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苏辙

（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神宗时反对王安石新法。哲宗时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徽宗时辞官。其文汪洋澹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合称“三苏”。有《栾城集》、《春秋集解》、《诗集传》等。

竹枝歌九首

苏辙

舟行千里不至楚，忽闻《竹枝》皆楚语。

楚语啁哳安可分，中江明月多风露。

扁舟日落驻平沙，茅屋竹篱三四家。

连舂并汲各无语，齐唱《竹枝》如有嗟。

可怜楚人足悲诉，岁乐年丰尔何苦？

钓鱼长江江水深，耕田种麦畏狼虎。

俚人风俗非中原，处子不嫁如等闲。

双鬟垂顶发已白，负水采薪长苦艰。

上山采薪多荆棘，负水入溪波浪黑。

天寒斫木手如龟，[1] 水重还家脚无力。

山深瘴暖霜露干，夜长无衣犹苦寒。

平生有似麋与鹿，一旦白发已百年。

江上乘舟何处客，列肆喧哗占平碛。

远来忽去不记州，罢市归船不相识。

去家千里未能归，忽听长歌皆惨凄。

空船独宿无与语，月满长江归路迷。

路迷乡思渺何极，长怨歌声苦凄急。

不知歌者乐与悲，远客乍闻皆掩泣。

〔注〕 [1] 龟（jūn）：通“皲”，手上皮肤因受冻而开裂。

《竹枝歌》又叫《竹枝词》，乐府曲名，本巴渝一带的民歌，唐代诗人刘禹锡根据民歌改作新词，歌咏三峡风物与男女恋情。此后各代诗人多有仿作，内容也大体相近，形式都是七言绝句。忠州，今重庆忠县，旧属楚地。此诗为嘉祐四年（1059）冬诗人南行途中过忠州时所作，当时年仅二十一岁。苏轼也有同题之作，他在《引》中说：“《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其山川风俗鄙野勤苦之态，固已见于前人之作与今子由之诗。故特沿畴昔之意，为一篇九章，以补其所未道者。”苏辙这首诗的主旨是写忠州一带“山川风俗鄙野勤苦之态”，表现了青年诗人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同情。这首诗的形式是“一篇九章”，即由九首内容前后联贯的七言绝句组成，因为它是完整的“一篇”，读起来很像四句一换韵的七古。

第一章是全诗的序幕，写夜宿忠州的感慨。忠州在宋代属夔州路（见《宋史·地理志五》），故说“不至楚”；但“南宾（即忠州）旧属楚”（苏轼《屈原塔》），因此已有楚声《竹枝歌》。啁哳，亦作嘲哳，形容声音杂乱琐碎。白居易《琵琶行》:“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结句以眼前景烘托《竹枝歌》歌声的凄楚，明月已给人以清冷的感觉，加之“多风露”，更是寒气袭人。诗一开头就造成了“幽怨恻怛”、清冷悲凉的气氛。

