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汪元量
（1241—约1317）字大有，号水云，一说水云子，临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咸淳进士。南宋末，以善琴供奉内廷。元灭宋，随三宫被虏北去。曾访文天祥于狱中。后为道士南归，往来于匡庐、彭蠡间。所作多纪实诗篇，述亡国之痛。有《水云集》、《湖山类稿》。
醉歌十首（其三）
汪元量
淮襄州郡尽归降，鼙鼓喧天入古杭。
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1]
〔注〕 [1] 成：一作“千”。
汪元量《醉歌》十首，写德祐二年（1276）春南宋亡国的史事。当时帝㬎不足五周岁，由祖母谢太后临朝称制，皇室闇弱；文武大臣则“日坐朝堂相争戾”。当元军进抵临安东北的皋亭山时，孤儿寡母不战而降。接着是皇帝、全太后（谢太后因病暂留临安）、宗室大臣、宫妃等皆被掳北去。汪元量是宋度宗的侍臣[1] ，出入内廷，得宠宫闱[2] ，他眼见这种种情状，有许多难言的痛苦。除《醉歌》外，还写了《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和许多七律七古，都是抒发亡国之痛。汪的友人李鹤田说：“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湖山类稿跋》）另一位南宋遗民刘辰翁说：在这些诗里，“忧、悲、恨、叹无不有。”（《湖山类稿叙》）
诗题《醉歌》，隐含众人皆醉之意。“皋亭山上青烟起，宰执相看似醉酣”（《湖州歌》之一），正是题意注脚，也是“忧悲恨叹”的中心。汪元量认为，南宋亡国，罪在宰执大臣。《醉歌》第一首，把坚守六年终于举城降元的吕文焕誉为“十载襄阳铁脊梁”，而对隐匿军报、坐视不救的贾似道则跺脚捶胸：“声声骂杀贾平章。”组诗从开始落笔，字句间就充满极为悲愤的感情。
这一首写大兵压境。淮，指两淮，襄，指荆襄。“淮襄州郡尽归降”——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的广袤领土上，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守将望风披靡，一片降幡。如此惨败的结果，自然是导致元军“鼙鼓喧天入古杭”。古杭，即临安，隋文帝时已置杭州，故称古杭。鼙鼓，本是军中战鼓，此处用以指代元军。“鼙鼓喧天”，极写敌军声势；“入古杭”之“入”字，则表明如蹈无人之境，哪有一点交兵的气氛？大局如此，罪不在州郡守将，汪元量另有诗云：“师相平章误我朝，千秋万古恨难消。萧墙祸起非今日，不赏军功在断桥。”（《越州歌》之六）语虽浅露，但对朝廷执政的恨叹之声却极响亮。
第三句中的“国母”指帝㬎的祖母谢太后，即组诗第五首中提到的谢道清。她临朝称制，当时年已六十七岁，多次受宰执权臣的愚弄，面对这个残破局面，何来挽狂澜的心力？所以说“已无心听政”。末句的“书生”，应是汪元量自称，也可泛指不在位谋政的忧国儒生。这些人读圣贤书，沾朝廷恩，当此国亡家破之时，只有长歌当哭。“有泪成行”，已是悲痛，着一“空”字于前，则尤显悲凉。读至此，不免使人想到李贺的名句：“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南园》之六）虽别是一种心境，悲愤之情则完全相通。
这首诗的前两句明写战局惨败，暗写权臣误国；镜头从万里淮襄的一片降幡摇向元军直入都城临安，再推出两个特写：宫廷黯淡，儒生痛哭。远近疏密，自成格局。
（程一中）
〔注〕 [1] 一般认为汪元量是“供奉内廷的琴师”，其实，他不止以“善琴受知绍陵”（《钱塘县志·文苑传》），诗、琴而外，亦能画，有陈谟《题吕仲善所藏汪水云草虫卷子》诗可证。陈泰《送钱塘琴士汪水云》诗中，还有“东观初令习书史，宝诏再直行丝纶”一类的话。他又熟谙典籍，常自称“书生”。[2] 李吟山《赠汪水云》诗：“青云贵戚玉麟儿，曾逐銮车入紫闱。王母窗前窥面日，太真膝上画眉时。”
醉歌十首（其四）
汪元量
六宫宫女泪涟涟，事主谁知不尽年。
太后传宣许降国，[1] 伯颜丞相到帘前。[2]
〔注〕 [1] 传宣：一作“宣传”。[2]“伯颜”句：《宋史》之《少帝纪》、《谢后传》及《元史》之《世祖纪》、《伯颜传》，皆不言伯颜曾入宋宫，伯颜亦不曾与皇室见面，授受皆由递转。且两宫北上时，“宋主求见，伯颜曰：‘未入朝，无相见之礼。'”（《元史·伯颜传》）案史载：北上后，自谢、全两太后下至宫人，有愁死异乡的；有出家为尼的；有歌楼为妓的；有守贞自缢的；还有千余人，作为赏物，“分嫁幽州老斫轮”……，结局极为悲惨。
《周礼·天官》:“以阴礼教六宫。”郑玄注：“皇后寝宫有六。”六宫原指皇后，后亦泛指妃嫔。宫廷里侍候后妃的宫女有几千人，这首诗就从数量最多的这一部分人——宫女的角度写南宋降国。
一开始说“六宫宫女泪涟涟”，几千名宫女也感到了亡国之痛。这些人从民间进入宫廷，与皇室本是层层叠叠的主奴关系，但在锦衣玉食的生活环境中，在帝后乃至尊至贵的思想的潜移默化中，又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主子们拴在一起。她们的亡国之痛，自然不会像士大夫那样感天下兴亡，忧社稷苍生，而是预感到赖以生存的大厦将倾，所以有“事主谁知不尽年”的悲痛。
“事主谁知”是“谁知事主”的倒装。“不尽年”，意即“不能一辈子”。不能一辈子服事主子，竟然悲痛得涕泣涟涟，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却是当时的现实。此处作者借宫女之口表述自己的旧君故国之思。
宫女们的悲痛是“事主不尽年”，而“事主不尽年”的起因则是“太后传宣许降国”。降国既定，昔日的“春风雨露”，眼前的“玉楼金阙”，都将顿成旧梦。那不可捉摸的新的命运又是什么呢？诗人忽发奇想，最后七个字冒出一句“伯颜丞相到帘前”。据史载，伯颜本人未入宋宫，当然不可能出现在太后垂帘听政的珠帘前。但这是宫女们对未来命运的惴惴之情。她们虽深居内廷，未必知道有忽必烈，但进逼临安的元军统帅伯颜却是人人闻名，谈虎色变的。惊恐中似乎觉得伯颜迎面走来，这对她们来说，后果将如何呢？其惴惴不安之情可想。
全诗从宫女方面写亡国之痛，形象完整。首句实写宫女悲痛，第二句虚写；第三句写实降国，第四句进一步虚写。虚写的是宫女们隐藏在内心的悲痛、惶恐之情，都从实写而来，又开拓、深化了实写的悲剧含义。这种虚实相间的写法，扩大了诗的容量，将无限辛酸熔铸在短短的七言四句中。
