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峰会点燃民粹之火
前几天，有一位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来我们家做客，电视晚间新闻正在播放G20高峰会议的消息。集聚在伦敦的愤怒抗议人群与警察发生了猛烈的冲突，而且有人砸毁了银行的玻璃外墙和进行其他破坏活动。新闻报道中，有一位妇女对记者说，我们一直都很负责任地生活，我们并没有借债，也没有挥霍，那些贪婪的金融家、银行家干下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我们来承担后果？
我们的这位朋友看着看着，流下了眼泪，后来她告诉我们，她70多岁的父亲不久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一生积蓄的退休金，一下子几乎化为乌有，“他觉得再也无法维持以前的经济水准，尊严地生活下去了”。
美国人的退休金几乎都是以一种叫作“401K计划”的方式投资在股市中的，金融危机已经使得这种投资式的积蓄失去了差不多一半的价值。对于接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等着或正在动用这笔退休金的人们来说，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等待经济的复苏了。比起日益增加的失业人群，这个退休人群面临的经济困境受媒体关注的程度要差许多。这些为自己退休生活作了打算的普通美国人，他们自己是负责任的，但却深受他人之害。尤其是在AIG保险公司高层用政府的补助金为自己分发红利的消息曝光后，他们感到了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把自己今天的困境看成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公正所造成的灾难。
这种民间的愤怒正在促使奥巴马政府对规范金融、银行市场下决心，并为之采取相应的措施。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奥巴马政府下一步有什么作为。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单靠美国的努力是解决不了世界经济问题的。在这样的时刻，有两种情绪反应正在不少国家中形成思潮，一种是民族主义，另一种是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思潮中最直接的便是经济民族主义。不少人把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直接归咎于美国，认为美国人受罪是活该，别国人受罪是遭连累。这样的说法并不公平。我们那位朋友的父亲并没有住大房子，和任何别国的国民一样，他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这样的怪罪把自己国内经济困难的原因全部推给外面，无助于检查和调整本国的产业结构、经济政策和社会公正体制。经济民族主义也使保护主义获得很大的合理性。不久前，加拿大政治人物要求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公务员制服和旗帜，就是一个例子。
民粹主义可以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也可以是一种跨国界的群众运动。发生在伦敦的暴力抗议属于后一种。民粹运动往往会以暴力为其表现形式。与民族主义结合的民粹主义有大众反抗的一面，也有群众暴政的一面。即使是非暴力的民粹主义，也往往只有虚假的民主政治意义。例如，在中国民粹政治的“民主”假象中，购买一本“说不”类的畅销书就等于参与了一次公民讨论，经历一场民族主义的集体亢奋（如抵制家乐福）就等于参与了一次民众的共同表决。但这些都并不具备实质性的民主公民政治意义。
这样的民粹主义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渺小个体，在群情激奋的人群众感到自己人多势众的力量，因此，他们总是倾向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时表现得十分强梁、非理性。这种群众性的民意宣泄既是偏执的，又是高尚的；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髙和暴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它的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民族、民粹、爱国），使他们在激烈行动中寻到自己的幸福。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狂热和暴力。发生在伦敦的民粹暴力事件应当引起我们对类似民粹心态和可能事件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