二至六章共二十句为第二部分，回叙“日落”时泊舟忠州时的所见所闻。二三章总写忠州人民“勤苦”之状。（驻本指车马停留，也泛指停留。平沙，广漠的沙岸。“茅屋”句写忠州的荒凉。舂，舂米。汲，汲水。）连舂并汲，相顾无言；齐唱《竹枝》，而其声凄厉，如泣如诉，写苦况如见。苏辙《夜泊丰口》诗说：“野老三四家，寒灯照疏树。见我各无言，倚石但箕踞。”也是写“野老”的冷漠情状。为什么在“岁乐年丰”之时，忠州人民还这样悲哀，歌声如泣如诉呢？这是因为这里山高水深，狼虎出没，谋生太艰难了。以上是泛写。四至六章是特写，集中描写忠州妇女的悲惨境遇。俚人本少数民族，此指边远地方的人，是对于下文“中原”说的。处子，未出嫁的女子。“双鬟垂顶”，当地未嫁女子的发式。陆游《入蜀记》卷六：“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又云：“大抵峡中负物率着背，又多妇人，不独（负）水也。有妇人负酒卖，亦如负水状，呼买之，长跪以献。”所谓“负水采薪长苦艰”即指此。她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悲惨，她们“发已白”还未嫁人，这样的老处女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普遍如此（“如等闲”）。她们承担着繁重的劳动，或上山采薪，双手龟裂；或入溪负水，两足无力。但换得的仍然是饥寒交迫，“瘴暖”犹且“苦寒”，严冬更何以堪！她们的生活就像山中麋鹿一样，无人闻问，任其自生自灭。这就是所谓“君臣上下有恻怛之心、忠厚之政”的宋仁宗“治世”的真实情况。在苏辙之前三百多年前的杜甫描写当地妇女的悲惨生活说：“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外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三百多年过去了，而这一带的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境遇，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最后三章十二句为第三部分，写旅客，包括作者自己在罢市归船后的思乡之情。第七章紧扣第二章写来自各地的旅客泊舟沙岸后，看到的是占着平坦沙岸（碛）的喧哗商铺（肆）。旅客从远地而来而又匆匆离去，记不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天黑市散，回到船上，彼此也各不相识。这章记事十分真切，任何一个有旅途经验的人都会有同感。八、九两章紧扣首章，“去家”句照应“舟行”句，“忽听”句照应“忽闻”、“楚语”二句，“月满”句照应“中江”句，写“罢市归船”，月白风寒之夜，《竹枝歌》更勾起旅人无限的乡思和哀愁，所以“忽听长歌皆惨凄”。末章以当地人的悲歌和远客的乡思双收，谓歌者究竟是乐是悲，不得而知，也许是远客心情不好吧，觉得歌声凄楚急促，个个都掩面而泣。这样一种朦胧迷离的结尾，既未抹煞歌者的“幽怨恻怛”，又充分抒发了远客的“惨凄”，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回味余地。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对民间疾苦的关心，他虽年轻，但在诗歌创作上已比较成熟。全诗结构谨严，语言质朴，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惊人的夸张，娓娓叙来而哀婉动人。他那特有的平淡有味的诗风，在《南行集》中已初露端倪。（曾枣庄）

次韵子瞻不赴商幕三首（其二）

苏辙

南商西洛曾虚署，长吏居民怪不来。

妄语自知当见弃，远人未信本非才。

厌从贫李嘲东阁，懒学谀张缓两腮。

知有四翁遗迹在，山中岂信少人哉！

嘉祐六年（1061）苏辙兄弟都参加了制科考试。苏轼入三等（实为最高等，一二等为虚设），除大理评事、凤翔签判。苏辙由于在《御试制科策》中激烈抨击仁宗皇帝，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司马光认为苏辙“指正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御试）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主张列入三等。胡宿却认为苏辙以致乱之君况盛世，力请黜之。后来由于仁宗的干预才达成妥协，列入四等下，除商州（今属陕西）军事推官，即题中所说的“商幕”。但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不肯撰词。苏辙对朝廷大臣不能容直言深感失望，后来诏命虽下，他却奏乞留京养亲，辞不赴任。嘉祐七年十月苏轼作《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苏辙的次韵诗三首就作于其后不久，这里选的是其中的第二首。

首联写“不赴商幕”。嘉祐五年苏辙曾被命为河南渑池县主簿，因应制科考试而未赴任。渑池在洛水之西，故称西洛。现在又被命为商州军事推官，商州在渭水之南，故称南商。因均未到任，故说“虚署”。苏轼原唱有“近从章子（章惇，时为商令）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句，苏辙次句即针对这两句说的，置一“怪”字，很自然地转到写“不来”之因。

颈联即写“不赴商幕”的缘由。“妄语”指他的《御试制科策》。在这篇对策中，苏辙批评仁宗“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宫中贵姬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择吏不精”,“赋敛繁重”,“一物已（以）上莫不有税”;“惑于虚名而不知为政之纲”，只顾“邀美名于后世”；等等。这些指斥可谓深入骨髓。苏辙晚年在其自传《颍滨遗老传》中回忆说：“策入，辙自谓必见黜。”“自知”二字颇有斤两，意谓我早就料到朝廷容不得直言，必被贬黜。苏轼原唱“策曾忤世人嫌汝”,“答策不堪宜落此”，亦指“当见弃”。这篇“妄语”对苏辙一生的影响非常深远，不仅迫使他当时辞官，而且使得这位少年志士“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苏辙《遗老斋记》）。对句“远人未信本非才”，含蕴也非常丰富。这既是自谦之词，说自己是因为“非才”，故“不来”商州，也就是第一首所说的：“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有辱）周行（仕宦行列）。”但这同时也是反语，借“远人未信”表明自己“见弃”不是因为“非才”，而是因为“妄语”。

