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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鉴赏辞典：新一版 - 缪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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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宋诗鉴赏辞典（新一版）

作者：缪钺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ISBN：9787532643660

字数：1508千字

《宋诗鉴赏辞典》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绍卿马祖熙王劦王从仁王兴康王英志王思宇

王根林王镇远王翼奇韦凤娟邓光礼邓韶玉艾荫范

左成文龙晦卢文周史乘史良昭白敦仁朱世英

朱永安朱杰人朱明伦乔象钟刘乃昌刘文忠刘永翔

刘扬忠刘初棠刘知渐刘学锴刘禹昌刘竞飞刘逸生

刘德重许理绚孙静孙艺秋苏者聪李敏李中华

李文钟李正民李廷先李壮鹰李良镕李宗为李济阻

李敬一李景白吴锦吴汝煜吴孟复吴调公邱俊鹏

何大江何丹尼何庆善何满子余恕诚余嘉华沈晖

沈时蓉张兵张翰张仁健张成德张志岳张明非

张金海张惠荣张锡厚张燕瑾陈文华陈文新陈邦炎

陈志明陈伯海陈顺智陈祥耀邵毅平林从龙林东海

金子湘金启华金菊林周凤岗周本淳周振甫周啸天

周锡山周溶泉周慧珍屈守元孟庆文赵其钧赵昌平

赵晓兰胡守仁胡国瑞胡晓晖钟元凯袁行霈聂世美

莫砺锋顾之京顾伟列顾志兴顾复生徐少舟徐世琤

徐永年徐应佩徐定祥徐树仪唐富龄陶文鹏陶道恕

黄刚黄明黄珅黄宝华萧作铭萧瑞峰曹旭

曹中孚曹光甫曹济平崔承运阎昭典梁归智梁瑞玲

葛晓音韩小默蒋见元程一中傅经顺曾枣庄赖汉屏

雷履平詹杭伦鲍恒褚斌杰蔡义江蔡厚示鲜述文

熊礼汇缪钺潘同寿霍松林

审订者：李廷先

原书责任编辑：严寿澂贺银海

责任编辑：霍丽丽辛琪

特约编辑：杨月英

出版说明

本书是我社中国文学鉴赏辞典系列之一。该书出版近三十年来，备受读者好评且长销不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中的经典之作与文学爱好者案头常备的工具书。

本书原有的选目，较好地反映了宋诗流派纷呈，风格迥异，名家众多的特点，又注重文学史的流派与流变，在作家的遴选、篇目的分配上颇为合理，得到学术界与读者的认可，故对于本书选目，不作较大改动；鉴赏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当年有关领域的不二之选。绝大部分专家以狮子搏兔的精神，鞭辟入里厚积薄发，阐幽烛隐，触处生春，为读者指迷导航，架起文学鉴赏之桥，至今看来仍历久弥鲜。这些作者有的已驾鹤西去，有的成耄耋长者，更有不少成为宋诗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术中坚，对于他们当年的支持，我们谨表示深切怀念、崇高敬意与衷心感谢。

本书的成功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但近三十年来宋诗研究领域成果累累，如宋代某些诗人的生平考订，宋人总集、别集新的整理出版，有关研究资料、研究著作的不断推出，以及与诗歌中古地名相对应的今地名的巨大变化等等，都需要得到及时反映。故本次修订，主要是请有关专家对这方面进行纠错与补缺。鉴赏文章，一般不作较大的修改润色，仅就个别篇章进行订误补充或调整。通过在充分考量的基础上审慎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校订补充有关诗人生卒年，修改鉴赏文章中涉及变易的古今地名，补充出版信息，展示宋诗研究整理的新成果，全面调整作家篇目次序，进而扩大版面，改进版式与装帧，使全书的质量有较大提升。囿于各种因素，本次修订，尚难臻完美，不当之处，尚祈专家与读者不吝指正。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年7月

