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刘过
（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长于庐陵（今江西吉安）。四次应举，不中，流落江湖间。曾为陆游、辛弃疾所赏识，亦与陈亮友善。有《龙洲集》、《龙洲词》。
多景楼醉歌
刘过
君不见七十二子从夫子，儒雅强半鲁国士。
二十八将佐中兴，英雄多是棘阳人。[1]
丈夫生有四方志，东欲入海西入秦。
安能龌龊守一隅，[2] 白头章句浙与闽？
醉游太白呼峨岷，奇才剑客结楚荆。
不随举子纸上学《六韬》, [3] 不学腐儒穿凿注《五经》。[4]
天长路远何时到？侧身望兮涕沾巾！
〔注〕 [1]棘阳：西汉县名，战国时属楚，汉时属南阳郡，故址在今河南南阳南。[2]龌龊：这里作拘谨解。[3]《六韬》：古代兵书名，相传为西周吕望作，实为战国时人著，今存六卷。[4] 五经：即《诗》、《书》、《易》、《礼》、《春秋》。
刘过是南宋著名的一位豪放派词人，他的诗也很有豪气，惜为词名所掩，这首《多景楼醉歌》是他的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刘过被人称为“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意气撼当世。”（毛晋《龙洲词跋》引）但他在青年时，长期困于场屋，四次应试，都未得中，在功名上很不得意。他曾在《上袁苏州》诗里说：“十年无计困场屋，说著功名气拂胸。”又在《上周太保》诗里说：“科名数行泪，歧路一生心。”表明他对从科举求功名已经心灰意冷，遂决计离开书斋，浪游江湖，广交知己，另求报国之路。多景楼在京口（江苏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始建于北宋郡守陈天麟（见《京口志》）。北临大江，风光很美，苏东坡、米元章都有诗，辛弃疾镇京口时，也常到这里游赏。刘过在这里写下了这首醉歌，抒发他的激情。从他后来的游踪来看，当是他离开浙、闽以后不久的作品。
这首诗是七言歌行体，共十四句，前两句是一韵，第三句转韵，一气贯下，直到结语，气势奔放，感情激越。开头两句“君不见七十二子从夫子，儒雅强半鲁国士。”首先说到孔子当年所培养的七十二位弟子中，以儒雅著称的多半是鲁国人。这里所说的“七十二子”，并不是说孔子的学生就是这么多，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所谓“七十二子”是指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本领的学生数。这中间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如颜渊、曾点、曾参等都是鲁国籍。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在表明，一个地区出了个杰出人物，会带动、影响很多人，因为同处一个地区，接触机会较多，沐风化雨，容易成长，言外之意是说自己所接触的都是些庸儒、腐儒，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真正大儒的熏陶。在这里首先肯定了得到孔门真传的儒雅之士，是为了和下边所指斥的庸儒、腐儒区别开来。但这首诗的主题不是论“儒”，而是论“武”，所以这开头两句只起个陪衬作用，为的是引起下文。
