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 自由言论和政府督导
蒂珀•戈尔（TipperGore，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夫人）多年前曾经提议，音乐出版公司必须对有显露性内容的音乐作品加以标识，引起了关于自由言论的争论。摇滚音乐家赞巴（FrankZappa)指责蒂珀•戈尔，说她对音乐有“进行审查的阴谋”。对此，政论家威尔斯（GarryWills)反驳道，极端的自由言论并不是民主公民社会的道德话语。
在美国，自由言论辩论的正反两方都是依据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尽管没有一方赞同政府钳制公民言论，但各方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却有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直接引用第一修正案，坚持政府或他人无权千涉任何个人的言论自由。第二种是全面理解第一修正案，强调个人言论自由是一种建立在与他人关系上的自由，因此不能排斥他人的批评自由。
大多数美国人同意后一种看法。一方面，由于言论的重要，必须坚持目论自由、不得压制；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言论重要，对言论不能不加理会、听之任之。所以，言论自由坚持的不是言论不容批评，而恰恰是言论必须认真对待批评。政府在运用批评权力时尤其应该特别小心，政府不能用“禁令”（censorship，书报审査）去管制公民自由，但应该以“督导"（censure，指责批评）去引导社会价值观，让社会自己发挥应有的道德判断和舆论作用。政府只有超越党派意识形态，主持社会正义，才能令人信服地发挥它的价值督导作用。
政府不能对社会言论下禁令，不仅是因为它没有这个权力，而且还是因为，这会给社会造成伤害。政府以各种“禁令”来管制公民的思想、言论，公民社会就无法成熟起来的。而一旦社会不能发挥道德舆论作用，民众道德就只好托付给官吏和法律。于是便会形成了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恶性循环。
在美国，政府对言论的督导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针对“仇恨语言”。仇恨语言指的是对他人有伤害、侮辱、歧视作用的话语。深受其害的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如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妇女。仇恨语言违反了美国公认的社会正义、平等、公民权利和尊严等基本价值原则，危害了民主秩序，因此成为政府督导的重点。
政府的第二种督导针对的是“色情”。“色情”在英语中是pornography，是两个词根的结合：pome(暴露）加graphein(书写、图像、生动）。说到底，色情牵涉到的是“性”，而性是没有办法禁绝的。政府管的是公共场所的“性暴露”色情，强调的是色情对少年人的危害。例如，美国的电影都有明确的等级区分，PG13、PG、R级的电影是不允许在小学或中学放映的，违反规定会有严重的法律后果。
政府对色情场所的限制和规定是从保护少年人的道义目的出发的，如限制“红灯区”，不得在学校附近开设色情电影院和出售色情杂志。这种限制不只是来自政府，更是来自社会本身。公民们对自己居住区附近开什么店，有什么服务有很大的自主权，所以不可能让那些与色情有关的商店或娱乐场所开得到处都是。
政府对“色情”场所有了制约，也就不必动用政府权力去监视、惩罚那些光顾这种场所的消费者。再说，就算政府想要监视在这些场所中发生的事情，如装设警报、用警力来监控，经费又从哪里来呢？在美国，不经纳税人同意、没有合法的拨款程序，政府是无钱可花的。纳税人反倒要责问政府，你既然要解决问题，那又为何不事先预防发生问题呢？
在美国，“色情”是有很明确的界定的，与此相比，对“暴力”的界定就不那么明确（Ice-T的“警察杀手”之歌的争议便是一例）。“色情”和“低俗”不是一回事。色情是有客观标准的：暴露什么、暴露到什么程度。而低俗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趣味判断，《红楼梦》、邓丽君的歌曲、谈情说爱的民间小调，不是都曾被斥责为低俗的东西吗？不是也还是有许多人认为它们并不低俗吗？
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政府没有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以禁止某些思想的传播为目的，随意控制言论、出版和新闻。但政府仍然有对言论的督导责任和权力，其目的是为了主导社会正义。在一个公共道德意识起作用的国家里，政府关注的不是个人的趣味，而是个人言论、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政府的督导作用必须以此为原则，无论是为保护社会弱者群体而督导仇恨语言，还是为了保护儿童而督导色情，道理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