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 自杀者的生死观

中国和印度的棉农自杀现象，令人不禁联想到这两个国家的普遍自杀问题，据报道，全球每年1。。万人自杀，30%来自中国，而印度的自杀人数则排名第二。我们无法知道，那些棉农在舍弃生命，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是怎么看待他们自己人生的。他们舍弃生命的方式令我想起了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非自然死亡”，原因虽然很不相同，但遭遇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只有那些想死而最后决定不死的人，才能告诉我们，在想死的那一刻，究竟被什么样的生死观所困惑。

我父亲在他的《复归的素人》中就谈到过这样的困惑。在他坎坷的一生中，他周围发生过许多非正常死亡，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处在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死亡成为一个萦绕在他心头的人生课题。死亡有时候是对生命的威胁，但更多的时候，是寻求解脱的诱惑。但他自己的生命终于没有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结束，他是在非常安详、完全没有前兆，有没有痛苦的状态下突然逝去的。这使得他生前对死亡的种种思考和准备都似乎成为不相干的庸人自扰。

然而，仔细一想，又会发现，他对死亡的思考和准备并不是多余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它们可以让后人记起，历史的某些时刻，人的社会生存处境曾经极度恶化，以至无数人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极端困境，心灵上始终笼罩着非正常死亡的阴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曾经不得不自行选择或被迫非正常死亡，而另外一些人则凭借着某些扭曲的生死观，坚持着活了下来。

这类生死观之所以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对后人有历史见证的价值，是因为谈死，实乃谈生，在一个非正常死亡频繁发生的国家里，先一定是已经出现了正常生活不再可能的情况。这时候，死亡已经不再如蒙田所说，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或许根本与哲学无关的问题。它的浅显和迫切使得哲学性质的“知死”和“知生”得以渗透到普通平民的生死意识之中，成为他们可以凭借日常经验和常识判断去自行把握的心得体会。《复归的素人》中的“遂生重死”就是这样一种普通平民的个人生死观和常识体会。

我父亲说，人有三种死法：第一是自杀，第二是抗争，第三是顺应。如果说自杀是逃避，那么抗争便是对抗，而顺应则是不死不活地活着。

对于自杀，他是这么说的：“在漫长而困难的岁月中间，我曾经遇到过许多次的精神危机，有些是受间接的原因所牵连，有些则是由身不由得己的事件所引发。不少相识的师友正是因为承受不住那些危机的袭击，先后陷入精神崩溃的境地，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过以后，有人责备他们的脆弱、懦怯，也有人赞扬他们的勇敢、义烈，言人人殊，似乎都有道理。但不管怎样，他们对如何生，如何死，必定都有一个不能另作选择的价值标准”。

对于抗争，他是这么说的：“世间的确有一些热血男儿，他们铁骨挣铮，坚持义不受辱，直至舍生取义。这些仁人志士不仅关心自己，而且关心周围的世界。为了人类的尊严与福祉，他们敢于高举抗暴的旗帜，率先冒险犯难，甚至在不幸被擒就戮之际，仍然能嚼烂舌尖，直唾强人之面，身殉他们的主义。巧伪的旁观者尽可以把这种首义行为嗤之为匹夫之勇或故意漠视它唤醒顽懦的价值涵义”。

至于我父亲自己，他既没有自杀的决心，也没有抗争的勇气。他自我剖析道：“我从重死的原则出发，却没有追随我那些师友，在类似的精神危机中自行了断。这应该归功于我的常识。我清楚地意识到：迫害狂故入人罪，横施凌虐，本意就是要逼我轻生，我若是真的自杀，只能使不血刃的加害者双倍地称快”。再说，由于长期在羞辱、无尊严的人生中苟活偷生，他也已经习惯了“忍辱含垢，赖活于世”的生存方式。虽然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道德懦夫，但他还是很敬佩那些以死抗暴的大丈夫，因而看到，自己信奉的“遂生重死”不过是一种扭曲的、失败的生死观。他承认：“我保全了渺小的自我，却一声不吭，坐视数不清的无辜受难者或辗转沟壑，或死于非命，而无所作为。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找不出任何有力的借口来为自己的偷生辩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的遂生重死的原则确实是失败了，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我父亲从年轻时就喜爱蒙田，这位16世纪的作家对死亡多有思考，死亡既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过程。蒙田自己似乎对死亡抱着两个相当矛盾的态度。第一个态度是，死亡是人所无法为之作准备的一件事情：“死亡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死亡是没有办法练习的），练习了也无助于我们。一个人可以通过习惯或经验，使自己能够忍受痛苦、羞辱、贫困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意外，但死亡，我们却只能尝试一次，在遭遇死亡时，我们都是新手”。

第二个态度是，死亡是可以准备，也应当准备的。一个人可以咀嚼死亡，以更好地，比较容易地消化死亡，思考死亡的人在死亡来临时比较能够从容应对，苏格拉底便是一个楷模。蒙田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有整整三十天去反复思索死亡，在这段时间里，他充分消化了死亡，已经确实知道该如何面对，没有情绪，也别无选择，行为和语言都很低调、放松，而不因为这样的思索感到负担或冲动。我认为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能说明苏格拉底的一生了蒙田思考的是正常的死亡，他当然无从预料，四百多年后，人类历史竟然会出现某种情况，使得非正常死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成为许多人结束生命的方式，因此，他对死亡的两种态度都必须有所修正了。

首先，在一般的社会里，大多数人确实如蒙田所说，在活着的时候，对死亡并无意识，也不去多想，“他们并不对死亡费心思，但这并不会改变他们还是在死”。但是，在非正常死亡频繁的社会里，会有更多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对死亡不得不有所意识，也不得不去想。例如，可以想象，求死的棉农一定是在活着的时候，在心里有过了无数次的痛苦练习，因此，在喝下农药的那一刻，他已经熟练得连想都不用再想了。

其次，确如蒙田所说，人的生命就如同在向最后的死亡时刻不断迈进，思考和不思考死亡是有区别的。思考死亡和死亡如何影响人生，是在人的心灵时空中，延缓死亡的到来。不思考死亡的人，在死亡来临时觉得来得太突然，来得太急促，令他措手不及。因此，不思考死亡的活法与朝向死亡飞奔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思考死亡的人则不同，他对死亡有所准备，死亡来临的时候，他会觉得死亡终于来了，几乎是姗姗来迟。思考死亡的人至少在心理时间上延缓了死亡的来临。

但是，在生命没有尊严，人无法把握自己生命意义的生活里，延缓死亡仍然也未必就真的是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在既无自由，也无尊严的状态下，即使在非正常死亡不很频繁的时候，慢慢地死，也不等于好好地活。在看起来似乎是“自然”的生活中，人们感到痛苦，不是因为活着但不幸福，而是因为既不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也不知道什么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