（程一中）
醉歌十首（其五）
汪元量
乱点连声杀六更，[1] 荧荧庭燎待天明。[2]
侍臣已写归降表，[3] 臣妾佥名谢道清。[4]
〔注〕 [1] 乱点连声：一作“花底传筹”。[2] 荧荧：微光闪烁貌。“荧荧庭燎待天明”，一作“风吹庭燎灭还明”。[3] 已写归降表：一作“奏罢降元表”。[4] 佥：同“签”。
德祐二年（1276）正月十八日，元军进驻皋亭山，宋主即派使臣奉传国玺、降表至军前请降。伯颜要宋宰臣出议降事，二十二日，谢后命吴坚、文天祥、谢堂等来见，伯颜扣留文天祥，以降表仍书宋号，派人复往易之，并勒索谢后、幼帝招降未附州郡的手诏。这首诗大约写的是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的早朝情景（新降表和手诏伯颜已在二十四日勒索到手），句句写得锥心刺骨，把谢太后签署降表时的心情披露无遗。
首句中的“六更”，是宋宫廷中最后一个更次。每夜本止五更，程大昌《演繁露》载，因宋初宫中忌讳“寒在五更头”的民谣，故五更之后加打六更。《新义录》则谓“宫内于四更末，即转六更，……终宋之世无五更。”“杀”，即“收煞”。六更煞住，百官入朝；这一天的早朝气氛显得格外凄惨。报时的更鼓声，自有节奏，六更节奏更是庄重；但节奏庄重的更鼓声，在此时的谢太后听来，却变得“乱点连声”。“乱点连声”的不是更鼓，是太后心烦意乱；更鼓本不乱，乃太后心乱也。
第二句中的“庭燎”，指火炬。《周礼·秋官》:“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郑玄注：竖在门外的叫坟（大）烛，门内的叫庭燎，“皆所以照众为明”。太后领幼主登朝，殿上早燃起庭燎以待天明。着一“待”字，朝堂上诚惶诚恐、坐以待旦之状可以想见。
第三四两句，推进一层，写谢后诚惶诚恐的症结所在。这一天早朝，伯颜勒索的新降表和手诏，侍臣已送呈御案；但传国玺在五天前就交出去了，六岁的皇帝还不会写字，谢后登朝不过是来签字画押，但不许再称宋主。三朝国母，皇家至尊，除了在祖宗面前，几曾向人称“臣”称“妾”？帝后名讳，天下尊而避之，如今要亲笔签上“臣妾谢道清”，笔落处，即使“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殒绝”，此真是奇耻大辱。这一笔落下去该有多沉重，她又怎能不感到椎心泣血的悲伤呢！但在文字上，后两句纯属白描。此时此事，已毋须曲语，只要直陈，谢后的悲伤和作者的同情，都自在其中了。
后人多认为这首诗，尤其后两句，是作者对谢后降国的“微辞”，甚至判为“指责”。这个说法始于钱谦益，他在《书汪水云集后》一文中，据《湖州歌》第七十一、八十五两首和本诗“臣妾佥名谢道清”句，说什么“紫盖入洛，青衣行酒，岂足痛哉！”其实，“臣妾”之“妾”，不过女子卑称，非指小妻。后来潘耒在同题文中对此驳论甚详，可以推倒钱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汪元量“以本朝太后，直斥其名，殊为非体”。这显为迂腐之说。据事直书，正所以显示作者的悲悯之情，何碍于“体”！
（程一中）
醉歌十首（其八）
汪元量
涌金门外雨晴初，多少红船上下趋。[1]
龙管凤笙无韵调，却挝战鼓下西湖！[2]
〔注〕 [1] 红船：即彩船。趋：急行疾驰。[2] 挝（zhuā）：敲打。
临安西城，沿湖有四座禁门：钱塘、涌金、清波、钱湖。“涌金门外”，就是西湖；“雨晴初”即“雨初晴”，因押韵倒装。春雨放晴，湖面上水光潋滟，堤岸澄明，山色堆翠，每当此时，南宋君臣总要游湖赏春。汪元量在《越州歌》中曾沉痛回忆亡国前的往事，第十八首写的便是这种游乐景象：“内湖三月赏新荷，锦缆龙舟缓缓拖。醉里君王宣乐部，隔花教唱采莲歌。”
首句所点明的时间、地点，很容易使人想到南宋君臣的“西湖歌舞”。现在呢，又是春到人间，雨过天晴；风物依旧，湖面上仍然有无数彩船，——“多少红船上下趋”。但已不是“锦缆龙舟缓缓拖”那种富贵安适的情景而是占领军一片狂欢，上下穿梭。最后两句说：彩船上已听不到皇家乐部的悦耳音乐，只有战鼓噪耳，满湖喧嚣，取代了龙管凤笙；彩船的主人已不是宋朝君臣，而是元军将士了！全诗写元军游西湖。“上下趋”、“挝战鼓”，一派杂乱景象，与恬然秀丽的西湖风光形成对照。四句写的都是眼前实景：胜利者的喧嚣恣肆。它又与旧朝昔日的迷恋湖山、沉湎歌舞相对照。西湖风光的恬然秀丽、南宋君臣的迷恋歌舞，人所共知，故诗中“不着一字”，仍有“象外之象”，一经吟咏，便可“尽得风流”。所谓“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终于演成这样的事实：山河易主，美丽的西湖也跟着变为南下铁骑的喧闹场所了。
（程一中）
醉歌十首（其九）
汪元量
南苑西宫棘露牙，[1] 万年枝上乱啼鸦。[2]
北人环立阑干曲，手指红梅作杏花。
〔注〕 [1]牙：同“芽”。[2]万年枝：即冬青树。冬青以其常绿不凋，多植于宫廷皇陵，故称万年枝。
南苑西宫是南宋宫廷中赏心悦目的憩息之所。皇家园林，有宫娥太监逐日修整，应是花团锦簇，四时不衰。可是眼前的宫苑：荆棘露芽，冬青啼鸦，却显出一片凄凉。起笔两句布景，从凄凉景色中又暗示出花木已无人管理。国降之后，宫廷中上上下下都在悲伤、惶恐，伯颜又命“取宋主居之别室”（《元史·伯颜传》），谁还去观赏花木，料理园林呢！
这两句，在炼字炼句上很有特色：将对比鲜明的词语组织在同一诗句中，以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第一句中，棘芽示荒凉，与宫苑对；第二句中，鸦啼显悲苦，与冬青对。初呈荒芜的宫苑景色有许多可写，但只写了棘芽、鸦啼这两种。而“棘露芽”不缀于草木丛生之地，偏在南苑西宫；“乱啼鸦”不见于枯枝夕照之中，偏置冬青树上。诗人的炼字炼句，也是在创造形象，这样组合对比，更能激起南宋臣民的亡国之痛。
宫苑中荒凉初呈，点出气氛，笼罩全篇；但点睛之笔却在后面两句。第三句中的“北人”，指元军官兵；“立”而言“环”，则站在曲形阑干前的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群。一群北兵竟然闯入深宫内苑，这“九重禁地”也就不复尊严了！北兵的闯入宫苑，在物象上给荒芜景色带来喧噪，而在感情上却把凄凉转为沉痛。第四句顺承而下，闯入宫苑的北兵，不光聚众“环立”，而且肆意“手指”。亡国宋臣睹此情景，当作何想呢？
