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司马光
（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初进士。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旋判西京御史台。哲宗即位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废除新法。为相八月，病死。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撰有《资治通鉴》，另有《司马文正公文集》、《稽古录》等。
送张寺丞觐知富顺监
司马光
汉家五尺道，置吏抚南夷。
欲使文翁教，兼令孟获知。
盘馐蒟酱实，[1] 歌杂竹枝词。
取酒须勤醉，乡关不可思。
〔注〕 [1] 馐：此处作动词用，“荐”的意思。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以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川南，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夷地区设置官吏。汉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以兵临滇，滇王降汉，武帝仍令其“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夷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相传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悦诚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似未遑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共进于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被视为“山珍”。明谢肇淛《滇略·产》云：“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关之思。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现在不可以忧思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天宝年间，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摛文敷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淳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余嘉华）
南园饮罢留宿，诘朝呈鲜于子骏、范尧夫彝叟兄弟
司马光
园僻青春深，衣寒积雨阕。
中宵酒力散，卧对满窗月。
旁观万象寂，远听群动绝。
只疑玉壶冰，未应比明洁。
鲜于子骏，名侁；范尧夫，名纯仁，乃范仲淹次子；尧夫弟彝叟，名纯礼，为范仲淹三子。三人与司马光皆有交谊。玩味末两句之意，这首五言古诗当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处于政治上不得志的时期。
一个春日的晚上，诗人与鲜于子骏、范氏兄弟聚饮南园，饮罢便留宿在那儿。夜半酒醒，写下这首诗，次日早晨（诘朝）呈送给子骏等三人。
开首两句写节候。青春，春季。时当初春，诗人却觉得春深，乃因置身僻园之故。连绵春雨方停，觉得身上衣有些难以抵挡这料峭春寒。
中间四句写夜半酒醒。万象，指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群动，指宇宙间的一切声响。在这雨后添寒的夜晚，诗人与好友相聚，痛饮一番后，不觉得酩酊大醉。夜半酒力发散，方才清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只见满窗皓月正与自己卧处相对，好不晃眼。沉醉中醒来，再难成寐，于是便游目旁观，侧耳远听，但见万象寂然，群动俱歇。
有心事的人往往如此：狂欢的时候，可以把一切都抛在脑后，然而一旦孤身独处，尤其是寂寂长夜难以成眠的时候，心头就不免要一阵阵地泛起涟漪了，现时诗人便正处于此种心境中。可以设想，他大概是想起了朝廷中那场关于变法的纷争。当初，他想，自己在神宗面前与王安石争得好激烈，还给王安石写过两封信进行劝阻，可是他不听，皇帝也支持他，新法终于推行了……我如此喋喋不休，难道是为了自己？还不是为了社稷、为了君上吗？司马光当然不以为王安石新法有进步意义，而他本人也确实认为自己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因此最末两句便道：“只疑玉壶冰，未应比明洁。”未应，一作“未足”，当为“未足”。南朝诗人鲍照《代白头吟》有句曰：“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便以“玉壶冰”来比喻高洁清白的品格，以后还有盛唐诗人王昌龄，他用“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来自喻光明澄澈的品德，然而诗人这里说：我只怀疑“玉壶冰”这个比喻，还不足以用来比拟自己的明洁的品性和操守。这最末两句的点睛之笔，表白了诗人的心迹，也向朋友们流露了压抑于内心的一缕淡淡的委曲之情。
此诗虽然寄慨很深，却出之以淡笔，由景而情，缓缓道来，语言显豁，不事藻饰，因而读来不觉抑塞而仍有一种清新之感。这是这首诗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周慧珍）
客中初夏
司马光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1] 惟有葵花向日倾。
〔注〕 [1]“更无”句：化用东晋女诗人谢道韫咏雪诗句：“未若柳絮因风起。”（见《世说新语》）
这首绝句，近人陈衍在其选录评点的《宋诗精华录》中道：“此诗元祐入相时之作”，其实非也。宋人蔡正孙的《诗林广记》收有此诗，题为《居洛初夏作》，诗下又附录《东皋杂记》的一则资料，亦云：“温公居洛阳，作此诗”（见后集卷十），因此，应为居洛之作，揆之诗意亦符。