下边陡转：“二十八将佐中兴，英雄多是棘阳人。”这两句才是诗的正题，是诗人向往的目标。二十八将是指辅佐东汉光武帝刘秀创建中兴大业的邓禹、吴汉、贾复、马武等二十八位将领，他们多半是南阳郡人，和刘秀是同乡。他们风云际会，附凤攀龙，建功立业，名垂后世，诗人对他们的追慕，从相反的方面反映了南宋的政治现实。宋孝宗、光宗时期，也就是诗人活动的时代，朝廷对金国屈服已久，国势衰弊，左右大臣，庸碌无能，因循苟安，不图恢复。这两句表明诗人希望南宋也能重振。为此中兴大业，他必须走向广阔的天地，默察形势，结交英豪。“丈夫生有四方志，东欲入海西入秦。”后一句是化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的诗句，不同的是杜甫是要离开秦，而他却是要到秦去。秦，指关中地区，“秦中自古帝王州”，周、秦、汉、唐都在这里建过都，都是很强盛的王朝。“东入海”只是陪衬，“西入秦”才是他的本意。他想起了当年那种局促斗室、寻章玩句的生活，一定要和它彻底决裂：“安能龌龊守一隅，白首章句浙与闽？”语气是很坚决的。他在《从军乐》诗里也说：“书生如鱼蠹书册，辛苦雕篆真徒劳”，再一次表达了对书斋生活的厌恶情绪。
“醉游太白呼峨岷，奇才剑客结楚荆。”表现出诗人豪迈的气概，侠义的性格，很有李太白风味。太白山是秦岭的主峰之一，在陕西武功县南九十里，最高处耸入云霄，常年积雪。峨山、岷山都在蜀中。楚、荆指楚国故地，主要是指江陵、襄阳一带地区。这里西通巴蜀，东下三吴，南趋湖广，北走宛、洛，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时期荆襄的得失，关系到政权的存亡，地位尤其重要。从这里往北到南阳、颍川、汝南等地，在战国时也属于楚地，都是出人才的地方，“汝颍多奇士”是出了名的，东汉末年更是藏龙卧虎之地，刘表镇荆州时期，天下奇才异能之士更多集中于此，诸葛亮曾在襄阳隐居，庞统、司马德操等都是襄阳人。南宋陈亮在《上孝宗皇帝书》中曾详细论证荆襄地位的重要，并且是人才辈出之地。所见与刘过相同。这两句诗不止是表现出他的豪情壮志，且可以看出他具有历史眼光。他确曾来过襄阳，他在《襄阳歌》里说：“襄阳真是用武国，上下吴蜀天中央。……土风沉浑士奇杰，乌乌酒后歌声发。”又在《忆鄂渚》诗里说：“中原地与荆襄近，烈士烈兮猛士猛。”多次发出呼声，哪里会有人理会！后来襄、樊失守，南宋王朝亦随之而灭亡，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不随举子纸上学《六韬》，不学腐儒穿凿注《五经》。”是对南宋士林学风的抨击。当时理学大兴，一批腐儒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不是空谈性命，就是穿凿解经；一批举子纸上谈兵，借以猎取功名；十几万的场屋之士，文墨较好的寥寥无几，这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诗人是无力改变的，他只是“不随”,“不学”而已，在当时已经是特异之士了。
结语两句“天长路远何时到？侧身望兮涕沾巾！”从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望兮涕沾翰”化出。为什么到了结束语忽然转为悲伤的情调呢？不难理解，他的豪情壮志是在多景楼远望、在驰骋想象中迸发出来的。他不是要到秦中去吗？不是想“醉游太白呼峨岷”吗？从宋孝宗隆兴和议之后，宋朝和金国以淮河为界，他不要说到关中去，就是跨过淮河也不大可能，不是因为路远不能到，而是国势衰微，北方广大河山已尽入金人之手，所谓“路远”，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他只能登高远望、神魂飞越，哪能实际到达，这怎不叫人涕下沾巾呢？读诗至此，恐亦将随之而泣下了！
这首诗语无华饰而爱国情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李廷先）
夜思中原
刘过
中原邈邈路何长，文物衣冠天一方。[1]
独有孤臣挥血泪，更无奇杰叫天阊。
关河夜月冰霜重，宫殿春风草木荒。
犹耿孤忠思报主，插天剑气夜光芒。
〔注〕 [1] 文物：礼乐、典章制度的统称。衣冠：指士绅、世家大族。