颔联是写他对“见弃”的态度。这里用了两个典故。“贫李”指唐代诗人李商隐。他早年任令狐楚的从事，深受礼遇。楚殁，其子令狐陶为相，因党争关系而不满李商隐依附李德裕，有意疏远他。重阳日李谒令狐陶，不得见，题《九日》诗于壁，末二句说：“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谀张”指唐代宰相张说，“缓两腮”即缓颊，指婉言阿谀。张说早年直言敢谏，被唐玄宗誉为“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但后来因“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首建封禅之义”（《旧唐书·张说传》）。苏辙用这两个典故，表示自己虽“见弃”，但决不会像李商隐那样自嘲“东阁无因再得窥”；也不会像张说那样由直言“不谀”变为奉承阿谀，缓颊而不再批评时政。苏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第三首中说：“近成《新论》无人语，仰羡飞鸿两翅差。”意谓能飞到兄长苏轼身旁，探讨自己的近作《新论》就好了。苏辙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而且在《御试制科策》等的基础上写成《新论》三篇，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如果说颔联是紧扣“见弃”讲的，那么尾联就是由“非才”生发开去的。四翁指汉初隐士商山四皓。意思是说商州是四皓隐居之地，至今还有遗迹。自己虽未赴任，但当地决不缺乏人才。这既是谦词，也是对“商人望汝来”的答复。

这首诗代表了苏辙一生直言敢谏的精神。诗中满含激愤的情绪，但用语很婉转，含蓄蕴藉，不露不张，颇能代表他的诗风。

（曾枣庄）

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

苏辙

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1] 其后子瞻通守余杭[2] ，复移守胶西[3] ，而辙滞留于淮阳[4] 、济南[5] ，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6] 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

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

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

〔注〕 [1] 见苏轼《郑州别后马上寄子由》。[2] 余杭：此指杭州。[3] 胶西：今山东胶县，宋时属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此指密州。[4] 淮阳：即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5] 济南：即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6] 澶：澶州，今河南濮阳。濮：濮州，今山东鄄城北。

逍遥堂在徐州（今属江苏），即诗中所说的彭城。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辙送苏轼赴徐州任，在徐州住了一百多天，八月十六日苏辙离徐州，赴南京（今河南商丘）签判任。这两首诗作于七月。

苏辙兄弟的情谊是很深的，《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在苏辙二十三岁以前，即苏轼赴凤翔签判任以前，他们兄弟一直生活在一起。从苏辙二十三岁起，他们就相聚之日少，离别之日多。苏轼在《颍州初别子由》诗中说：“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三度别：嘉祐六年（1061）苏轼赴凤翔签判任，一别于郑州西门外；治平二年（1065）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二别于京城；熙宁三年（1070）春苏辙赴陈州学官任，三别于京城。）颍州之别之所以“尤酸冷”，是由于他们兄弟都因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而先后离朝，相距比前三次更远，政治抱负也无法施展。这次一别就是七年，是相别最久的一次，离愁别恨也最深。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兼怀子由》即作于这期间。苏辙一生很少作词，这次在徐州也作《水调歌头》以别苏轼：“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王粲于东汉末在荆州投靠刘表，不为刘表所重视，作《登楼赋》感叹离乡日久，功业无成。苏辙提及王粲，正说明他的《水调歌头》和《逍遥堂会宿》之所以“其语过悲”（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序）,“读之殆不可为怀”（苏轼《和子由会宿两绝》序），除弟兄别情外，政治失意也是重要原因。

第一首是触景伤情，前两句是写景，后两句是抒情。前两句所写之景虽是徐州逍遥堂之景，却与十七年前他们在京师怀远驿所见之景酷似。苏轼《感旧诗》叙说：“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急速貌），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苏辙《引》中所说共读韦苏州诗，“相约早退”，即在此时——“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这次逍遥堂的风雨声引起苏辙兄弟的“追感前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次而已。秋风秋雨，一般给人以“凄然”之感，但这次给他们的却是“喜”，因为他们在“不见者七年”之后，总算“会宿逍遥堂”了。但这种“喜”又是“误喜”，是空欢喜，因为他们原来是“相约早退”，去过自由自在的闲居生活。而现在二人皆仍居官，行动并不自由。眼下虽对床夜语，仿佛“旧约”真的实现了；但不久就要“孤帆水驿”，再次离别：“贱仕迫程期，迁延防谴怒。”（《雨中陪子瞻同颜复长官送梁焘学士舟行汶上》）“不知”二字也用得妙，既可说是因“误喜”而暂忘“漂泊”，更可说是对“误喜”的自嘲。暂时漂泊彭城，有何可喜呢？

