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 慈善、施舍和公益

海地发生大地震，成为美国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晚间电视新闻从平时的30分钟延长为60分钟。报纸媒体也有许多关于灾情和救援的特别报道，其中包括普通美国人为帮助海地难民所作的捐赠。

我所居住的奥克兰市也不例外，《奥克兰论坛报》2010年1月16日在头版刊登题为《援助是“道德责任”》的文章，报道了附近一家叫MedShare(医疗分享）的慈善机构往海地送药品的消息。报道题目中用“道德责任”（moralimperative)，就是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人服从自己内心的“道德命令”。

个人服从自己内心的同情心，用爱去对待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用金钱或物品去帮助他们，这是“慈善”（charity，“爱”）的原意。美国人捐款都是个人行为，不在公司、学校、政府机关中进行，更没有组织动员的。这次为海地捐款的一种很受欢迎的形式是“手机短讯”。只要在手机中打入Haiti(海地），就表示你愿意捐款10美元（这是捐款上限），款项会算在下一次电话公司寄来的账单中。一个人捐款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他自己不说，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在美国，慈善和公益都用charity这个字，但在意思上还是有些不同。同样捐款，区别在于是否为了救助直接有需要的弱者。在出现灾情时，捐款是一种慈善，平时的捐款则多为公益。例如，前不久，华人张磊为耶鲁大学捐款，就是非救灾性的公益行为。Med-Share占地32000英尺，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慈善机构，收集和分发由医疗产品公司提供的多余医疗物品，具有公益行质，但向世界贫穷国家免费提供这些物品，则是慈善性质的。

美国人有比较好的捐赠传统，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慈善研究中心“美国捐赠基金”有一个报告，说明2006年美国人共捐出善款2950.2亿美元，比2005年的2830.5亿美元增长了1%。2006年是美国自然灾害较少的一年，赈济负担相对也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去除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因素，2006年的捐款实际比2005年增加了3.2%。

根据同一年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材料：在中国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中国以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专项调査显示，中国上千万家企业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目前，中国私人捐赠不足10亿元。对比一下美国同类统计材料，就可以看出两国的差别。

美国捐赠善款的人，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大部分来自公司财团。75.6%的善款来自个人捐赠者。如果算上个人去世后向社会捐赠的遗产，那么个人捐赠占全部善款的83.4%。

善款用途很多是公益性的，以2006年为例，32.8%，也就是%0•82亿捐给宗教组织；n.9%，也就是400.98亿捐作教育的用途，包括大学，图书馆等等。还有许多捐给公共电视、广播和各种与环保、和平、人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纽约大学慈善研究Hey-man中心的戈迪亚尼教授（ClaireGaudiani)把捐赠看成是美国国民性的特征。她指出，与世界上第二个最好善乐施的国家英国相比，美国人的捐赠款高出了一倍之多。2。06年10月的慈善援助基金统计显示，美国人的捐款是美国国民经济总值（GDP)的1.7%，英国人的捐款则为英国国民经济总值的0.73%。

在美国，个人捐款来自各个收入层次的普通公民，。在家庭收人1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中，有65%是参与捐赠的。普通公民的捐赠意愿和捐赠行为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一个社会要保护并有效运用这一资源，需要把“捐赠”和“施舍”区分开来。这一区分大致也是“公益”和“慈善”的区别。

作为公益行为的捐赠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不是等到有了灾情才采取的应急措施。普通公民普遍参与公益，有助于从正面确立公益的社会意义和利他道德精神。如果只有少数富豪大笔赠款，许多人会认为捐赠只是有钱人才该做的事情。他们甚至怀疑捐赠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公关形象、赎罪或者是纯粹出于省税的利己动机。一味地如此猜疑，只会增长社会中的道德犬儒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普通公民越多参与公益，公益才能越加成为公众心目中真正的好事。

普通公民参与公益，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社会风气和公民行为的相互补充关系。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现成不变的道德价值，人的道德价值是在人群关系中学习和逐渐形成的。这种人群关系包括家庭、交往者、学校、教会、职业联系、特定的社会，等等。如果人群期待和鼓励人们捐赠，把捐赠当作人群成员应尽的责任，形成一种风气，那么，即使不捐赠的人，也会知道捐赠是一种有道德心的好事，也会知道，没有利他的道德意向，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捐赠制度。如果公众普遍有了这样的想法，公益也就有望成为一种社会自助和互助的优良公民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