凡例

一、本书共收二百五十五位宋代诗人的作品一千零三十八题，计一千二百五十一首。

二、正文中作家的排列，大致以生年先后为序；个别情况则依据卒年；生卒年无考者，则以在世年代先后为序。同一诗人之作，凡所收作品较多者，大致以编年顺序排列。

三、本书的赏析文章，大体是每题一篇；亦有一题分数篇者或数题合为一篇者，视撰写需要而定。

四、本书使用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

五、诗中典故及疑难字句的注释，一般置于正文中，有的则在原诗末酌加注释。

六、本书所涉古代年份，一律用旧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年”字则省略）。

七、每位作家的首篇作品前，均附有其小传，无名氏从略。

八、本书正文中插入有关宋人诗意的书画作品三十余幅，其中以宋人作品为主。

九、本书附有：诗人年表、宋诗书目、名句索引、篇目笔画索引等，供读者参考。

论宋诗（代序）

缪钺

宋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居易诗，故王禹偁主盟一时。真宗时，杨亿、刘筠等喜李商隐，西昆体称盛，是皆未出中晚唐之范围。仁宗之世，欧阳修于古文别开生面，树立宋代之新风格，而于诗尚未能超诣，此或由于非其精力之所专注，抑或由于非其天才之所特长，然已能宗李白、韩愈，以气格为主，诗风一变。梅尧臣、苏舜钦辅之。其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出，皆堂庑阔大。苏始学刘禹锡，晚学李白；王黄二人，均宗杜甫。“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后山诗话》）宋诗至此，号为极盛。宋诗之有苏黄，犹唐诗之有李杜。元祐以后，诗人迭起，不出苏黄二家。而黄之畦径风格，尤为显异，最足以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刘后村诗话》曰：“豫章稍后出，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其后学之者众，衍为江西诗派，南渡诗人，多受沾溉，虽以陆游之杰出，仍与江西诗派有相当之渊源。至于南宋末年所谓江湖派，所谓永嘉四灵，皆爝火微光，无足轻重。故论宋诗者，不得不以江西派为主流，而以黄庭坚为宗匠矣。

唐代为吾国诗之盛世，宋诗既异于唐，故褒之者谓其深曲瘦劲，别辟新境；而贬之者谓其枯淡生涩，不及前人。实则平心论之，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过于宋，若明代前后七子之规摹盛唐，虽声色格调，或乱楮叶，而细味之，则如中郎已亡，虎贲入座，形貌虽具，神气弗存，非真赏之所取也。何以言宋人之善学唐人乎？唐人以种种因缘，既在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其所以如此者，要在有意无意之间，盖凡文学上卓异之天才，皆有其宏伟之创造力，决不甘徒摹古人，受其笼罩，而每一时代又自有其情趣风习，文学为时代之反映，亦自不能尽同古人也。

唐宋诗之异点，先粗略论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

兹更进而研讨之。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

唐诗以情景为主，即叙事说理，亦寓于情景之中，出以唱叹含蓄。惟杜甫多叙述议论，然其笔力雄奇，能化实为虚，以轻灵运苍质。韩愈、孟郊等以作散文之法作诗，始于心之所思，目之所睹，身之所经，描摹刻画，委曲详尽，此在唐诗为别派。宋人承其流而衍之，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和答子瞻》、《省中烹茶怀子瞻用前韵》、《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复次韵戏答》，共五首，皆用“书”“珠”“如”“湖”四字为韵。）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人诗中尤恒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夫诗本以言情，情不能直达，寄于景物，情景交融，故有境界，似空而实，似疏而密，优柔善入，玩味无斁，此六朝及唐人之所长也。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务求充实密栗，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李白、王维之诗，宋人视之，或以为“乱云敷空，寒月照水”（许尹《山谷诗注序》），不免空洞，然唐诗中深情远韵，一唱三叹之致，宋诗中亦不多觏。故宋诗内容虽增扩，而情味则不及唐人之醇厚，后人或不满意宋诗者以此。

唐诗技术，已甚精美，宋人则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兹分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声调诸端论之。