第二首是想象自己离开徐州后苏轼的心情。首句“凉如水”既是写秋凉，也暗示了自己去后苏轼将很感孤独、清冷。次句的客是自指，山公指苏轼。“山公”即晋人山简，山涛之子，官至尚书左仆射。他镇襄阳时，优游卒岁，唯耽酒，置酒辄醉。（见《晋书·山简传》）苏轼常以山简自况，如“谁记山公醉夕阳”（《新葺小园》），苏辙这里也以山简比苏轼，说自己去后，兄长定很苦闷，只好以酒浇愁。第三句进一步补写苏轼的醉态，最后仍以凄风苦雨作结。全诗所写的秋凉如水，烂醉似泥，困卧不起，风雨凄凄，既造成了清冷的气氛，又突出了苏轼的苦闷，比第一首具有更浓厚的感伤色彩。

张耒说：“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赠李德载》）苏轼（长公）诗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苏辙（少公）如高山茂林，幽深峭峻。这两首诗也颇能代表苏辙的诗风，质朴自然，不事雕琢，清幽冷峻，有一唱三叹之致。

（曾枣庄）

游西湖

苏辙

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

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

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

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想调停新旧两党。元祐年间官至副相的苏辙从岭南遇赦北归，居于颍昌（今属河南）。调停未成，徽宗很快又重新迫害元祐党人，而且比哲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避祸，苏辙杜门颍水之滨，自号颍滨遗老，“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宋史·苏辙传》）。说也奇怪，政和二年（1112），也就是他去世的这一年，苏辙突然改变了“不踏门前路”的决定，不但出游颍昌西湖，而且泛舟潩水，写了两首纪游诗。

首联出句，一笔带过十年的生活。这十年来，他对不出门、不见人是自持甚严的。徐度《却扫篇》卷中说：“苏黄门子由南迁，既还居许下，多杜门不通宾客。有乡人自蜀来见之，侍候于门，弥旬不得通。宅南有丛竹，竹中为小亭，遇风日清美，或徜徉亭中。乡人既不得见，则谋之阍人（守门人），阍人使侍于亭旁。如其言，后旬日果出，乡人因趋进。黄门见之大惊，慰劳久之，曰：‘子姑待我于此。’翩然而去，迨夜竟不复出。”这则轶事生动反映了苏辙晚年杜门颍滨的实际情况。“湖上重游”点题，“一梦回”说明他时时梦游西湖，“闭门不出”完全是为时势所迫。他在《泛潩水》中说：“早岁南迁恨舳舻，归来平地忆江湖。”“忆”字也表明，“闭门不出”的生活是苦闷的。

颔联写颍昌市民对他出游西湖的反应。苏辙在颍昌虽然住了十年有余，但当地闾阎（里巷）父老却很少见过这位昔日副相，因此争相打听他是什么人，以致连鱼鸟见到这位白发老人都为之惊猜。出句还比较平淡，对句的拟人手法使诗味倍增。

颈联是写自己的感慨，时仅十年，恍如隔世，举目非其党，无人共酒樽，抒发出没有同调的孤独之感。在徽宗朝，已经变质的新党如蔡京辈当权，元祐党人贬的贬，死的死，到苏辙去世前，他的昔日同僚已经很少有人在世了。因此，他晚年时时发出没有同调的感慨。崇宁五年（1106）他在《九日独酌》中写道：“府县嫌吾旧党人，乡邻畏我昔黄门。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可以参看。

尾联写现实中既然没有同调，只好与古人为友了。“归去”句抒发出一种无可奈何之情，聊可借以自慰的是“古人时向梦中来”。苏辙晚年除编辑《栾城》三集，修改《诗集传》、《春秋集解》、《古史》等学术著作外，还新著了《历代论》、《论语拾遗》等。他在《历代论引》中说：“卜居颍川，身世相忘……复自放于图史之间。”这就是结尾一句的具体内容。

《游西湖》真实地记录了苏辙晚年的生活，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宗朝的政治黑暗。他晚年诗风变得沉郁苍凉，读了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郁郁寡欢的神情。

（曾枣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