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性政治和思想解放

曾任著名艺术和社会科学季刊《Salmagundi》主编的罗依斯(RobertRoyers)，他在一篇题为《美国“高级文化”对性的态度》的文章中批评了60年代的“肉体政治”浪漫主义，直接针对的是美国作家凯西（KenKesey)的《飞越杜鹃巢》。罗依斯称这种“肉体政治”为“性政治”（pomo-politics)。“pomo”一词的词义由“卖淫”而转为泛义的“性”，所以还有“黄色”和“色情”的意思。

“髙级文化”试图把“性”和“色情”区别开来，去除“性”的原始、粗鄙的欲念成分，把“性”转变成“文明”和“体面”的对象。艺术家、作家把性转化为审美对象，教授、学者把性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中的“性”往往被认识为存在于社会规范中的人文力量，释放它可以为人带来“解放”的效果，可以“有助于思想解放”。这是社会科学中的“性”与医学或生物学中纯科学的“性”不同的地方。

社会意义上的“解放”是挣脱，是摆脱。解放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从什么当中挣脱出来，另一个是挣脱到另一个什么状态中去。解放是破，也是立，只破不立的挣脱并不具有真正的解放意义。公共社会中的“破”和“立”都必须通过公共政治手段才能实现。然而，性政治却是一种“反政治”（anti-politics)，性政治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公共政治。

罗依斯指出，“性政治的鼓吹者通常是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既缺乏理想，也缺乏实现目标的耐心'热衷于性政治的往往是一些梦想家，“他们在陈规戒律前充满了无力感，无力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关系。……他们于是常常退缩到各种各样的性政治之中”。等待这些性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往往是深刻的失望和沮丧。一方面是“政治制度结构照样压制和封闭”，另一方街是“广大民众对他们的性解放理想无动于衷”。性解放者本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解放目标，再加上无法改变政治体制，又无法影响民众的双重无力感，他们的“性和谐”理想很快就变质为为性而性。

思想解放是针对思想禁锢而言的，没有禁锢又何必要求解放？以“性政治”来寻求中国的思想解放之道，这本身就很可能落入当今中国的思想禁锢之套中。当今中国的思想禁锢并不发生在所有的社会领域，即使同样发生的，性质和程度也不相同。谁都知道，新闻、言论公共传媒领域，可以允许“很黄很暴力”和“很黄很原始裸”就是其一）的东西，但却不允许涉及“很政治很敏感”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也不能涉及“很政治很沉重”的历史反思和历史批评。

用“性”来寻求针对当今中国政治思想禁锢的解放之道，给人一种饥不择食、药不对症的感觉。抗战时期，许多高校搬迁到四川去，大后方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不少青年大学生得了肺结核。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锋，但供应极其匮乏，不是一般得肺病的青年学子所能得到。他们在绝望的境遇下开始尝试种种“特异疗法”，其中包括喝火油（就是点煤油灯的燃料）。他们都不是愚蠢之辈，但在绝望的情况下照样能做出我们今天看来是愚蠢的事情。文化革命期间，出现过一些医学奇效疗法，如喝盐卤、打鸡血针（从雄鸡鸡冠上抽血，然后注入人的静脉），说是包治百病，延年益寿。今天，痛感于“思想不解放”，性学教授和学者又在带领我们去做集体病急乱投医的蠢事，为中国的思想禁锢之病，开出的竟然是用性解放来治疗的药方。

单纯的性研究很难确立一个明确的政治、社会目标。它对性禁锢、束缚的理解本来就有局限。性性研究者感觉到性习俗规范的束缚，将其当作必须打破的陋见陈规。但挣脱束缚、打破陈规之后呢？社会是不是就此能够变得制度更正义、政治更民主、宪政法治秩序更良好呢？还是可以就此进入一个返璞归真、自然浑成的“和谐社会”？

性学家们研究性，对社会中人的性行为、性现象提出看法和建议，这本是他们的专业工作范围。但愿他们千万谨慎，不要轻率地在性解放和破除政治、社会思想禁锢之间搭上“直接解放”或“曲线解放”的关系。其实，中国的思想禁锢之病既不难诊断，药也是现成的，并不需要到西方、到外国的性研究里去求药方。“思想解放”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要解放的思想，在“性禁”之外，还有哪些更重要的“禁”需要认真去解、快快去解。•那些不能公开言说，不能公开讨论的“禁”是一种类似于契诃夫小说《套中人》中别利科夫外套的自我思想禁锢。为了思想解放，现在要紧的不是脱内衣，而是脱外套，脱那件别利科夫一辈子都没能脱下来的禁令与服从的外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