红梅是梅中珍品，惠洪《冷斋夜话》说：“其种来自闽、湘。”种植江南，元兵不识，乃误指为杏花。但诗人抓住这个细节，不止是要表现元兵的无知，似乎还埋藏有更多的隐曲。梅花，在诗人笔下，总是象征着美艳、高傲、洁操，而杏花则常被鄙薄为妖冶媚时之物；两者格有高下，不可混同。现在，诗人笔下写的是北兵指梅为杏，而充塞于诗人胸中的却是人世巨变：山河破碎，王室倾覆，美物遭劫，志士受辱……一切的美丑、善恶都被这场人世巨变弄颠倒了。郑板桥所谓“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汪元量笔下的指梅为杏，又何止于指梅为杏呢！全诗借宫苑所见写亡国之痛，读者当能于此等处识深意于隐微，从清丽的诗句中体味它所包含的无限悲痛。
（程一中）
醉歌十首（其十）
汪元量
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
昨日太皇请茶饭，满朝朱紫尽降臣。
首句“吕将军”，指困守襄阳后来降元的吕文焕。吕于咸淳九年（1273）二月降元后，元世祖忽必烈诏命赴阙，封为襄汉大都督。伯颜率兵攻宋，行前，忽必烈对他说：“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1] 伯颜心领神会，兵发襄阳时，建议“江汉未下之州，请令吕文焕率其麾下临城谕之。”（见《元史·世祖纪》）于是在进军途中，吕文焕成了招降州郡的活样板。伯颜用他开路，沿途厚遇降将，不断产生连锁反应，一年多时间，使“淮襄州郡尽归降”，逼近临安而垂手灭宋。“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的办法，在伯颜心目中，大概就是兵家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核心便是招降之术。
这首诗劈头两句：“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即指此。表面上作者对元朝所标榜的“不杀人平江南”并未直斥其伪，但就中加上一个“了”字，却使它变得似是而非：不杀人是以“收了江南”为条件的，江南未“收”，又焉能不杀人。其实，伯颜用吕文焕招降，并非真的不杀人。汪元量北上所见：“淮南兵后人烟绝，新鬼啾啾旧鬼哭。”（《湖州歌九十八首》其三十二）《南归对客》:“长流漂白骨，满目皆畏途。”这是淮南战场的惨象。临安城内呢，“乱离多杀戮，水畔几人啼。”（《杭州杂诗和林石田》第十四首）西湖边也是一派惨象。但南朝君臣，寄希望于请降议和，结果以“收了江南”即南宋亡国而告终。
所以，第三四两句用一件事概写亡国之哀而惨，与前两句暗相照应。“朱紫”是以服色代宰执大臣。衣朱紫而为降臣，按封建道德，食君禄不报，已是遗臭百代，何况“满朝朱紫尽降臣”呢！这个王朝的文武大员，面对征伐和招降，简直全都成了一堆废物。“太皇”指谢后。不说谢后也是“降臣”，但说她“昨日请茶饭”，这就是汪元量的“哀而不怨”。“请茶饭”为了何事，不去管它；只就文字上不用“摆华宴”之类而偏用“请茶饭”，则“三朝国母”的形象，已使作者哀怜不已！既是“满朝朱紫尽降臣”，谢后即使是降国之首，也不过随人俯仰罢了，作者无意深责，只有“哀而不怨”了。
本诗是《醉歌》的最后一首。汪元量的一些组诗，如《湖州歌》、《越州歌》等，总是在其最后一诗中凝聚着组诗的总主题。这首诗也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国亡于酣醉中”的题意。
（程一中）
〔注〕 [1]《元史·世祖纪》与《伯颜传》并载其事。此处所引忽必烈语，前句据列传，后句据本纪。
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三首（其一）
汪元量
西塞山前日落处，[1] 北关门外雨来天。
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
〔注〕 [1]“前”:《水云集》作“边”。
今存汪元量诗集，有两个最早的本子：一是《湖山类稿》五卷本，一为《水云集》。这首诗自《宋诗钞》以来，选家据《水云集》，多定为《钱塘歌》第二首，实误。今据《湖山类稿》径改为本题，并略加辨正。在《湖山类稿》中，《钱塘歌》仅一首，为七言八句，刘辰翁评其风格曰：“此诗脱老杜。”这首七言绝句，诗题不是《钱塘歌》，而排为《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三首七绝之一，刘辰翁亦有评语：“三诗似山谷。”但在《水云集》中，这首七绝却与那首七言八句摆在一起，总题为《钱塘歌》;《送琴师毛敏仲北行》的另两首，则诗、题皆佚。刘辰翁明说“脱老杜”的《钱塘歌》为“此诗”,“似山谷”的《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为“三诗”，可知《类稿》编排不误。《水云集》并列七绝、七古于《钱塘歌》下，两诗体制不一，则恐系传抄之误。
这首送别诗，写的是德祐之难中作者的悲愤心情。南宋亡国那几天，元军先自皋亭山进驻城北十五里，又以水陆舟师据守钱塘口，造成威逼形势；后移师湖州，与南北驻军三面钳制临安，以勒索降表和招谕未附州郡的手诏。首句中的“西塞山”，在今浙江湖州境。这里用西塞山指代湖州，实则指当时胁迫降国的湖州驻军。次句中的“北关门”，是临安北门，当初自皋亭山进驻城北十五里所造成的威逼之势正在“北关门外”。这两句并非写元军灭宋进兵的路线，而是借元军的部署抒写作者对伯颜挟重兵威迫宋主降国的悲愤。写诗时元兵当已移师湖州，故时间顺序可以倒后为前；又用“日落处”、“雨来天”这类阴暗凄凉的词语缀于“西塞山前”、“北关门外”，以烘托当时形势的严重，隐括南宋拱手亡国之惨。
但前两句主要是点明形势，渲染气氛，还没有充分表达作者的感情。第三句“南人堕泪北人笑”，补足了前两句，使悲愤达到顶点。“南人堕泪”，不只是亡国臣民一般的伤心落泪，而有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是郁结心胸极度悲痛的吞声堕泪！“北人笑”也不是胜利者一般的欢笑，而是眼见无士卒抗守，无大臣殉国，兵临城下，不发一矢，竟可玩南宋君臣于股掌之上的无限满足的纵声狂笑！“南人堕泪”与“北人笑”强烈对比，深刻地表达了面对如此亡国的极度悲愤。
