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 瓦解崇髙代价太髙

文章特别强调，滕子京在岳州任上，根本不曾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景象。而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形下，巧立名目四处搜刮钱财，“所谓‘重修岳阳楼'只不过是4能臣廉吏’滕子京搞‘形象工程’和抓‘第二收入’的一种方略，政治上得资本，经济上得实惠，好事儿都被他一个人给占全了。在岳州任上，滕子京挂羊头卖狗肉故伎重演，疯狂地在民间征敛赋税，‘所得近万缗’”（古时一千文为一缗）。

范仲淹是滕子京的知交朋友，已经有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嫌疑。《岳阳楼记》之前，范仲淹压根就不曾到过岳阳楼，“范仲淹收到滕子京用他口气写的《岳阳楼记》之后，心领神会，一看这《岳阳楼记》写得确实也还不错，不愧是当年同科进士的水平，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因此，范仲淹犯下了为滕子京“瞒天过海”的罪过，自己也成了一个欺世盗名之徒。

文章作者破除范仲淹“忧民”的神话，自有借古说今的用意，表达对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政绩官员”和当今文坛利用名家“瞒天过海”和“移花接玉”的不满。但是，为此目的付出的代价却是未免太高了一些。破除像范仲淹“忧民”这样的神话，可能成为对中国文化道德资源的一种自我糟践。

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而为中国人世代称颂，不只是因为他的话说得好，而且更是因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苦于官吏的苛政，所以特别期待官员的“忧民”美德。“忧民”的神话，它的价值在于道出了人们的心声，至于是由谁制造的反倒不那么重要。

瓦解了范仲淹“忧民”的神话，直接遭到破坏的是人民要求官员忧民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按照瓦解神话的逻辑，既然天下当官的都必然是道德败坏之徒，连范仲淹都不例外，那么老百姓还有什么理由对当官的提出任何道德要求呢？

在揭露范仲淹欺世盗名的文章后面，有一种时下相当普遍的社会犬儒心态，那就是不相信任何人会无缘无故地立志要当有道德的人。古人也好，今人也罢，公开说出自己的道德志向，肯定暗藏着什么利己的动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向善教育，许多是通过通俗戏文、童蒙书、善书、历史人物故事来进行。这种道德资源在不断的批判中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例如，按照瓦解式的解读，孔融让梨的故事是教大家学乖：你想要的时候，要表现出不要——“孔融就很聪明，拿梨的时候，只要小的而不要大的。于是他成为了教育人的德育经典。与其说孔融让梨是德育楷模，不如说是大智若愚最好的体现。其实孔融是在装傻，他出奇地狡猾！”关于发明家爱迪生的，也有一个类似的“狡猾的孩子”故事：传说爱迪生儿时，人们把5分和2分硬币扔地上，他只会捡拾2分的。于是认为爱迪生傻。其实爱迪生精明得很，他心里在说：“我要捡了5分的，那个傻瓜还会扔钱让我捡呢？”这个“瓦解崇高”故事显然是编出来的，因为美国是没有2分的硬币的，但它确实是让一些人有了“瓦解崇高”的快感。

这种“拒绝崇髙”的社会心理，其实是对意识形态洗脑的一种矫枉过正。简单地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如今人们普遍抱有犬儒主义的怀疑心态。多年来，人们浸泡在意识形态的大染缸里，被指鹿为马，被掩耳盗铃，被翻云覆雨，如今大家发现，那些宏大的政治神话原来如此脆弱、虚伪，自然会对一切“崇高”产生怀疑，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二是功利思维。自从倡导“先富起来”，普天下人莫不对金钱、物质趋之若鹜，连一向讲究崇高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忧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也随之土崩瓦解。功利主义喧嚣尘上，自然会造成对高尚情操的嘲弄、颠覆，以及对阴暗动机的猎奇、追逐。

犬儒式的“敌视崇高”和“瓦解崇高”，继承了革命大批判“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传统，同时也是对革命伪崇髙的一种矫枉过正。多年来，有多少崇髙的理想一一破灭，使得人们普遍陷入道德虚无和功利主义之中。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这样的非道德状态中健康存在，这是我们必须重新重视传统道德的根本理由。现有的传统道德资源虽然不完美，但十分珍贵。与古代文物一样，传统的道德资源也是毁一件就少一件。如果一件件毁去，总有一天整个民族会落得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