诗中描写的，是诗人在洛阳所见到的初夏景色。熙宁四年（1071），诗人客居洛阳，编撰《资治通鉴》之暇，常常喜欢观赏大自然的风光，首句点明节候。时正初夏，雨后乍晴，天气清明而和暖。次句承“雨乍晴”，写当户南山远景。诗人住宅正对着南山，雨丝蒙蒙中望之，唯有一个模糊轮廓。如今雨过天晴，再望之，便历历分明了。“转”，意谓由模糊而转分明，既写出了不同天气下的景物的变化，又透露了他喜爱观赏美景的情趣。三、四两句描写眼前近景。柳絮，也叫“柳绵”，白色绒毛，随风飞扬如飘絮。春尽夏来，枝上柳绵早已吹尽，故眼前没有因风起舞的柳絮；葵花却渐已长成，因而惟见向日的葵花。诗人上下左右寻找一番，看到了这典型的初夏景色。
这首诗，远景（南山）、近景（葵花），虚景（柳絮）、实景（葵花），相互映衬、烘托，形象既鲜明，境界又恬静，吟毕能令人怡然陶醉在这初夏清景中。然而，倘若以为这是一首纯粹的写景诗，就未免于诗意隔一层。究其实，此乃是一首即景抒怀之作，真谛蕴涵在后两句之中。这就不能不说到诗人因何客居洛阳的问题。熙宁二年王安石实行变法，诗人和他政见不同，竭力反对，然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因而当神宗欲任诗人为枢密副使时，他坚辞不就，并于三年出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又于四年退居洛阳，直到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方归京任职，其间居洛凡一十五年。这后两句所表白的便是诗人自己的情志。他说的是：我不是那随风飞扬的柳絮（因此自然不会人云亦云，随便附和王安石），我的一片忠贞之心，即便是在穷居洛阳之时，亦犹如一株向日的葵花，这也许是“物性固难夺”吧。这才是诗人真意之所在。所以前引《东皋杂记》又云：“其爱君忠义之志，概见于此”，可谓知音了。不过此诗妙在诗人的心迹是巧借当前景色，委婉、含蓄地传达出来的，这就比直接表白更耐人寻绎。写得喻意醒豁而又不着痕迹，自然天成。由此可见，诗人的艺术表现力是颇高的。
（周慧珍）
闲居
司马光
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
我已幽慵僮更懒，雨来春草一番多。
神宗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达到高潮。司马光不满新法，但暂时又无力抗拒，于是从熙宁四年至元丰八年（1085），退居洛阳，仅任“坐享俸给，全无所掌”（《乞西京留台状》）的闲散职务，经营小筑，专意著书。本诗即写这一时期的生活情景。
诗题曰“闲居”，但诗人笔下展示的生活场面却不是优游闲散，而是内外交困；诗人的心情也不是恬淡安详，而是抑郁不平。首句谈到过去与自己持同一政见的老朋友，都纷纷随风转舵，投靠了新贵，与自己断绝了过从往来。次句慨叹昔日宾客盈门的盛况不再复来，如今门庭冷落到了真可以安置罗网捕捉鸟雀的地步。作者将自己在洛中的田庄名之曰“独乐园”，说明诗中描写的景况并非虚构。朋友如此冷淡，自己如此孤立，作者自然郁郁寡欢，衣冠也慵散不整。谁料家僮们又趁主人无心料理家务之机而大偷其懒，庭院不打扫，花草不修剪，致使一场春雨过后，野草蔓生，把大好的春光都淹没殆尽。这便是三四句描写的图景。
此诗内容与题目形成鲜明对比，因而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人情世态竟如此炎凉，“故人”僮仆皆如此势利，实在令人心寒齿冷！作者退居洛阳十五年，本是迫于形势；绝口不论时事，更非心甘情愿。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并未忘怀国事。诗中对趋炎附势的“故人”的谴责，就流露出他对新法及其提倡、执行者的不满；对滋生的野草的厌恶，说明了他对这种闲居生活的反感。他希图重返京师，剪除“野草”，整顿朝纲。然而，革新派得到神宗的支持，恰如时当仲春，天降霖雨，遍地野草蓬蓬勃勃。作者只好望“草”兴叹，借诗遣怀了。
这首诗自然朴质，明白如话。前三句带有议论，直抒胸臆，不假藻饰。末句以景作结。全诗虽仅四句，却内涵丰富，耐人寻味，平易中有深致，浅显中见沉郁，显示了司马光作为一个“学者型”诗人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功力。
（詹杭伦 沈时蓉）
和君贶题潞公东庄
司马光
嵩峰远叠千重雪，伊浦低临一片天。
百顷平皋连别馆，两行疏柳拂清泉。
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
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
因为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作者自神宗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八年（1085），退居洛阳。元丰五年（1082），曾任宰相的文彦博（潞国公）、富弼（韩国公）等人也因反对新法入洛定居。他们组成了一个在野集团，名之“耆英会”，常在一起聚首，置酒相娱。君贶，即宣徽使王拱辰，为耆英会成员之一。此诗当作于作者与诸老在潞公庄园宴乐时，写出了这些“耆老”们表面上优游闲散、遣情世外，实则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为不得在朝而耿耿不快的真实心情。
前四句写潞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天水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重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若置身其间，一定会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似乎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不正是也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吗？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温公的大臣身份。