毛敏仲何许人，又何事北行，皆失考。既同为琴师，汪元量能悲歌慷慨、一诉衷曲于此君之前，其品格情操当亦如之。所以作者在唤起友人的悲愤感情之后，接着用杜甫的《杜鹃》诗意共勉。蜀中传说，古帝杜宇归隐亡去，其魂化为鹃，蜀人因闻鹃啼而怀念杜字。安史乱中，两京陷落，乾元二年（759）杜甫避难入蜀，曾闻鹃下拜，借蜀俗寄故国之思：“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臣甫低头拜杜鹃”句正用此意。这是说毛敏仲要离故都北行了，自己也难卜去所，但不管到哪里，都会像杜甫低首拜杜鹃那样，永远怀念宋室。汪元量有真切的亡国之痛，眷怀故主，始终不渝。这首送别诗，不写离愁别绪，亦无排遣宽慰语，在凄凉婉转的诗句中，宣泄他的亡国之痛。这正是身世家国之恨随事倾泻的汪诗特色。
（程一中）
徐州[1]
汪元量
白杨猎猎起悲风，满目黄埃涨太空。
野壁山墙彭祖宅，[2] 塺花粪草项王宫。[3]
古今尽付三杯外，豪杰同归一梦中。
更上层楼见城郭，乱鸦古木夕阳红。
〔注〕 [1] 此诗写作时间尚难确定，可能作于被俘北上途中或南归途中。[2] 彭祖：即彭铿，传说中的长寿人物，尧帝封之于彭城，故名。据说活了八百岁，到周代才死。彭城后来改名徐州，故徐州有传说的彭祖墓。[3] 塺（mò）：尘埃。项王宫：项羽曾以彭城为西楚都城，故徐州有项王宫古迹。
徐州是淮海地区的名城，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金兵南下，元兵南下，都遭到破坏。到南宋灭亡，元朝一统之时，诗人来到徐州，就只看到一片荒凉的景象了。风吹白杨，猎猎（风声）作响，如悲泣之声；黄色的尘埃，好像要涨到太空，彭祖宅和项王宫这些古迹，都破败不堪，凄凉满目了。他喝着酒遐想，古往今来的兴衰成败，都不用再管，只管喝酒罢，世间多少英雄豪杰，都不过是同归一梦而已。他上楼望望，看见城郭之外，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两株古树，点点乱鸦点缀着夕阳，除了凄凉的景色之外，便一无所有了。
全诗层次分明，首二句点出环境，白杨叶子脆硬，有风时碰击作响，使人感到悲哀，这里是化用古诗“白杨多悲风”的旧句，表现诗人目中所见的凄凉景物。黄尘满天，也是北方特有的景象，因为黄土层的城市和道路积累细土很多，一起风时，黄尘就弥漫天空，在凄凉之外，又加上了沉闷。三四两句，写名胜古迹无人游赏而被湮没。彭祖是一个号称长寿的古代名人，但现在墓前只剩下野壁山墙；项羽是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而今剩下的遗迹，也只不过是一些蒙尘的杂花和污秽的杂草而已。在这种环境下，诗人悲愤无端，只好借酒浇愁，排遣悲愤，五六两句都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之类的套话，但其中仍然蕴涵着无限的悲愤。他说的“古”和“今”，自然包括南宋王朝在内，南宋灭亡了，自己无能为力，只好“尽付三杯”之“外”；他所说的“豪杰”，自然也包括文天祥等在内，文天祥失败而且牺牲了，也是“同归一梦”。但诗人的思想境界是以悲愤出之的。写到这里，他悲愤达于极点，只好上城楼看看夕阳中的徐州城郭，看看城郭内外的乱鸦和古木，环境是凄凉的，心境当然也是凄凉的。
此诗炼字很有特色。如“黄埃涨太空”的“涨”字，似乎是该用“满”字，他却用“涨”字，使读者感到黄尘由地面向上浮动，有似水涨，增加了立体感。又如“塺花粪草”的“塺”字和“粪”字，都是修饰词，塺，相当于尘埃的意思，塺花即沾满尘埃的花。“粪”字本来是名词，引申为污秽，就可作修饰词来使用了。读者从“塺花粪草”四字中，可以想象出大兵之后的名胜古迹，无人游览，无人欣赏，景象凄凉，立体感也很强。
（刘知渐 鲜述文）
湖州歌九十八首（其六）
汪元量
北望燕云不尽头，[1] 大江东去水悠悠。
夕阳一片寒鸦外，目断东南四百州。[2]
〔注〕 [1] 燕云：宋代曾设置燕山府路及云中府路，包括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地区，简称燕云。燕山后为元都城所在。[2] 东南：一本作“东西”。四百州：指南宋统治下的府、州、军一级行政区域。宋朝全盛时，号称“八百军州”；南宋以后，失去北方土地，减去一半为“四百军州”。此处“四百州”即指南宋治下的区域，是约数而非实数。
南宋亡后，诗人作为元军的俘虏之一，和宫女们离开临安，坐船北上的途中，想到自己是被押送到燕山一带去的，燕山原是唐朝的土地，五代时的石敬瑭，曾经把“燕云十六州”出卖给契丹，北宋末年虽曾一度收复，后来被女真占领，燕山府就成为金朝的政治中心，如今又成了元朝的政治中心。诗人北望燕云，顿生茫茫之感，此次北去，前程渺渺，未知来日如何。眼前江水东流，仍然是悠悠不断，象征南宋的国运一去不复返了。放眼一看，西坠的夕阳下，只剩一片寒鸦，而寒鸦飞过的空间一望无际，这辽阔的空间，不正是南宋统治下的“四百州”吗？“四百州”的军民是不是还在继续反抗呢？诗人的双目，望“断”了“四百州”，望“断”了“四百州”的土地和人民，感情是十分沉痛的。
四句诗只写一个“望”字，向北边“望”着自己将被押前往的燕云，不知命运如何？向眼前“望”着大江东去，江水“悠悠”，无力挽回颓势；向整个东南的“四百州”一望，不胜依恋之情。这依恋之情，不是诗人个人的，而是全部俘虏的。诗人在另一首《越州歌》里面写过：“东南半壁日昏昏，万骑临轩趣幼君。三十六宫随辇去，不堪回首望吴云。”不正说明这一依恋之情的普遍性么！
（鲜述文）
湖州歌九十八首（其十）
汪元量
太湖风卷浪头高，[1] 锦柁摇摇坐不牢。[2]
靠着篷窗垂两目，船头船尾烂弓刀。[3]
〔注〕 [1] 卷：一本作“起”。[2] 锦柁：指船。锦，喻船之华丽；柁，同“舵”。[3] 烂：灿烂。
诗人和宫女们作为俘虏，跟随元军由运河北上，经过太湖，风浪较大，即兴成诗。在太湖遇见大风，船身簸得十分厉害，他和宫女们从未经过这样大的风浪，在船上无法坐稳，极为难受，只好靠在船篷的小窗，低首而坐。瞟着船头船尾那些闪光的弓箭和刀剑，不由得怵目伤心。
全诗写出俘虏们无可奈何的心情，先写船只经过太湖，正值气候恶劣，不惯坐船的人，何曾见过这样大的风浪。接着写船上人在风浪中的表现，就是全身动摇，坐不安稳。“坐不牢”三字中蕴含着无限的痛苦，他们一定会回忆宫廷的安定生活，一定会埋怨那些贻误军机的将军，埋怨那些主张投降的大臣，埋怨接受投降的太皇太后，正是这些人造成了他们此刻的痛苦。第三句，用他们都在风浪中垂下眼皮的这一情景，表明他们都无心欣赏太湖风光，内心必然感到一种耻辱和恐惧，这耻辱和恐惧的根源，在第四句的“船头船尾烂弓刀”七字中，沉重地和盘托出来了。
全诗着重写诗人和宫女们的痛苦心情，这心情不是从口中说出，而是用太湖的风浪和船头船尾的弓刀烘托出来。在太湖风浪和满船弓刀的环境之下，对他们的心情描写，只淡淡地使用“坐不牢”、“靠篷窗”、“垂两目”等字样，表面上着力不多，实际上力重千钧，因为字字从诗人肺腑中流出，是血和泪凝聚而成的语言，非身历其境者不能道。