（一）用事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诗中自有熔铸群言之妙。刘禹锡云：“诗用僻字须要有来去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尝疑此字僻，因读《毛诗·有瞽》注，乃知六经中惟此有饧字。”宋祁云：“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思六经中无此字，不复用。”诗中用字贵有来历，唐人亦偶及之，而宋人尤注意于此。黄庭坚《与洪甥驹父书》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欣赏古人，既着意于其“无一字无来处”，其自作诗亦于此尽其能事。如《咏猩猩毛笔》云：“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用事“精妙隐密”，为人所赏。故刘辰翁《简斋诗注序》谓“黄太史矫然特出新意，真欲尽用万卷，与李杜争能于一词一字之顷，其极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实则非独黄一人，宋人几无不致力于此。兹举一例，以见宋人对于用字贵有来历之谨细。

《西清诗话》:“熙宁初，张掞以二府初成，作诗贺荆公，公和曰：‘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以示陆农师。农师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萧何第一，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惭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为倒置眉目，反易巾裳，盖谨之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

唐人作诗，友朋间切磋商讨，如“僧推月下门”，易“推”为“敲”;“此波涵帝泽”，易“波”为“中”，所注意者，在声响之优劣，意思之灵滞，而不问其字之有无来历也。宋诗作者评者，对于一字之有无来历，斤斤计较，如此精细，真所谓“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此宋人作诗之精神与唐人迥异者矣。

所贵乎用事者，非谓堆砌饾饤，填塞故实，而在驱遣灵妙，运化无迹。宋人既尚用事，故于用事之法，亦多所研究。《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石林诗话》云：“诗之用事，不可牵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则事词为一，莫见其安排斗凑之迹。苏子瞻尝为人作挽诗云：‘岂意日斜庚子后，忽惊岁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对，不假人力。”大抵用事贵精切、自然、变化，所谓“用事工者如己出”（《王直方诗话》），即用事而不为事所用也。

非但用字用事贵有来历、有所本，即诗中之意，宋人亦主张可由前人诗中脱化而出，有换骨夺胎诸法。黄庭坚谓：“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诗中用字用事用意，所以贵有所本，亦自有其理由。盖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最为精品，其辞意皆不容粗疏，又须言近旨远，以少数之字句，含丰融之情思，而以对偶及音律之关系，其选字须较文为严密。凡有来历之字，一则此字曾经古人选用，必最适于表达某种情思，譬之已提炼之铁，自较生铁为精。二则除此字本身之意义外，尚可思及其出处词句之意义，多一层联想。运化古人诗句之意，其理亦同。一则曾经提炼，其意较精；二则多一层联想，含蕴丰富。至于用事，亦为达意抒情最经济而巧妙之方法。盖复杂曲折之情事，决非三五字可尽，作文尚可不惮烦言，而在诗中又非所许。如能于古事中觅得与此情况相合者，则只用两三字而义蕴毕宣矣。然此诸法之运用，须有相当限度，若专于此求工，则雕篆字句，失于纤巧，反失为诗之旨。

（二）对偶吾国文字，一字一音，宜于对偶，殆出自然。最古之诗文，如《诗经》、《尚书》，已多对句。其后对偶特别发展，故衍为骈文律诗。唐人律诗，其对偶已较六朝为工，宋诗于此，尤为精细。《石林诗话》云：“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檃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尝与叶致远诸人和头字韵诗，往返数四，其末篇有云：‘名誉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壶头’，以谷口对壶头，其精切如此。”大抵宋诗对偶所贵者数点：

（甲）工切如“飞琼”对“弄玉”，皆人名，而“飞”字与“弄”字，“琼”字与“玉”字又相对。如“谷口”对“壶头”，皆地名，而“谷”字与“壶”字，“口”字与“头”字又相对。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鸭绿”代水，“鹅黄”代柳，而“鸭”“鹅”皆鸟名，“绿”“黄”皆颜色，“鳞鳞”“袅袅”均形况叠字，而“鳞”字从“鱼”,“袅”字从“鸟”，备极工切。

（乙）匀称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其中名词动词形况词相对偶者，意之轻重，力之大小，皆如五雀六燕，铢两悉称。

（丙）自然对偶排比，虽出人工，然作成之后，应极自然，所谓“浑然天成，不见牵率处”。如黄庭坚《寄元明》诗：“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陈师道《观月》诗：“隔巷如千里，还家已再圆。”陈与义《次韵谢表兄张元东见寄》诗：“灯里偶然同一笑，书来已似隔三秋。”骤读之似自然言语，一意贯注，细察之则字字对偶也。

