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裸泳”未必与世界接轨
最近，在报上和网上都读到了一篇题为《性学家力挺梦幻之岛与世界接轨》的报道，说的是性学家潘海先生提出建议，在珠海建设裸泳海滩。潘先生提出三条理由：旅游经济效益、生态文化、有益健康。大概是为了避免“文化（科学）搭台，商业唱戏”的嫌疑，潘先生还特别提出，性开放“有助于思想解放……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脱光衣服游水或洗澡，在乡下或野地里是很平常的事情，与性本来并没有什么瓜葛，只是因为性学家的提倡和提高，才与性和性解放沾上了关系。由于性学家的干预，原本只是个人的私事，变成了有公共意义的事情。
裸泳因“裸”而成为禁忌。自古以来禁忌最多、最厉害的两个领域就是性和宗教。今天，宗教禁忌已逐渐被政治和思想禁忌所取代，但性禁忌却仍然延续。如果说后一种禁忌的象征是内衣，那么前一种禁忌的象征就是外套。
契诃夫小说《套中人》中的那个别利科夫就是个禁忌特多，也特别在意禁忌的人物。别利科夫“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
不仅如此，“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既然规定晚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带有可疑的成分，带有某种言犹未尽，令人不安的因素。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荼馆时，他总是摇着头小声说：‘这个嘛，当然也对，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禁忌是被外力禁止，被内心默默接受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禁忌都像给别利科夫那样带来“恐惧”，有的禁忌给人带来的是“羞耻”。性就是给人带来羞耻的那种禁忌。“羞耻”和“罪感”不同，罪感与内心（“内疚”）相关，而羞耻则与视觉（“看见”）相关。羞耻是害怕被人看见不该看见（见不得人）的东西或事情。
内衣是这视觉界线上的最后屏障，一般人卸去这道屏障，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会感觉到无地自容。潘海先生建议，裸泳海滩上不得允许穿衣者进入，无意间触及了羞耻的一个秘密：在一群人中，只要还有一个人不肯脱掉那件最后保护羞耻的内衣，其他人就不能毫不在乎地把羞耻心完全拋到一旁。
在公共场所裸泳，并不能把“裸”这一私人行为改变为公共行为。无论有多少裸者共泳，他们都会排斥其他不裸的公众。排斥他者、不让他人看见的行为不是公共行为，不应该放到公共生活中来提倡。
最近几年，在公众视线下，商业的、文学的、艺术的脱内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些打破禁忌的事情也往往被提到“与世界接轨”和“思想解放”的高度。其实，即使在西方，也并非人人都会去裸泳，许多西方人的性观念远比我们那些“敢脱”的国人来得传统。要与世界接轨，有许多别的事情可做，“敢脱”未必是最紧迫的。
说到脱内衣能够解放思想，令人想起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那个新世界里，与性有关的事情样样解放，但思想就是不解放。在那里，人人可以脱内衣，但就是不能脱外套。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人人身上都套着一件比别利科夫的还要狭窄的外套，一件由专制政治定制的、非常难脱的思想外套。
脱内衣不只关乎性解放，也关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私域和公域的区别。个人的脱不脱是小事，而维护社会的公、私域区分却是大事。有人认为这种区别是多余的，想方设法要破除这个区别和这二者的界线。政治上的国家主义曾经试图用国家权力全面彻底管制全社会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私人领域。196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曾经天真的试图用“肉体政治”来解决社会不公正、制度非正义的问题。强行消除公、私域的区分，以一个领域代替或宰制另一个领域，即使不造成灾难，也会带来严重困扰。这些都还是不远以前的事情，我们应该汲取它们的危害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