（鲜述文）
湖州歌九十八首（其二十八）
汪元量
官军两岸护龙舟，[1] 麦饭鱼羹进不休。
宫女垂头空作恶，暗抛珠泪落船头。
〔注〕 [1] 官军：指元兵。龙舟：指宋太后和赵㬎的座船。
这是汪元量被俘北上途中所见的生活场面之一。它写元兵押解宋太后和皇帝赵㬎的座船北上途中，元兵是在两岸保护着座船前进的。对船上的供应，也很周到，麦饭鱼羹不断地送上来。这些麦饭鱼羹，不单是送给太后和皇帝，同时也送给同船北上的宫女。但是，宫女们闻着鱼羹，就发呕作恶，低头不语，暗暗地把珍珠似的眼泪抛洒在船上，其悲伤之状可想。
全诗虽只四句，却画出了一幅生动的现实情景。第一句的“官军两岸护龙舟”，就蕴含了严酷的生活内容。元朝的“官军”为何要在龙舟经行的河道夹岸保护，难道真是给俘虏来的太后和皇帝一点面子么？不是。封建社会里的皇帝，就是政权的象征，当宋帝赵㬎成了俘虏的时候，大江两岸的军民，在扬州守臣李庭芝、姜才的率领下，准备在途中劫走赵㬎，以便号召反元。元兵深知厉害，因而自赵㬎一出宫门，就加强了防御，“官军两岸护龙舟”正是加强防御的措施。表面上毕恭毕敬，实际上杀气腾腾，诗人对此是有深切感受的。接着的“麦饭鱼羹进不休”，表面上是元兵优待俘虏，实际上仍是“护”字的补充，俘虏们是不领这个“情”的。三四两句，写被俘宫女发恶心，流眼泪，作为第二句的注脚。南方妇女是喜欢鱼羹的，为何反而“作恶”，甚至“暗抛珠泪”呢？因为她们有亡国的痛苦，知道目下虽受优待，然而前途茫茫，今后的情形难以设想。根据历史记载，这些宫女后来往往自杀，说明诗人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早就有所了解的。
（鲜述文）
湖州歌九十八首（其三十八）
汪元量
青天淡淡月荒荒，两岸淮田尽战场。
宫女不眠开眼坐，更听人唱《哭襄阳》。
诗的前半首写从船上眺望到的景色。首句写月夜的天空，是仰视所见。本来天还是平时的天，月还是平时的月，但此时在诗人的眼底笔下，使人感到天色是这样惨淡，月色是这样荒寒，从而把行色烘托得格外凄凉。次句从夜空写到地面，是平视所见。平时长满农作物的运河两岸，经过战乱，这时在月光下只见疮痍满眼，一片荒芜。这一句实写所见景象，而字里行间隐含着诗人对这场战争的愤恨，也展示了人民在战争中所承受的巨大苦痛。可以与这句诗参读的有《湖州歌九十八首》（其三十二）:“芦荻飕飕风乱吹，战场白骨暴沙泥。淮南兵后人烟绝，新鬼啾啾旧鬼啼。”还有第四十九首：“长淮风定浪涛宽，锦棹摇摇上下湾。兵后人烟绝稀少，可怜战骨白如山。”汪元量的《湖山类稿》及《水云集》中以大量篇什记述了宋亡前后的史实，被后人推为“诗史”。诗人笔下描摹的当时淮河平原的凄凉景象，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诗的下半首由景入情。第三句诗从远方写到近处，从船外写到船中，从景物写到了人。画面上出现的是一位不眠的宫女，在全副武装的元兵押送下，是不易安寝的；也如第三十首所说，“抛却故家风雨外，夜来归梦绕西湖”，在归思乡愁的煎熬下，更是难以入睡的。这里写的是宫女，当然不眠的还有诗人自己；这里只写了人物失眠的状态，而在诗句的背后，自可想见人物的处境及其内心活动。但诗人没有紧承这一句去写失眠者的不幸身世和愁苦心情，而在第四句中转而写由外界传入失眠者耳中的凄凉呜咽的《哭襄阳》歌声。这篇末的歌声，点破了本是一片死寂的画面，也把诗篇的气氛渲染得更加悲怆。
诗篇最后写到《哭襄阳》，不仅起了渲染气氛作用，也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元军于度宗咸淳三年（1267）大举攻宋时，襄阳首当其冲。当地军民在吕文焕指挥下苦守六七年之久，牵制住了元军，而当时的宰相贾似道始终坐视不救，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过着极为糜烂的生活。结果，襄阳一失守，元军就势如破竹，直下临安。诗人在《醉歌》第一首中曾写了这一事件：“吕将军在守襄阳，十载襄阳铁脊梁。望断援兵无信息，声声骂杀贾平章。”广大的人民对此非常痛心，因而在民间流传开一支《哭襄阳》的歌曲。诗人就借这支歌点出了船中人之所以国亡家破、沦为俘虏的直接原因，也通过这支歌表达了自己的一腔悲愤，从而在诗的终篇处留下了发人深思的篇外之意、弦外之音。
（陈邦炎）
湖州歌九十八首（其四十二）
汪元量
丞相催人急放舟，舟中儿女泪交流。
淮南渐远波声小，[1] 犹见扬州望火楼。[2]
〔注〕 [1] 淮南：此指扬州。宋代淮南东路制置使署设于扬州。故得以“淮南”指扬州。[2] 望火楼：当指瞭望烽火的军事设施。
这是诗人作为俘虏，随船北上所见的画面之一。当宋太后和幼君赵㬎被元军押解北上时，扬州守将李庭芝和姜才拒绝投降，并在瓜洲布兵，准备劫走太后和幼君，结果没有成功，元兵终于抢渡瓜洲而北去了。元统帅伯颜丞相鉴于宋朝军民的反抗行为，因而催促俘虏船队急速离开扬州，以免意外，这就是“丞相催人急放舟”的历史背景。此时，俘虏船上的男男女女，失去了希望，哪能不涕泗“交流”呢？他们的泪眼，是为了离去江南，连长江北岸淮南东路制置使所在的扬州也渐行渐远，长江里的波声也渐远渐弱了。只有设在扬州高山上的望火楼还可以看见。这望火楼，是扬州守将李庭芝（淮南东路制置使）、姜才的军事设施。只要这望火楼还在，就说明扬州军民还在抵抗，宋政权还存在一线希望。
全诗用的是白描手法，首句写元朝伯颜丞相下令开船，迫使俘虏们离开扬州。其间包涵着一场惊险的斗争。一个“催”字，表明元朝的伯颜丞相害怕宋军劫走俘虏。次句写“舟中儿女”因为离开扬州而伤心呜咽，泣下沾襟。李庭芝、姜才拒绝接受宋朝太后的投降诏书，坚守孤城，寄托了南宋的一线希望。如今，“舟中儿女”不得不离开扬州，不得不离开为复国而战的军民，怎能不痛苦流泪呢？第三句接写这些失望的“舟中儿女”，留恋地回望扬州，他们留心静听江中的“波声”，寻求暂时的安慰。后来“波声”渐小，扬州已经越来越远了。第四句写他们还痴心地在望，只有扬州的望火楼还依稀在望，可惜可望而不可即。手法简洁明朗，又有思想感情上的深度。
（鲜述文）
湖州歌九十八首（其四十五）
汪元量
销金帐下忽天明，[1] 梦里无情亦有情。
何处乱山可埋骨，暂时相对坐调笙。
〔注〕 [1] 销金帐：饰以金线的帐子。
