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玩具和游戏的公共意义
2008年8月6日，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专题采访中，当代著名作家王蒙讲了一个故事。在他的大孙子14岁的时候，他对孙子进行教育，说我14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革命者，我那时候参加了还处在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我已经从事革命了。而你现在只知道玩电脑游戏”。孙子立刻就给他一个回答，说：“那是因为你当时没有玩具，你连玩具都没有，你不去革命，你还能干什么？”王蒙觉得有点道理，表示“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注意给儿童和少年提供足够的玩具。一个国家不能够给儿童和少年提供足够的玩具，那么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就有权利选择革命”。
王蒙的说法很有趣，但还需要补充一下，因为对孩子来说，重要的不只是玩具，而更是游戏。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班上有一位家境宽余的学生，自己有一个篮球。在当时，那是一件很贵重、很了不起的玩具。许多想玩篮球的同学都讨好他，谁能玩、怎么玩都由他说了算。占有玩具的人，霸占了游戏规则，虽然有玩具，但没有好的游戏。
在我现在住家的不远处，有一片小小的公共绿地，叫“科比公园”，是一个小孩子们玩耍、游戏的地方。安置在那里的有沙坑、滑梯、转椅，还有许多来自小朋友自家的玩具，像城堡、车辆、小篮球架、玩偶，等等。玩具放在公园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小朋友把它们据为己有的，更没有往家里拿的。渐渐的，玩具越来越多，管理公园的就贴出告示，请居民们暂时不要再把玩具“赠与”公园了。
把自家的玩具拿出来，放到公园里让别的孩子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看上去是玩同一件玩具，但却不是同一种游戏。许多父母都知道，玩具会强化孩子的占有和独占欲望，在给孩子买新玩具的时候，他们会叮咛一声：“和小朋友一起玩”。
过去的孩子也许不如现在的孩子有这么多玩具，但他们未必就没有好的游戏。他们在地上划上格子，就能玩跳格子的游戏，跳橡皮筋和抓沙包的游戏也都只需要简陋的“玩具”。在游戏中，孩子们学会遵守公正规则，这些规则常常是他们自己一起制定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玩具简陋，他们才更需要彼此，更需要聚在一块儿才玩得有趣。
在美国，大学前（K-12)教育很强调学生的“团队精神”和“领导能力”，也就是和别人合作、聚在一块儿玩的游戏能力。参加各种体育或音乐团队、拉拉队、义工活动，是升学的一项重要考量。一个人在家里打电脑游戏，玩得再好，也不符合这项考量。
刚发明电报、电话的时候，只是个别人的玩具。后来有了公共的用途，因此必须建立公共的游戏规则。先是“自由通讯”的规则，谁到邮电局去打电报或打电话，只要付费就行，至于说什么话，那是他的自由。后来，在有的地方，邮电局的人说，电讯归我把管，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都得听我的，不听的话，不给服务。电报、电话没变，但游戏规则变了，游戏的性质也就变了。
要想儿童、青少年不要迷上革命，重要的恐怕不只是给他们足够的玩具，而且更是教他们如何游戏，按什么规则游戏。游戏者从小要学会一个道理，那就是，游戏者必须服从由所有游戏者同意遵守的规则。民主法治就是公共生活的这样一种游戏规则。革命是在有人不愿遵守民主法治规则，或者大多数人没有民主法治规则可以遵守的地方，才会发生的暴力游戏。
在一个只讲究物质的社会中，消费者只关心自己的物质满足，不想革命，不等于那里的社会、政治制度已经完美，无须革命。培养下一代，不能以他们为榜样。如果光给孩子们玩具，不教他们游戏规则，很容易让他们只满足于自己想要的东西，只关心自己的满足。这样的青少年虽然没有革命的念头，但也未必会关心与他人有关的事情，未必有兴趣参与公共社会的集体事业，成年以后，同样也难以成为真正能够坚持和捍卫法治规则的民主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