南宋从孝宗隆兴和议之后，长期对金邦屈服，君臣上下，忍辱偷生，逍遥岁月，激起了一些有为、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先后出现不少爱国诗人、词人，利用诗词抒发他们的忠愤。年辈较早的有陆游、张孝祥，其次是辛弃疾、陈亮，晚一点的是刘克庄。刘过是和陆游、辛弃疾同时且为好友的一位重要诗人、词人。他的爱国思想是一贯的，他在早年就曾上书朝廷，陈述恢复中原的方略，没有结果。他自负经纶之才而始终不遇，但热情到老不衰。在长期的流浪生活中，从多方面抒写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表现出他的恢复中原的思想，可以说是触景即发，例如《大雪登越州城楼》:“我独忍冻城上楼，欲擒元济入蔡州。”《望幸金陵》:“西湖真水真山好，吾君岂亦忘中原？”《题润州多景楼》:“烟尘茫茫路渺渺，神京（汴京）不见双泪流！”《题高远亭》:“胡尘只隔淮河在，谁为长驱一扫空？”《登凌云高处》:“更欲杖藜穷望眼，眼中何处是神州？”皆是。这首《夜思中原》也是其中的一首，写得沉郁悲壮，最为感人。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攻下汴京，次年春，把徽、钦二帝遣送东北，北宋灭亡。在以后的宋、金对峙中，南宋对金，一屈于高宗的绍兴和议，称臣纳币；再屈于孝宗的隆兴和议，纳币割地，以淮河为界，北方广大土地尽入金人之手，到作者写此诗时，至少已经六十多年。诗的起首两句紧扣题目中的“思”字，把笔势展开：“中原邈邈路何长，文物衣冠天一方。”以沉痛的笔调写出了对中原、对汴京的怀念：中原邈远，道路绵长；礼乐典制、世家大族所聚的汴京，天各一方。这两句为下边的抒写拓广了领域。所谓“路何长”，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从南宋的都城临安（浙江杭州）到淮河南岸重镇淮阴，不过千里路程；从淮阴渡淮河，进入中原，可以朝发夕至；如从荆州、襄阳一带北上中原，轻骑兼日可达。作者在他的《西吴曲·忆襄阳》一首词里说过“乾坤谁望？六百里路中原，空老尽英雄，肠断剑锋冷。”可见“文物衣冠天一方”的距离，不是空间辽远所造成，而是人为的政治因素所造成。从隆兴和议之后，宋廷畏金如虎，“恪守”协议，即使近在咫尺之地，也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至于恢复中原，更非所想，年复一年，而形势如故，志士怎能不为之凄然伤怀！
颔联“独有孤臣挥血泪，更无奇杰叫天阊”转到了自己方面，追想当年曾为国家挥过血泪。这里是指他早年向朝廷上书陈述恢复方略而言。他的孤忠并没有受到赏识，他的才略没有得到施展，空落得四处流浪。他在《念奴娇·留别辛稼轩》一首词里说：“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衣裾尘土。”表现出他的怀才不遇的哀怨情绪，这几句词语，也正是“独有孤臣挥血泪”诗句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下句慨叹当时没有奇杰的人物像他那样上书朝廷，力陈恢复大计。天阊，即天门，出自《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这里借指朝廷。这一联诗句反映了当时朝政萎弱不振，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宋廷仍抱有幻想，认为多几个奇杰人物把天门叫开，据理力争，就会震动“宸衷”，幡然醒悟，使国家兴复。是不是可能呢？在隆兴和议之后，最早叫天门的奇杰人物是辛弃疾，他曾向孝宗皇帝上《美芹十论》，全面论述兴复方略，洋洋洒洒，达数万言，结果呢，只不过叫他当个小小的朝官司农寺主簿，一个很有军事韬略的人物，却分配去管理农业生产。孝宗末年又一个叫天门的奇杰人物是陈亮，曾向孝宗连上三书，力倡恢复，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激怒了一批庸懦官僚，交相攻击，斥之为“狂怪之士”。事实证明，隆兴和议之后，宋廷君臣已被吓破了胆，根本不会振作起来，不管有多少奇杰人物齐集天门叫喊，也是枉然。我们不能要求诗人对宋廷的腐朽虚弱本质有全面的认识，他的爱国精神毕竟是可贵的，这一联诗句感情激越，忠愤之气，溢于言外，有振聋发聩之力。