此诗所写，是运河途中俘虏的生活。被俘北上的宋室宫女们，夜晚在舟船中睡熟于销金帐下，忽然天明了，感到一夜都在做梦，梦中情事迷迷糊糊，似乎无情，又似乎有情。所梦见的是吉是凶，她们没有说出，但前途的险恶，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由临安（今浙江杭州）经运河南段、运河北段到大都（今北京），全是上水，走得很慢，不知何时才能到达目的地，她们也不知道命运将如何摆布自己，或者死在途中，或者到达目的地以后被折磨致死，无从预料，而必死是可以断言的，只不知这把骨头埋在哪处乱山而已。她们想来想去，无可奈何，还是在未死之前，暂时抚弄一下乐器来自遣吧！
全诗四句，全是白描手法，首句写销金帐下的宫女睡醒了。次句写她们睡醒后回味梦境的惺忪状态。第三句一转，写她们的心理活动，由梦境而产生了前途茫茫、不知埋骨何处的感慨。第四句写她们在前途茫茫的无意识状态中“相对调笙”，字面上看不出悲哀，而“暂时”二字中却蕴含了无限的忧思愁情。这不仅是宫女们的感情，也是诗人自己的感情，诗人和宫女同样被押北上，他是一位琴师，是靠音乐为生的。他和宫女之间有着共同语言和共同感情，因而此诗是写宫女还是写诗人自己，也就难以说清了。
（鲜述文）
湖州歌九十八首（其六十）
汪元量
锦帆百幅碍斜阳，遥望陵州里许长。
车马争驰迎把盏，走来船上看花娘。[1]
〔注〕 [1] 花娘：唐、宋时人对歌妓的称呼，此指被俘宫女。
这首诗，写南宋俘虏北上，路过陵州（治所在今山东德州）泊船时的情景。陵州这个城市，长约一里多路，是北方较大的中等城市之一。在金朝灭亡以后，元兵占领陵州已经三十多年，人口逐渐多了起来。俘虏船队一到，地方官吏就迎着船队劝酒，祝贺伯颜的胜利，也有很多人借此机会上船来看美丽的宫女，这实际上是对俘虏的侮辱。
四句诗，是俘虏滞留在陵州运河时的一幅小画面。首句的“锦帆百幅碍斜阳”，点出伯颜丞相押解宋朝俘虏，船队众多，“百幅”只是个约数，实际上并不止此。次句从诗人眼中看出了陵州的繁荣景象，表明了这个城市在长期战乱以后，安定下来，开始走向繁荣。第三句表明元朝地方官吏在向元朝胜利者祝贺，诗人已经有点难受。第四句写当地人上船来看宫女，就更加恶心了。前两句的感情还平淡，有客观描写的意味；后两句虽然也是写实，但作为失败者方面的诗人来说，明显地感到不舒服，写实之中仍然充满着痛苦的感情色彩。全诗基本上写事而没有写情，但情在其中，跃然欲出。
（鲜述文）
湖州歌九十八首（其八十五）
汪元量
客中忽忽又重阳，满酌葡萄当菊觞。[1]
谢后已叨新圣旨，[2] 谢家田土免输粮。[3]
〔注〕 [1] 菊觞：菊花酒。古人以菊的花、茎、叶，混入黍米酿酒，称“菊花酒”。次年重九时用作饮料。[2] 叨：承蒙。新圣旨：元朝皇帝的圣旨。[3] 输粮：缴纳田赋。
这是汪水云（元量）作为宋朝俘虏到达元朝首都以后的作品之一。原来，伯颜丞相率领的元兵，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包围临安时，垂帘听政的南宋太皇太后谢氏率领皇太后全氏及幼君赵㬎向伯颜投降了。谢氏名道清，汪元量在《醉歌》中所写：“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就是记述这件史实的。因为谢后率领媳妇和孙儿投降，到达元朝政治中心以后，受到较好的优待，多次参加盛大的宴会。作为谢太后琴师的汪元量，在谢后身边弹琴伺候，也亲眼看到过这些宴会的情况，在《湖州歌》中对此也有所反映。本诗写于重阳节（九月九日），按照当时的习惯，这一天要赏菊，要喝菊花酒。但在今年的重阳，诗人离开了南方的家乡，失去了赏菊、饮菊花酒的机会，只能以蒙古人常喝的葡萄酒来代替菊花酒了。谢后其时颇受优待，元朝皇帝已经下令免收谢家土地应交的田赋。言外之意是，谢后出卖南宋政权的代价，不过如此而已。
四句诗都是记实，前两句记述诗人重阳节客居北方，不能赏菊，不能饮菊花酒的异乡之感，虽然也喝了点葡萄酒，哪儿赶得上菊花酒那样的清香而且富有诗意呢？后两句写诗人在此时听到免收谢后田赋这一事时，就顺口说了出来，不杂一点议论，不加一点褒贬，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似乎诗人对这件事已经冷漠无情，而内心的痛苦自在其中。谢后所受的优待不少，诗人只选择了这一件事来写，是很有深意的。原来谢后降元时，曾请求保全“宗庙社稷”。如今，她获得了什么呢？不过获得免收土地田赋的优待而已，言外之意，暗示了降元的“不智”。诗人采用这样的写法，大有“皮里阳秋”之意。
（鲜述文）
秋日酬王昭仪
汪元量
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
黄金台愧少知己，碧玉调将空好音。
万叶秋风孤馆梦，一灯夜雨故乡心。
庭前昨夜梧桐语，劲气萧萧入短襟。
王昭仪名清惠（昭仪是宫中女官名），能诗。汪元量在度宗朝以善琴被召，即事谢后与王昭仪。南宋亡，汪元量与王清惠等俱被掳北去，后元量乞为道士南归。这期间汪、王二人多有诗歌往还，《宋诗纪事》卷八十四存清惠诗四首，都是写给汪元量的。
无声是最大的悲哀。辛弃疾《丑奴儿》词中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几句，算是把愁写到了极致。汪元量此诗的开头，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中“愁到浓时”总提，以下分写斟酒、挑灯、看剑、流泪，诗句不再言愁，但愁绪自见。在这种地方，辛词用说话表现，汪诗用动作表现，可谓异曲而同工。又，第二句用辛弃疾《破阵子》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成句，浑然再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只是此诗再缀以“泪痕深”三字，显示了一个宫廷乐师在亡国以后的心理状态，已不能和当年的辛弃疾相比了。
颔、颈两联，一叹知音少，一抒故乡情，既应题，表明只有王昭仪方能引为知己，又以家乡之思暗寓亡国之痛，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据《上谷郡图经》，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遂以为名。又，《乐府诗集》卷四五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颔联前一句说空有黄金之台，后一句说枉调碧玉之歌，反复陈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处境和悲怆情怀，又含有他们洁身自好，不与元人贵族和宋室降臣们为伍的坚贞节操。颈联先写秋风中颤抖的“万叶”，衬托别梦不成，再用孤灯夜雨衬托归思难禁——自然，这里的“故乡心”表达的仍是对宋室的追念。写法上，前两句用典故直抒胸臆，后两句用环境反衬乡心，手法变化，效果极好。