哪知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悄然飘至心头。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今日的潞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公（也包括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
（詹杭伦 沈时蓉）
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
司马光
灵台无事日休休，安乐由来不外求。
细雨寒风宜独坐，暖天佳景即闲游。
松篁亦足开青眼，桃李何妨插白头。
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
此诗《司马文正集》未收，附载于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熙宁七年（1074）作。邵雍原诗共十三首，题为《安乐窝中吟》，司马光和诗题目亦无“职事”二字。但雍诗第一首第一句云：“安乐窝中职分修。”一些选本遂在和诗题上加了“职事”二字（如陈衍《宋诗精华录》）。邵雍字尧夫，谥康节，北宋著名理学家、诗人，著有《皇极经世》、《击壤集》等。他的诗语句通俗，好谈理，被称为“邵康节体”（《沧浪诗话》）。他长期住在洛阳，把自己所居寝息之处取名叫安乐窝，并自号安乐先生。熙宁三年，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力请守郡。四年四月，改判西京御史台，来到洛阳，始与邵雍相识（见《邵氏闻见录》卷十八），并很快成了莫逆之交。在哲学思想上，二人都讲究象数之学，在政治上，都反对王安石新法，只是表现形式上不同。他们经常在一起作诗唱酬，司马光所和邵雍诗，多附载《击壤集》中。这里就是其中的一首。
“灵台”二句从“安乐”的名义说起，是安乐窝中职事吟的总纲。灵台，心也。语出《庄子·庚桑楚》:“不可内于灵台。”《诗·唐风·蟋蟀》:“良士休休。”毛传：“休休，乐道之心。”二句的意思是：心中无事就是最大的安乐，它是不须外求的。邵雍的哲学，主张“无思无为”，他说：“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又说：“顺理则无为。”又说：“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并见《皇极经世》）在邵雍那里，“天命”、“人性”、“物理”实际上是一回事。他在诗中也说：“已把乐为心事业，更将安作道枢机。”（《首尾吟》）他把“安乐”看作是心的事业，道的枢机，反对向外寻求。他说：“诚明本是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诚明吟》）司马光这两句诗概括了邵雍的这些思想。在邵雍看来，乐天知命、顺理无为（即所谓“灵台无事”）就是养心的妙谛，就是最大的安乐。
“细雨”二句写邵雍日常游处之乐，是安乐窝中职事的一个方面。《宋史·邵雍传》称雍“兴至辄哦诗自咏，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一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邵氏闻见录》卷二十记雍“每岁春二月出，四月天渐热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渐寒即止。故有诗云：‘时有四不出（大风、大雨、大寒、大暑），会有四不赴（公会、丧会、生会、醵会）'。”按雍诗《安乐窝中好打乖》亦云：“重寒盛暑多闭户，轻暖初凉时出街。”司马光和之云：“长掩柴扉避寒暑，只将花卉记冬春。”此诗“宜独坐”、“即闲游”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但诗句更觉清秀可喜。
“松篁”二句写邵雍观物乘化、乐道安贫、达观和乐的性格，是安乐窝中职事的又一方面。青白眼用阮籍事，诗中常典。对松篁亦开青眼，言仁者之博爱也。雍有《乐物吟》云：“安得岁丰时长平，乐与万物同其荣。”又《燕堂闲坐》诗云：“高竹漱清泉，长松吟清风。此时逢此景，正与此心同。”即所谓“开青眼”也。雍曾作《插花吟》有句云：“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又《南园赏花》诗云：“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花见白头人莫笑，白头人见好花多。”又《年老逢春十三首》云：“红芳若得眼前遇，白发任从头上添。”即所谓“何妨插白头”也。自杜甫有“别来头并白，相对眼终青”之句，后世诗人亦多以“青眼”对“白头”，而工拙各异，《王直方诗话》尝论之。司马光与邵雍唱和，亦每有“青眼”、“白头”之句。如邵雍《首尾吟》云：“青眼主人偶不在，白头老叟还空归。”司马光《和首尾吟》云：“古道白头无处用，今时青眼几人知。”比较而言，则“松篁”二句更觉饶有诗情。其间“亦足”、“何妨”两个虚词表现了一种迈往之气，更有效地写出了邵雍的乐观性格。
结尾二句写自己和邵雍的深厚友情。“著书”指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自到洛阳就集中精力从事这部史学巨著的编写工作，他在写给宋敏求的信中说：“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现在却从繁忙的编写工作中“偷暇上高楼”，这完全是为了邵雍的友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二引《复斋漫录》云：邵雍“每出乘小车，为诗自咏曰：‘花似锦时高阁望，草如茵处小车行’（《年老逢春十三首》）。温公赠以诗曰：‘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终不来’”（《崇德久待不至》，崇德寺，温公在此修书）。所谓“偷暇上高楼”，亦即望小车之来也。“我以著书为职业”句，也流露出在政治上失意的情绪。
司马光在宋代不以诗名，但所写亦往往工稳、匀贴，清切有味，诗风比较平实。这首诗对邵雍的思想、生活、性格、品质进行了形象概括，同时还表达了彼此间的深厚友情。从上述引证可见，他的诗确是语无虚设，都是从生活实况中提炼出来的。
（白敦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