颈联“关河夜月冰霜重，宫殿春风草木荒”再宕开一笔，把思绪集中到边疆，集中到汴京方面。“冰霜重”是说天气严寒，这只是表面的意思，它的真正的内涵是说宋军无力闯过边关，挺进中原，使得恢复汴京，渺茫无期。“宫殿”承首联次句。春风吹来，本是草木争荣的时候，而汴京的帝王宫殿因为处在金人的统治之下，在春天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那么，广大人民呢？其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了。陆游在一首诗里说：“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表达了金统治之下的广大人民深盼南师的情意。这个意思在此联里也可以体会得到。在艺术上对仗精切，而气韵流动，饶有唐人风味。
尾联两句“犹耿孤忠思报主，插天剑气夜光芒。”再转到自己方面。上句承第三句，表明过去挥过血泪，现在报主之志仍然未衰。下句用的是龙泉剑的典故。这把剑相传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干将和越国的欧冶子二人合铸而成，锋利无比，后被沉埋于丰城（今属江西）监狱下的地层中。传说西晋初年，司空张华夜观天象，见牛宿、斗宿之间（江西地区的星宿分野）有紫气冲天，后遣人就地发掘，这把宝剑才又现于人间（见《晋书·张华传》）。这里诗人用来自比，虽被沉埋而精光不灭，仍然可以上插于天。这是壮语，也是真情语，他早在《下第》诗中就有“振海潮声春汹涌，插天剑气夜峥嵘”之句，这里再次用这个典故，表现出诗人的坚强性格，它的思想感情的基础是对国家人民的忠诚和热爱，这种思想感情往往是通过“报主”、“忠君”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不应以其人的事业成败，或是否有实际行动来论的。
七言律诗难在发端和结句，发端要放得开，要气象宏远；结语要收得住，要辞尽而意不尽。这首诗以悲语起，先把视线伸到中原，伸到汴京，颔联倒插，追忆当年挥洒血泪，颈联再推拓开去，把视线伸到边疆，再伸到汴京，最后以壮语作结，全诗开阖变化神完气足，过接自然，在七言律诗中是一首形式完美、情感动人的佳作。
（李廷先）
喜雨呈吴按察二首（其二）
刘过
黄鹤山前雨乍过，城南草市乐如何？
千金估客倡楼醉，一笛牧童牛背歌。
江夏水生归未得，武昌鱼美价无多。
棹船亦欲徜徉去，古井而今淡不波。
这个题目的诗原有两首，这里所录的是第二首，作于江夏郡（治所在今湖北武汉江夏区），具体年代不详。
诗题虽叫做《喜雨呈吴按察》，实际上是向吴按察陈情求助的诗。按察在南宋时是主管司法刑狱与官吏考核的官。作者是一位才华横溢、锐意进取的人物，但平生的遭遇很不幸，多次应试不中，长期流浪江湖，向各地的地方长官讨生活，用当时人的话说，叫做“客食诸侯间”（岳珂语，见《桯史》）。在各地的“诸侯”中最赏识他的要算辛弃疾。宋宁宗嘉泰年间，辛弃疾任浙东安抚大使兼绍兴知府时，刘过仿效辛的词调，写了一首《沁园春》“斗酒彘肩，风雨渡江”云云，辛弃疾大加赞赏，“致馈数百千”，热情接待他，畅谈数日，“垂别，赒之千缗”（均见《桯史》卷二）。完全是因为意气相投，才能得此厚赠。这时他已将近五十，到了晚年了。他在各地流浪的几十年中，遇到像辛弃疾这样的知己朋友并不多，受到的冷遇倒不少。他的《龙洲集》中，写给地方长官的诗有几十篇，中有不少诉苦的作品，如《谒郭马帅》云：“高卧百尺楼，闭门无晨炊”,《谒淮西帅》云：“解使愁肠能寸寸，空令泪眼已斑斑”,《简李文》云：“落魄陈平归汉日，中伤张禄入秦时”,《谒江华曾宰》云：“狐丘未死归心切，未有相如驷马车”等等。他的《喜雨呈吴按察》也是这一类的作品，不过是写得蕴藉不露罢了。第一首里有两句是：“湖水欲平江为退，秋田未旱雨先来。”可见是一场秋雨，而且是未旱先雨。作者用这两句诗来称赞吴按察的回天有力，使得风调雨顺，旱涝俱销。第二首的意思承第一首而来。