末联故意宕开，由抒情转入写景，用梧桐语、劲气（即寒气）构成凄切悲凉的意境，为上文中已经酝酿出来的感情设计了大自然的深沉回响，因而使作者的“浓”愁有充溢寒空、砭人肌肤之势。
李珏跋《湖山类稿》说：“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于痛哭。”“微”与“显”,“隐”与“彰”，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水云（元量号）独能把它们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就这首诗而言，其中“少知己”、“空好音”、“孤馆梦”、“故乡心”等等，几乎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被文人学士们唱烂了的陈词，因而人们可能误认它是一首等闲之作——这是此诗“显”与“彰”的一面。但如果知人论世，稍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汪元量只要愿意攀附元朝新贵，则“黄金台”必不甚远，故乡也可“荣”归，由此又可断定这首诗中的知己之叹、故乡之思绝不能作通常意义来理解——这又是此诗“隐”与“微”的一面。
（李济阻）
潼关[1]
汪元量
蔽日乌云拨不开，昏昏勒马度关来。
绿芜径路人千里，黄叶邮亭酒一杯。[2]
事去空垂悲国泪，愁来莫上望乡台。[3]
桃林塞外秋风起，[4] 大漠天寒鬼哭哀。
〔注〕 [1] 此诗，疑为汪元量送赵㬎到甘州（今甘肃张掖）出家，返回大都（今北京），路经潼关时作。[2] 邮亭：古时的驿站。[3] 望乡台：汉成帝时，边兵被迫离境，筑台望乡，后来成为旅客思念家乡的常用典故。[4] 桃林塞：即桃林，在今潼关以东，灵宝以西地区。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汪元量送南宋被俘的末代皇帝赵㬎到甘州（今甘肃张掖）出家后，返回大都（今北京），路过潼关，感慨万端，写了这首抒情诗[1] 。诗人是在一个阴云黯黯的天气骑马来到潼关的。他在路上看到绿草还没有全黄，但邮亭附近的树叶已黄，时间可能是夏历的八月了，而诗人还流浪在千里之外，他在邮亭里喝了一杯酒，想起了国和家，想念故君赵㬎，名为出家而实际是被软禁“甘州山寺”。想念家乡所在的江南，而又欲归不得，但他最难割舍的，还是那位被软禁甘州的旧君——赵㬎。（此诗作于何时，说法不一。这里对帝㬎学佛地点，暂采杨树增的考证，因而推论此诗作于由甘州返回大都途中，较合情理。杨文见《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
全诗由景到情，第一句是写景的，但乌云蔽日的景，给人以抑郁的气氛，仍然是在为诗人的心情写照。第二句写诗人“勒马度关”，用“昏昏”二字，强化了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情。三句的“绿芜”，四句的“黄叶”，景物色彩不同，而“人千里”和“酒一杯”的心情，怀念家乡，欲归不得的心情，和景是配合一致的。五六两句深入一层地诉说自己无国可归，有家难奔的悲愤之情。十多年前，元兵进入临安，旧君赵㬎被俘北来，抗元英雄文天祥也在大都就义。如今旧君又被送去做和尚，这不是“大事已去”的现实么？既然“大事已去”，自己想尽点忠心，也无能为力，只剩下一点眼泪而已！那么，自己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国亡君逐，家乡也未必能够回去，纵有无限的乡土之思，也不敢上望乡台去望望，为什么？一方面是故乡远在江南，望也望不见，一方面是俘虏望乡，可能被认为有反抗嫌疑。不敢望而干脆说“莫上望乡台”，真是一字一泪，诗人这时可能已经考虑过回大都一次，请求“黄冠南归”，但谁知会不会得到允许呢？七八两句写自己虽然感到“大事已去”，但十多年追随赵㬎的君臣关系，仍然不能忘情。他从“桃林塞”西望，看不见沙漠之外的甘州，而日暮时的烟霭起来了，更起悲愁之思。愁自己在千里遥遥的潼关，望不见流放甘州的旧君，只能想象沙漠那边凄凉山寺没有一个人陪伴这位旧君，他只能听鬼哭的哀声了。鬼是不存在的，但古人相信沙场上定有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不是大诗人杜甫对鬼哭的想象描写么！汪元量想象赵㬎居住的甘州山寺，一定有鬼在哭，年仅十几岁的故君多么可怜啊！汪元量和赵㬎不仅是君臣关系，同时还是师生关系，公义加私情，使得这首诗特别沉痛感人。
（刘知渐 鲜述文）
〔注〕 [1] 赵㬎到甘州学佛为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事，汪元量经由蒙古草地送他到甘州，返回时应当是二十六年。据诗中“绿芜”、“黄叶”字样，假定为是年秋八月，大体近之。王清惠送汪元量南归诗序，虽有“水云留金台一纪”的话，从德祐二年（1276）算起，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仅多数月，并不矛盾。《续通鉴》系汪元量南归事于至元二十五年，不甚允当。
太皇谢太后挽章二首
汪元量
羯鼓喧吴越，伤心国破时。
雨阑花洒泪，烟苑柳颦眉。
事去千年速，愁来一死迟。
旧臣相吊后，寒月堕燕支。
大漠阴风起，羁孤血泪悬。
忽闻天下母，已赴月中仙。
哀乐浮云外，荣枯逝水前。
遗书乞骸骨，归葬越山边。
挽章即挽诗，是专为悼念死者而作的诗。
太皇谢太后名道清，天台（今属浙江）人，理宗皇后。度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时汪元量以善琴入宫，事之。咸淳十年（1274）七月度宗崩，年仅四岁的嘉国公㬎即位，谢太后临朝听政，不久被尊为太皇太后。在此后的岁月里，国运既衰，君弱臣寡，谢太后尽力支撑，为维护南宋政权作出了一些努力。德祐二年（1276）元兵攻下临安，赵㬎向元人上表乞降，称是“谨奉太皇太后命”而为之，汪元量也有诗云：“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可见在灭亡前夕的南宋，谢道清是国家大事的决策人，也是朝廷权力的象征。谢太后卒于宋亡后数年。这两首诗在元人统治下悼念宋朝旧主，实际上是对故宋的挽歌，表达的是作者的亡国之痛，和一般的挽诗不同。