（丁）意远对句最忌合掌，即两句意相同或相近也。故须词字相对，而意思则隔离甚远，读之始能起一种生新之感。如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黄庭坚“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俱少年”。读上句时，决想不到下句如此接出，此其所以奇妙也。

（三）句法杜甫《赠李白》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寄高适》诗云：“佳句法如何。”《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韩愈《荐士》诗称孟郊云：“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唐人为诗，固亦重句法，而宋人尤研讨入微。宋人于诗句，特注意于洗炼与深折，或论古，或自作，或时人相欣赏，皆奉此为准绳。王安石每称杜甫“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转”之句，以为用意高峭，五字之模楷。黄庭坚爱杜甫诗“不知西阁意，肯别定留人”。肯别耶，定留人耶，一句有两节顿挫，为深远闲雅。《王直方诗话》云：“山谷谓洪龟父云：‘甥最爱老舅诗中何语？’龟父举‘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以为深类工部。山谷曰：‘得之矣。’张文潜尝谓余曰：‘黄九似“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真是奇语。'”观此可知宋诗造句之标准，在求生新，求深远，求曲折。盖唐人佳句，多浑然天成，而其流弊为凡熟、卑近、陈腐，所谓“十首以上，语意稍同”。故宋人力矫之。《复斋漫录》云：“韩子苍言，作语不可太熟，亦须令生。东坡作《聚远楼》诗，本合用‘青山绿水’对‘野草闲花’，以此太熟，故易以‘云山烟水’。此深知诗病者。”此事最足以见宋人造句之特色。若在唐人，或即用“青山绿水”矣，而宋人必易以“云山烟水”，所以求生求新也。然过于求新，又易失于怪僻。最妙之法，即在用平常词字，施以新配合，则有奇境远意，似未经人道，而又不觉怪诞。如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张耒称为奇语。“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皆常词也。及“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六词合为两句，则意境清新，首句见朋友欢聚之乐，次句见离别索寞之苦，读之隽永有深味。前人诗中用“江湖”，用“夜雨”，用“十年灯”者多矣，然此三词合为一句，则前人所无。譬如膳夫治馔，即用寻常鱼肉菜蔬，而配合烹调，易以新法，则芳鲜适口，食之无厌。此宋人之所长也。

（四）用韵唐诗用韵之变化处，宋人特注意及之。欧阳修曰：“韩退之工于用韵。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以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譬夫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宋人喜押强韵，喜步韵，因难见巧，往往叠韵至四五次，在苏黄集中甚多。吕居仁《与曾吉甫论诗帖》云：“近世次韵之妙，无出苏黄，虽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韵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诗句之有韵脚，犹屋楹之有础石，韵脚稳妥，则诗句劲健有力。而步韵及押险韵时，因受韵之限制，反可拨弃陈言，独创新意。此皆宋人之所喜也。

（五）声调唐诗声调，以高亮谐和为美。杜甫诗句，间有拗折之响，如“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一双白鱼不受钓，三寸黄柑犹自青”,“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舡何郡郎”。其法大抵于句中第五字应用平声处易一仄声，应用仄声处易一平声。譬如“宠光”二句，上句第五字应用平声，下句第五字应用仄声，则音调谐和。今上句用仄声“与”字，下句用平声“舒”字，则声响别异矣。因声响之殊，而句法拗峭，诗之神味亦觉新异。此在杜甫不过偶一为之，黄庭坚专力于此。宋人不察，或以为此法创始于黄。《禁脔》云：“鲁直换字对句法，如：‘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田中谁问不纳履，坐上适来何处蝇。'‘秋千门巷火新改，桑柘田园春向分。'‘忽乘舟去值花雨，寄得书来应麦秋。’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前此未有人作此体，独鲁直变之也。”黄非独于律诗如此，即作古诗（尤其七古），亦有一种奇异之音节。方东树谓黄诗“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昭昧詹言》）。

