遗余力地帮助自己的儿子成功、出人头地。这是人之常情，与动物相同，都是受同一种本能的驱使。赛勒（SteveSailer)称此为“王朝基因”（thedynasticgene)。

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任人唯亲”，生物学可以为之提供一种原始本能的解释，但却不能提供一种正当性的解释。人的政治生活应当是文明的成就，而不只是类似动物的本能体现。王朝基因虽在人的身上起作用，但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却不能只是受自然本能的驱使。因此，在当今世界上，人们普遍追求的是一种与父位子承、亲信提拔不同的政体秩序。不仅如此，人们甚至还讨厌、鄙视这样一种权力和特权“自然传承”的方式。

王朝和裙带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今夭的世界上，在民主政治成为潮流的同时，王朝政治基因仍在起着明显的作用。统治者想永远把持自己的统治权力，并把它稳稳妥妥交给他们能够放心的接班人，代代相传、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但这只是王朝政治基因的一个方面。王朝政治基因还有另一个反面，那就是被统治者（“臣民”）那里的心理定势。“臣民”由于被某一个专制权力统治惯了，觉得让这一统治继续，要比改变它更稳妥可靠。“臣民”接受专制权力，有一种出于奴性的“挑熟不挑生”的定向选择，这不仅符合统治者的利益，而且也给统治者在传承政治权力时“专挑自己人”提供了合理性。这种喜熟不喜生的倾向在专制腐败的社会还可能进一步受“实惠心理”的支配：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换谁当权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说到吸血，吸饱的蚊子不会比饥饿的蚊子更坏。

王朝政治基因在专制统治长久存在，“臣民”心态积习已深的专制国家中司空见惯，在一些已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里，也仍然并不罕见。在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国家中，人们一次次选举以前领导人的未亡人或其儿女成为总统或国家领导人。贝娄不客气地指出，不要看美国人不喜欢王朝政治，其实在他们心里，也不是没有喜欢熟人姓名胜于喜欢生人姓名的倾向，“儿子比父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碰到这种事会有感情上的满足感。看到自己这个充满变数的社会上层有某种延续性，美国人就觉得定心、安全。人们喜欢看到熟悉的名字和面孔”。

然而，喜欢听到熟悉的姓名，与愿意接受父传子承和指定接班人的王朝政治统治毕竟是两回事。生活在民主政体中的美国人，对王朝政治有自然而合理的反感。但是，他们并非不理性地排斥一些似乎与王朝政治相似的人和事。例如，美国人并不把罗伯特•肯尼迪或爱德华•肯尼迪只是看成肯尼迪总统的弟弟，人们至今怀念罗伯特为民权运动作出的贡献，爱德华则在参议院和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美国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1824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6任总统。后来在竞选连任时败给了出身贫寒的安德鲁•杰克逊。但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也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公共人物。

美国政治中确有受父辈影响帮助的王朝政治因素，但却并不曾抱团结块，也没有形成太子党的情形，更不可能形成父位子承的体制。在美国，得益于家族关系的公共人物会因此受到更多的公众注视，面临更大的“要么好好表现，要么名誉扫地”的挑战，“如果他们失败，那就比常人更丢脸”。丢脸的不仅是当事人，而且也是曾令他得益的体面亲属或家族。

在美国，任人唯贤服从的是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原则，而举贤不避亲所遵行的则也是以挑选贤能不计出身的原则。举贤避亲事实上是一种逆向的不平等和非公平竞争。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曾深受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影响，洛克认为，一个好的共和主义者一定会把“局部和私人的亲情”看成是“低级和狭隘者之所好”，共和政治要扫除的就是世袭的特权和王朝的父权式统治。这个共和理念虽然具有普遍的正当性，但在具体的人和事上，人的能力和他的出身和生长环境是无法绝对分开的。人最早、最基本的教育是在家庭中发生的，家庭条件和关系影响到人的见识、阅历和兴运，也与他进入社会后的机遇、机会有所联系。美国独立革命要开启的是一个“在美国政治中去除家庭关系”的新气象，但是，只要家庭仍然在社会中具有极重的分量，就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