第一首用国破引出谢太后的北迁。首联点明国破。羯鼓系胡乐，这里代指元军，“喧吴越”是说元军攻下临安，这两句用震耳惊心的羯鼓声起头，突出了元军的强大声势，宋军无力抵抗，导致国亡，“伤心”二字也因之更见分量。颔联借物寓情，前一句说花瓣上落下的雨滴就像哀悼国亡的泪水，后一句说对着这样的悲惨局面，连柳也为之颦眉。这两句是从杜甫《春望》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化来，烘托出作者的亡国之痛。颈联由写景转入议论。“事去”之“事”指国家灭亡之事，“千年速”是说很快就成为陈迹；“一死迟”是诗人自陈胸怀，表明自己没有以死殉国，仍然苟活下来。这两句在对比中作者把自己的命运同南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感情越发强烈。尾联铺叙。“寒月”借指谢太后，与后一首中的“月中仙”用法近似。“燕支”，山名，在今甘肃境内，是汉代匈奴活动的地区，这里代指元都。宋亡后谢道清被掳北上，软禁在元大都（今北京），所以说“堕燕支”。这首诗用南宋故地吴越开头，用北地燕支结尾，作者的匠心于此可见。
第二首专写谢太后之死。首句用大漠阴风起兴，这种狂风卷地、昏暗无边的环境气氛，把谢后之死渲染得感天地泣鬼神，与前首一样，一开始便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第二句中的“羁孤”是作者自指。汪元量初随太后北上，后乞为道士南归杭州。在饱尝了亡国、作囚、漂泊的痛苦之后，如今又遇上旧主逝世，所以“羁孤”二字含着无限的酸辛。颔联说太后之死。据《西湖志余》记载，谢道清母毛氏怀她时就曾“夜者梦五色霞罩体”。《宋史》本传更说谢后幼时浑身黧黑，一目有瞖。长大后却突然“病疹，良已，肤蜕，莹白如玉”，接着又被医生治好了眼睛。关于谢太后本来就有这么多神奇传说，后来又是“天下母”，所以“月中仙”三字也就并非俗套。颈联作宽解之词，说哀乐、荣枯都不足计。在元人统治下一个故宋遗老如此故作达观之语，无异在说生有何益、死何足悲，因而潜藏着更大的悲哀。尾联叙太后遗书。国破身亡，她不能如前辈后妃那样入葬皇陵，对于一个颇有作为的太皇太后来说，这是十分难堪的，因而作者用遗书和归葬结束全篇，非常得体。
这两首诗各成整体，同时又相互照应、巧设过渡。在用词上作者能使普通词语别见新义，增强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如用“喧”字写羯鼓，便可以在鼓声聒耳的同时看出胜利者志得意满的神态；用“悬”字写泪，既写血泪难抑，又写哭诉无门，表现了诗人的困难处境；用“赴”写飘然仙逝，一方面跟“月中仙”配合无间，一方面又同“哀乐”、“荣枯”的议论相一致——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选词用字的精当。
（李济阻）
利州
汪元量
云栈遥遥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
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1]
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
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
〔注〕 [1] 井田：此处不指古时井田制，仅代指土地。
汪元量在宋帝赵㬎被送到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安置以后，请求元朝政府准许他“黄冠南归”，黄冠是道士的帽子，戴起黄冠就表示已经出家，不过问政治了，因而活动也比较自由。但是南归后的汪元量并未忘记家国之痛，他四处游历，把自己的悲痛写进了诗篇。他游到利州（州治在今四川广元）时，写出了这首七律，反映了四川人民的痛苦。在宋代，“四川”一词为“川陕四路”的简称，它包括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而利州路是南宋后期西陲重镇，曾是川陕四路抗金、抗元的军政中心，地势十分险要。
宋宁宗的开禧二年（1206）亦即金章宗的泰和七年，蒙古的成吉思汗开始对北方造成威胁，不到三十年，金国被灭。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在灭金过程中同时攻打南宋，曾由汉中一直攻到川西、川东，使四川受到很大的破坏。后来，由于余玠以合川钓鱼城为中心，组织了有效的抵抗，拖雷的儿子蒙哥做了皇帝以后，亲征合川，也被余玠率领的军民，打死在钓鱼城下，直到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才因熊耳夫人的出卖，钓鱼城的战斗被迫停止。
在这五十多年中，四川曾遭受严重的破坏。到汪元量路过利州的时候，四川已是满眼荒凉了。汪元量的《利州》一诗，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时代的生活真实，使读者从寥寥五十六字中窥见了四川人民的痛苦。
汪元量来到利州的年代，是不能确指的，但不难想象，诗人骑马经过七盘关、五丁关的栈道，马也走得很慢，因而有“云栈遥遥马不前”的感叹。这时正是深秋天气，满山都有红叶，他续用“风吹红树带青烟”的句子，把地理和时令都形象地点了出来。接着，就重点地写人民生活。首先，他进入利州城，发现城市残破不堪，居民“朝不保夕”，哪儿还有心情去歌舞呢？“城因兵破悭歌舞”表明了利州城的残破，是由于兵燹。接着又写农民失去土地的现实，他用“民为官差失井田”七字，表明了广大农民因“官差”繁重而典卖土地或抛弃土地，失去了生产资料。少数农民逃避“官差”，转到山中靠打猎为生，转到江中以捕鱼为业，也同样逃不了“搜罗”、“刻剥”的命运。“岩谷”二句，画出了当时四川人民生活的痛苦。最后，诗人在酒店中摄取了利州遗民的一句话：“五十年前的四川多好啊！”其实，五十年前的四川也并不见得好，但和此时的荒凉残破景象相比，五十年前的四川就好得多了。七个字中包含了无限的家国之痛。作者下字很有功力，中四句的“悭”、“失”、“追”、“及”等字，把各种悲惨形象组织起来，有深度也有广度，分寸都很准确，一点也不显得空泛。全诗如实反映了宋元易代之际的社会现实，堪称“诗史”。风格沉郁苍凉，逼近老杜。
（刘知渐 鲜述文）