开头两句紧扣题目中的“喜雨”二字，把笔势伸展开来，先写雨，后写乐：“黄鹤山前雨乍过，城南草市乐如何？”黄鹤山一名蛇山，在长江南岸，是黄鹤楼所在地，这里是武昌的胜境。草市是古代对集市的一种称呼，有的地方称为“圩”，有的地方称为“墟”或“场”，大都是在民间自然形成的定期贸易场所。黄鹤山前一阵大雨刚过，城南集市上的人们就欢乐起来：“千金估客倡楼醉，一笛牧童牛背歌。”集市上活动最多的是商人。在古代，伴随着商人的活动，必然少不了依附他们为生的倡楼妓馆，他们一掷千金，征歌买醉；牛背牧童，一笛在手，发出了悠扬的曲声，好一派太平景象，预示着丰收在望。人们欢乐，为地方官增加光彩。对于吴按察的颂扬，在这两句欢乐场景的具体描写中显示出来。换句话说，这两句表面上是写估客、牧童的欢乐，实质上是颂扬吴按察治理有方，政通人和。地方官无不乐于听到这种颂扬之声。颈联转到自己方面来，是不是也同样欢乐呢？不见得。“江夏水生归未得”,“永生”承首句“雨”字而来，老早就动了回乡念头，现在大雨过后，江水上涨，正好轻舟东归而未得归，为什么呢？弦外之音，一揣便知。“武昌鱼美价无多”，这句是化用三国时的一首童谣：吴主孙皓，想把都城从建业（今江苏南京）迁到武昌（今湖北鄂州），那班王公大臣都不愿搬家，后来还是迁往，他们遂编造出一首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见《晋书·五行志》）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说武昌鱼味道很美，价钱也不贵。是不是可以留下来呢？不一定。结语两句透露出自己欲去的心情：“棹船亦欲徜徉去，古井而今淡不波。”次句是化用白居易《赠元稹》“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的诗意，来比喻自己内心的枯寂，所以要棹船盘旋而去，是因为心潮已竭。他是个意气骏发、喜欢纵谈的人物，忽然说自己的心境是“古井不波”，言外之意就是没有受到吴按察应有的资助和关怀，他的物质上、精神上的“雨”没有下到自己的心田中来，空空看到秋雨过后，江水上涨而已。称颂之中，含有怨望之意，措词巧妙，委曲婉转，不露痕迹。
向达官贵人伸手求助的诗，写得太“亢”，当然不行；写得太“卑”，也有失身份，必须做到不亢不卑，方为得体。在这方面，李太白最为拿手，这首诗也仿佛似之。它反映了诗人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对于了解他的生平、思想都有一定的意义。
（李廷先）
挽张魏公
刘过
背水未成韩信阵，明星已殒武侯军。
平生一点不平气，化作祝融峰上云。
这首诗录自厉鹗《宋诗纪事》卷五十八，今传本《龙洲集》未载。
据《宋诗纪事》引《山房随笔》说，这首诗是刘过在辛弃疾浙东安抚使兼知绍兴府幕中，应张浚之子张栻的请求所作。据岳珂《桯史》载，刘过投奔辛弃疾在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则此诗当是这一年的作品。魏公是张浚的封号，死于孝宗隆庆二年（1164），这首《挽张魏公》诗上距张浚之死已经四十年。死了这么久，他的儿子还请人作挽诗，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山房随笔》载张栻请求刘过为他的父亲作挽诗的经过，说：“南轩（张栻号）邀（刘过）至公廨，置酒语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为国，功厄于命，来挽者竟无一章得此意，愿君有意为发幽潜。’改之（刘过字）即赋一绝，南轩为之堕泪。”张栻的一段话和刘过的挽诗，必须结合张浚的生平事迹才好理解。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汴京破后，随高宗南下，受到器重。建炎三年（1129），会合吕颐浩、刘光世之军，平服了苗傅、刘正彦的叛乱，擢为知枢密院事，掌握军权。他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他向高宗请求，愿入关中，经营恢复大业，并可确保东南。高宗以为川、陕宣慰处置使，并得便宜从事。