总之，宋诗运思造境，炼句琢字，皆剥去数层，透过数层。贵“奇”，故凡落想落笔，为人人意中所能有能到者，忌不用，必出人意表，崛峭破空，不从人间来。又贵“清”，譬如治馔，凡肥厨馔，忌不用。苏轼评黄诗云：“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任渊谓读陈师道诗，“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方东树评黄诗曰：“黄山谷以惊创为奇，意，格，境，句，选字，隶事，音节，着意与人远，故不惟凡近浅俗，气骨轻浮，不涉毫端句下，凡前人胜境，世所程式效慕者，尤不许一毫近似之。”黄陈最足代表宋诗，故观诸家论黄陈诗之语，可以想见宋诗之特点。宋诗长处为深折，隽永，瘦劲，洗剥，渺寂，无近境陈言、冶态凡响。譬如同一咏雨也，试取唐人李商隐之作，与宋人陈与义之作比较之：

萧洒傍回汀，依微过短亭。气凉先动竹，点细未开萍。稍促高高燕，微疏旳旳萤。故园烟草色，仍近五门青。（李商隐《细雨》）

萧萧十日雨，稳送祝融归。燕子经年梦，梧桐昨暮非。一凉恩到骨，四壁事多违。衮衮繁华地，西风吹客衣。（陈与义《雨》）

李诗写雨之正面，写雨中实在景物，常境常情，人人意中所有，其妙处在体物入微，描写生动，使人读之而起一种清幽闲静之情。陈诗则凡雨时景物一概不写，务以造意胜，透过数层，从深处拗折，在空际盘旋。首二句点出雨。三四两句离开雨说，而又是从雨中想出，其意境凄迷深邃，决非恒人意中所有。同一用鸟兽草木也，李诗中之“竹”、“萍”、“燕”、“萤”，写此诸物在雨中之情况而已；陈诗用“燕子”、“梧桐”，并非写雨中燕子与梧桐之景象，乃写雨中燕子与梧桐之感觉，实则燕子、梧桐并无感觉，乃诗人怀旧之思，迟暮之慨，借燕子、梧桐以衬出耳。宋诗用意之深折如此。五六两句言人在雨时之所感。同一咏凉也，李诗则云“气凉先动竹”，借竹衬出；陈诗则云“一凉恩到骨”，直凑单微。“凉”上用“一”字形容，已觉新颖矣，而“一凉”下用“恩”字，“恩”下又接“到骨”二字，真剥肤存液，迥绝恒蹊。宋诗造句之烹炼如此。世之作俗诗者，记得古人许多陈词套语，无论何题，摇笔即来，描写景物，必“夕阳”“芳草”，偶尔登临，亦“万里”“百年”，伤离赠别，则“折柳”“沾襟”，退隐闲居，必“竹篱”“茅舍”；陈陈相因，使人生厌，宜多读宋诗，可以涤肠换骨也。再举宋人古诗为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云：

东坡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此诗纯以意胜，不写景，不言情，而情即寓于意之中。其写意也，深透尽致，不为含蓄，而仍留不尽之味，所以不失为佳诗。然若与唐人短篇五古相较，则风味迥殊。如韦应物《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诗：

前舟已渺渺，欲渡谁相待。秋山起暮钟，楚雨连沧海。风波离思满，宿昔容鬓改。独鸟下东南，广陵何处在。

则纯为情景交融，空灵酝藉者矣。

宋诗中亦未尝无纯言情景以风韵胜者，如：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苏舜钦）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苏轼）

我家曾住赤栏桥，邻里相过不寂寥。君若到时秋已半，西风门巷柳萧萧。（姜夔）

诸作虽亦声情摇曳，神韵绝佳，然方之唐诗，终较为清癯幽折。至如：

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陈师道）

则纯为宋诗意格矣。

宋诗既以清奇生新深隽瘦劲为尚，故最重功力，“月锻季炼，未尝轻发”（任渊《山谷诗注序》），盖此种种之美，皆由洗练得来也。吕居仁《与曾吉甫论诗帖》云：“要之此事须令有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此言为诗赖工夫也。因此，一人之诗，往往晚岁精进。王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作诗贵精不贵多。黄庭坚尝谓洪氏诸甥言：“作诗不必多，某生平诗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诸洪皆以为然。徐师川独笑曰：“诗岂论多少，只要道尽眼前景致耳。”黄回顾曰：“某所说止谓诸洪作诗太多，不能精致耳。”作诗时必殚心竭虑。陈师道作诗，闭户蒙衾而卧，驱儿童至邻家，以便静思，故黄庭坚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语，而师道亦自称“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此最足代表宋人之苦吟也。

宋诗流弊，亦可得而言。立意措词，求新求奇，于是喜用偏锋，走狭径，虽镌镵深透，而乏雍容浑厚之美。《隐居诗话》云：“黄庭坚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刘熙载云：“杜诗雄健而兼虚浑，宋西江名家，几于瘦硬通神，然于水深林茂之气象则远矣。”此其流弊一。新意不可多得，于是不得不尽力于字句，以避凡近，其卒也，得小遗大，句虽新奇，而意不深远，乍观有致，久诵乏味。《隐居诗话》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方东树曰：“山谷死力造句，专在句上弄远，成篇之后，意境皆不甚远。”此其流弊二。求工太过，失于尖巧；洗剥太过，易病枯淡。《吕氏童蒙训》云：“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不可不知。”方东树曰：“山谷矫敝滑熟，时有枯促寡味处。”刘辰翁曰：“后山外示枯槁，如息夫人绝世，一笑自难。”此其流弊三。

陈子龙谓：“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此言颇有所见，惟须略加解释。盖自中晚唐词体肇兴，其体较诗更为轻灵委婉，适于发抒人生情感之最精纯者，至宋代，此新体正在发展流衍之时，故宋人中多情善感之士，往往专藉词发抒，而不甚为诗，如柳永、周邦彦、晏幾道、贺铸、吴文英、张炎、王沂孙之伦是也。即兼为诗词者，其要眇之情，亦多易流入于词。如欧阳修，世人称其诗“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囷倒廪，无复余地。”（《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石林诗话》）是讥其不能酝藉也。然观欧阳修之词如：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

芳菲次第还相续，不奈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玉楼春》）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

何其深婉绵邈。盖欧阳修此种之情，既发之于词，故诗中遂无之矣。由此可知，宋人情感多入于词，故其诗不得不另辟疆域，刻画事理，于是遂寡神韵。夫感物之情，古今不易，而其发抒之方式，则各有不同。唐人中工于言情者，如王昌龄、刘长卿、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若生于宋代，或将专长于词；而宋代柳周晏贺吴王张诸词人，若生于唐，其诗亦必空灵酝藉。陈子龙谓“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宋人非不知诗，惟前人发之于诗者，在宋代既多为词体夺之以去，故宋诗之内容不得不变，因之其风格亦不得不殊异也。

英国安诺德谓：“一时代最完美确切之解释，须向其时之诗中求之，因诗之为物，乃人类心力之精华所构成也。”反之，欲对某时代之诗得完美确切之了解，亦须研究其时代之特殊精神，盖各时代人心力活动之情形不同，故其表现于诗者风格意味亦异也。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而因重用文人故，国内清晏，鲜悍将骄兵跋扈之祸，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宋人审美观念亦盛，然又与六朝不同。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六朝之美在声容，宋代之美在意态；六朝之美为繁丽丰腴，宋代之美为精细澄澈。总之，宋代承唐之后，如大江之水，潴而为湖，由动而变为静，由浑灏而变为澄清，由惊涛汹涌而变为清波容与。此皆宋人心理情趣之种种特点也。此种种特点，在宋人之理学、古文、词、书法、绘画，以至于印书，皆可征验。由理学，可以见宋人思想之精微，向内收敛；由词，可以见宋人心情之婉约幽隽；由古文及书法，可以见宋人所好之美在意态而不在形貌，贵澄洁而不贵华丽。明乎此，吾人对宋诗种种特点，更可得深一层之了解。宋诗之情思深微而不壮阔，其气力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不贵宏亮而贵清泠，其词句不尚蕃艳而尚朴澹，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其味不重肥而重隽永，此皆与其时代之心情相合，出于自然。扬雄谓言为心声，而诗又言之菁英，一人之诗，足以见一人之心，而一时代之诗，亦足以见一时代之心也。

一九四〇年八月撰写

一九八六年二月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