建炎四年他在关中调集数十万大军向金兵发动攻势，战于富平（今属陕西），宋军大败，他枉杀了大将赵哲，又杀了勇将曲端，尽失关中之地。绍兴五年（1135），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战功不多。绍兴十六年，因与秦桧不协，罢退闲居，近二十年。孝宗即位，起用为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这时孝宗锐意恢复，他迎合孝宗之意，不经深谋熟虑，不作充分准备，即令李显忠、邵宏渊两将北进，收复宿州（今属安徽）。金兵大举反攻，战于符离（在宿州市北），宋军大败，军备尽失。隆兴二年（1164），请求辞官被准。南行路上得病，手书付二子说：“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略据《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
综观张浚一生，可以说是个志大才疏的人物，他几次掌握军政大权，显赫一世，但并无多大建树，反而遭到两次大败，损失严重，大伤南宋元气。性又忌刻，不能容人，排诋李纲、赵鼎，使不得安于其位。但他在宋、金对立中，始终是个主战派，反对和议，治事勤奋，对宋廷忠心耿耿，所以受到高宗、孝宗倚重，也赢得了时望。符离之败，受到朝野指责，是导致他下台的直接原因。张南轩所说的“功厄于命”，即指符离之败而言。他的话里还反映出，张浚死后，舆论评价并不高。而张栻读了刘过的诗，竟被感动得“堕泪”，何至于此呢？这要从诗的本身去理解。
第一句“背水未成韩信阵”，用的是韩信破赵的典故。汉高祖三年（前204），刘邦遣张耳与韩信合兵击赵王歇、成安君陈余，韩信背水而战，大破赵军，斩陈余于泜水之上（《史记·淮阴侯列传》）。诗里用来比喻符离之战，说“未成韩信阵”表明此役的失败。第二句“明星已殒武侯军”，用的是诸葛亮的典故，诸葛亮屯兵于武功（今属陕西）五丈原，据说得病将死之夜，有赤星投于亮营，顷刻，亮死。（《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诗里用来比喻张浚之死，写出了他的不幸结局，他在事业上的失败是命里注定。一、二两句流露出对张浚的崇敬、惋惜心情。可以体会得出，这两句诗是从杜甫《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化来。第三句“平生一点不平气”，所谓“不平气”，是说张浚由于壮志未酬而产生的抑郁愤懑的情绪，他，人虽死而精灵不灭，从何处显示出来的呢？第四句“化作祝融峰上云”作了回答。原来祝融峰上的云，就是张浚的壮志未酬的不平之气所化。祝融峰是南岳衡山的最高峰。古代传说，祝融曾为帝喾的火官，后世尊为火神，死后葬于衡山之阳，祝融峰因他而得名。张浚死后也葬于衡山下，诗人信手拈来，通过神思，构成了惊人之句，突出了张浚的“公忠为国”、志存社稷的高大形象。他将与祝融峰永久并存于天地之间。这比其他任何言辞的颂扬，要有力、要感人得多，这等于为张浚竖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无怪乎张南轩读后“为之堕泪”了。
刘过这首诗是不是为了迎合张南轩的心意，对张浚的称颂有点过当？恐怕是夹杂了一些私人感情在内的，但主要的还应从刘过本人的政治思想方面去理解。他是一贯主张恢复，反对偏安局面的，这在他的诗词里有多方面的表现。张浚在事业上虽无大成就，但毕竟是一位著名的主战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受到刘过的崇敬，在张南轩的请求下，他才乐于命笔赋诗。还有，就是写这首诗时的政治形势：这时韩侂胄当国，欲建大功，以固其位，正在酝酿北进大计。刘过写这首诗不止是颂扬了已经死去四十年的张浚，也是在为开禧用兵（1207）大张声势，至于韩侂胄的北进失败，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李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